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政治倫理思想在諸子的基礎上，增添了其濃厚的神秘化氣息

從董仲舒政治倫理建構的內在邏輯來看，其兼納諸子以成新說的理論表徵是極為明顯的。與諸子不同的是，董仲舒的政治倫理思想，表現出了較為濃厚的神秘化氣息，與將倫理思想法制化的表象。

因此，後世學人對董仲舒譭譽不一，其倫理思想在中國傳統文化發展中，也被認為是流毒與啟迪並存。尤其是五四新文化運動與此後的批孔批儒運動，更是將董仲舒置於眾矢之的。對此，如若不加釐清，難免會造成歷史性的誤讀與曲解。

客觀地講，董仲舒的政治倫理思想，作為漢代的一種文化現象，隨著其賴以產生的時代背景的消逝，早已隱退於歷史與政治的舞臺。但是，傳統儒家倫理文化，作為中國倫理文化中的重要一脈，它所映射出的倫理理性與文化精神，在歷經千百次的批判之後，應該會不斷地綻放新的魅力與光彩。

儘管，一直以來就伴有不少質疑的聲音。然而，事實並不盡然。例如先秦時期的儒家與道家、墨家、法家也曾相互攻訐與詆譭，諸家文化非但沒有在咒罵之中消失，反而吐故納新、精純以進。即便是歷經焚書坑儒之劫難也未曾絕跡，可謂秦火難滅真精神。

在先秦時期的儒家先哲那裡，所謂優良政治，就是幻想著有德之人主導政治，以儒家的禮樂教化，來維繫政治與社會秩序的和諧。這種圍繞著人或者說，人治而設計的政治理想藍圖，無論是在理論邏輯上，還是操作機制上，都存在嚴重的致命傷，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走向了教條和極端。

用現在眼光來剖析這種理想的設計，無論是孔子還是孟子，他們政治藍圖的設計，只是停留在政治制度設計的技術層面，而沒有觸及到政治制度設計的根本性問題。

他們渴望賢人求世、君子求世，他們甚至期望著從政掌權後的賢人、君子們能以自律，來達到約束慾望的目的，這種期待，無論是在二千多年前的先秦時期還是在今天，都只能是一種奢談。

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碾碎多少文人政客的理想與夢幻。逝者如斯，歷史也許自有不可逆性；與其期待這種偶然性的重現，不如積極尋求制度之常規。在實際的政治動作過程中，他律要比自律來得有效。這也許才是避免人亡政息的先決條件之一。

萬古長夜，誰為燭炬，苦海無涯，誰為槳楫。在皇權至上的時代，也許正是董仲舒的神學矇昧主義，藉著神秘的力量在信仰與現實、政治與道德之間制約著人君與皇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