獨尊的儒家，卻是西漢覆滅的推手，從王莽代漢看儒士們的推動作用

西漢初始元年十二月癸酉朔（公元9年1月15日），假皇帝王莽逼迫年幼的皇太子劉嬰禪讓，自己即天子位，搖身一變成為真皇帝，改國號為“新”，史稱新莽。

王莽成為皇帝后立即大力改制，頒佈並施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試圖為新王朝開創新氣象。但是他的銳意改革不但沒有成功， 反而使得社會民怨四起，動搖了統治的根基，加之漢室劉氏皇族的反撲，王莽的新朝僅僅存在了14年就滅亡了。

曇花一現的新莽朝雖然存在時間短，卻讓中國歷史上第二個大一統王朝的延續出現了斷裂。按照歷史經驗，王朝的更替，天下的改朝換代幾乎都是伴隨著殘酷的鬥爭流血，十分艱難，但王莽的篡漢卻是在相對平穩的過程中發生的，流血也相對較少，除劉氏皇族宗室和少數忠於漢室的臣子們，天下臣民們幾乎沒有多少強烈反應。

事實上，貴族權臣在較小的動亂下推翻現任君主自己當上皇帝的事例不獨王莽一家，後世有曹丕代東漢、趙匡胤代後周、武則天代李唐等。但曹丕是在其父曹操架空漢獻帝多年，自然而然登上皇位；趙匡胤是依靠手中掌握的軍事力量登基；武則天則是以皇后、皇太后之尊臨朝稱制多年，又以武氏外戚及附庸掌握權柄而成。而當我們深入去研究王莽登上皇位的過程，就會發現，王莽這條相對順利的稱帝之路，和後世這幾例皇帝有著完全不同的軌跡，他的背後有一個強大政治之手在推動著這一切的發展，那就是西漢的儒士集團。

一、儒士集團對王莽代漢改制的支援

王莽的代漢稱帝，並非一夜之間登頂，而是自陽朔三年（公元前22年）進入朝廷中樞起，到初始元年（公元9年）逼迫劉嬰禪讓，歷30年，期間經歷政治鬥爭的起伏，王莽每次都憑藉儒士集團在輿論上為其搖旗吶喊，推波助瀾，從而在權力的臺階上走得越來越高。

當時的幾位名儒，在王莽代漢改制過程中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劉歆：西漢儒學經學家。為王莽主管禮樂制度，以儒家經學理論為王莽造勢，為王莽的“國師”。

孔光：孔子十四世孫。任大司徒時與大司空彭宣推薦王莽復任大司馬。

孫陽：名儒。新莽朝時封地理侯，實施井田制的核心人物之一。

張邯：西漢經學家、名儒後蒼弟子。新莽朝時任大長秋，實施井田制的核心人物之一。

張竦：名儒杜鄴弟子。與陳崇聯手上奏章稱頌王莽，為王莽塑造個人形象。

陳崇：南陽名儒，王莽親信官員，新莽朝成立後，為監軍，鎮壓反莽起義。

這些名儒，在當時或名動天下，或身居高位，或出身名門，均依附在王莽羽翼之下，併為鷹犬，為其獲取更高的權勢而謀策使力，至於其他朝野間的儒士為王莽聲援吶喊者更是不計其數。儒士們為王莽的關鍵助力有如下幾次：

第一次：

永始元年，長樂少府戴崇、侍中金涉、胡騎校尉箕閎等人，

“皆當世名士，鹹為莽言，上由是賢莽。”

，他們進言的結果，使得王莽在漢成帝心目中樹立了“賢人”的形象，不久，王莽先後受封新都侯、騎都尉兼光祿大夫加侍中，步步高昇。

第二次：

元壽二年，大司徒孔光和大司空彭宣，兩人皆是當世大儒，位列三公，兩人推薦之前因政治鬥爭而免職的王莽再次出任大司馬，結果是王莽官復原職。又由於當時漢平帝年幼，於是

“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

，王莽再次把中央權力牢牢抓在手中。

第三次：

元始四年，朝野儒士八千多人上書，請求為已經貴為“安漢公”的王莽加封，王莽被任命為“宰衡”，後又加九錫，位列三公及諸侯王上，王莽的政治地位進一步上升。

第四次：

元始五年，以儒士為主的群臣向王太后上奏，請求王莽代行皇權，以天子身份行事。於是王莽

“服天子韍冕，背斧依於戶牖之間，南面朝群臣，聽政事。”

，稱為“假皇帝”，成為實際上的皇帝。

第五次：

初始元年，太學生、梓潼縣儒士哀章偽造祥瑞“金匱圖”、“金策書”，雲王莽為“真天子”，又在文中捏造所謂輔國佐政大臣十一人，獻給朝廷。王莽藉此機會，逼迫王太后交出傳國玉璽，令劉嬰禪位，終於，王莽

“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

王莽就是這樣在朝野間儒家士林這股巨大的力量推波助瀾下，一步一步走向了權力的巔峰。

在王莽封安漢公，加九錫的208年後，東漢末年的一位小名喚作阿瞞，大號名為曹操的權臣有樣學樣，也封魏公，加九錫，成為東漢帝國事實上的統治者，帝位觸手可及，儼然翻版的王莽。但曹操的依仗，主要是武人的“刀把子”，而王莽的憑藉，更多是儒士的“筆桿子”和“嘴皮子”。從另一個角度上來說，西漢正是亡於儒士之手，這對於“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武帝以後的西漢統治者來說，不能不說是個極大的諷刺。而一向以“三綱五常”為道德標準，強調“事君以忠”的儒士們，在當時為何支援作為臣子的王莽推翻漢家君主呢？

二、儒士們支援王莽的深刻原因

漢武帝採取儒士董仲舒之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家在政治地位上得以大大提高，但儒士們也很快發現了一個尷尬的現實：漢武帝雖然將儒家思想確定為國家的主流思想，但漢武帝本人及其之後的西漢皇帝在治國方略上卻實行的是“外儒內法”，骨子裡仍然是法家思想，儒士們的所追求的以周禮為基礎的禮樂制度下的“聖人之治”根本沒有建立的機會。

漢元帝劉奭為太子時，十分喜愛儒家思想，向其父漢宣帝進言重用儒士，漢宣帝一言道出了皇帝們對於儒家的真實看法：

可以說，

“霸王道雜之”

，就是漢武帝以來三代西漢皇帝的根本治國方針。而意識到太子對於儒術的偏好會影響到將來的政局的漢宣帝，發出了

“亂我家者，太子也！”

的擔憂。

漢宣帝一語成讖。太子劉奭即位後，是為元帝。元帝大量任用儒士為臣，為今後的儒臣把持朝政埋下了隱患。

至成帝時，儒士已經遍佈朝野，而王氏外戚的專權，也為王莽的崛起奠定了基礎，而王莽的出身言行和政治理念決定了儒士集團將其視為推行儒家政治制度的最佳帶頭人。

1.王莽的出身言行被儒士視為同道中人

王莽出身於外戚貴族，父兄高官輩出，家世顯赫，在王氏外戚專權的當時，是有可能進入權力中樞的。而王莽自己受過良好的儒家教育：

“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

。陳參為當時名儒，經學大家，王莽為其弟子，自然也是儒士一員，就被儒士們視為同道中人。而王莽所表現出來的言行，如

“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

、

“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

、

“勞遺其師，恩施下竟同學”

等行為，十分符合儒家思想中的道德標準。所以在儒士們的眼中，王莽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階趣味的人。而一個出身高貴，將來可能擁有極大權力的儒士，更可能是一個有益於儒家的人。

2.王莽的政治理念符合儒家理想

儒士們的政治理想是什麼？他們到底想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社會制度？儒家的創始人孔子十分推崇周禮：

“周監於二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

，並一心想要恢復西周制度。儒家先師的這一理想，就被後世儒士們奉為圭臬。西周制度作為儒家理想中的完美社會制度，幾百年來在儒家士林中傳頌著，嚮往著，並努力推行著。然而，即使是好儒的漢元帝，大量任用儒士為官，也沒有想要按照周禮來建立儒家心目中理想制度的意思。在儒生遍佈朝野的西漢後期，當朝雖然有孔光、劉歆等大儒身居高位，但他們沒有大的政治野心和政治手腕，也就談不上大力推行周禮制度。這不能不讓許多儒士們感到十分失望。他們迫切需要一位既崇尚儒家思想和制度，又能掌握上層權力，又又有足夠，出來建設他們的“理想國”。

元始四年（公元4年），在加封“宰衡”之後，王莽

“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

，並召集名儒十一人，收集並講授儒家經典。尤其是興建的明堂、辟雍、靈臺，都是記載於《周禮》等儒家典籍的西周祭祀、教育、天文機構，在儒家理論體系中更是意義重大。王莽的這一措舉，立刻在天下儒林間引起了轟動，他們確認過眼神，王莽就是那個“對的人”。而王莽也不孚儒家眾望，代漢稱帝后，立刻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從官僚制度、社會制度、經濟政策、貨幣政策，乃至軍事政策，樁樁件件依著周禮來，所表現出來的政治理念，更是高度契合儒家理念。

當然，王莽無疑是有著自己的政治野心的，在權力的慾望和算計下，無論他的復古式改革是出於自己原本的政治理念還是為了迎合儒士集團的政治理想，在客觀上都起到了建立儒家政治制度的作用，實現了儒士們數百年來夢寐以求的理想，儒士們對他的支援，就是理所當然的事。

3.王莽與儒士集團是互相利用的關係

王莽與儒士集團的合作，並非是你儂我儂，郎有情妾有意的兩情相悅，而是基於政治利益的互相利用。王莽需要儒士集團的鼓吹來幫助他塑造形象，掌握輿論，鋪平稱帝之路；儒士們則需要王莽來實現他們基於周禮的政治理想。

按說，新朝初立，劉氏宗室仍在，天下尚未完全心服，對統治者來說，當務之急是儘可能減少事端，度過這一段過渡時期，以控制全域性。但王莽在登基稱帝后頭一年就急不可耐地開展了一系列轟轟烈烈的改革，改革內容是建立基於周禮的儒家理想中的社會制度。這種急於改革的做法，有王莽自身的儒士政治理想所在，也未必沒有想要討好儒家士林的想法。從當時來說，並不是所有人都支援王莽的代漢，如王莽的老師陳參及其父親陳鹹，在王莽篡漢後拒不在新朝做官；東郡太守翟義更是起兵反莽。王莽天真地以為，只要按照儒家的理想改革建立起“聖王”時期的周禮制度，就能夠獲得所有儒士的支援，其政權就穩固了。

然而，這種基於自身利益的相互利用一旦遭遇政治上的風暴，雙方就背叛之如棄敝屣。為新莽管理經濟的羲和（大司農）魯匡本為名儒，王莽稱帝后，魯匡秉持王莽之意制定“五均六筦”經濟政策，結果導致工商業凋敝，民怨沸騰，於是王莽

“左遷魯匡為五原卒正，以百姓怨非故。”

，成為王莽失敗政策的替罪羊。“國師”劉歆，最後因圖謀劫持王莽事敗而自殺；那位因獻“金匱圖”和“金策書”而使王莽藉機走出代漢最後一步的儒士哀章，更是在王莽死後投降了漢軍。

諷刺的是，當初劉歆等名儒們以儒家經典以及“天人感應”之說牽強附會為王莽爭權稱帝造勢，但王莽稱帝后，天下蝗災乾旱連年，災難不斷，按照“天人感應”的說法，也屬於

“人君不德,謫見天地,災異婁發,以告不治。”

的“天怒異變”，然而擁立王莽的儒士們，大多數對這一切卻集體無視失聲。

王莽的代漢改制，可以說是儒家思想的一次實踐試驗，新莽朝的覆滅成為儒家思想發展的轉折點，儒士們認識到，一味復古，依著周禮照葫蘆畫瓢的結果是

“不順時令，百姓怨恨”

。從此以後，儒術依然是社會主流思想學說，儒士們也依然遍佈朝野，但他們不再追求照著周禮臨摹社會制度，而是轉向了道德精神和價值觀的建設。

參考史料：

《史記》

《資治通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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