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對伍子胥鞭屍的評價是否影響了後世的私仇氾濫？

公元前506年，吳楚之間發生了一場激烈的戰爭，吳軍在闔閭和孫武的率領下幾乎覆滅了楚國。吳軍破郢之後，不僅佔據了楚國的宮室，擄掠了楚國公族乃至於楚昭王的夫人，更有甚者，作為原楚國臣子的伍子胥竟然把已經過世的楚平王的屍首刨出來，鞭屍三百，作為臣子報復君王的手段可謂是已經用到了極致！

伍子胥究竟是否鞭屍，在史學界是有爭議的。目前主要說法有三種，一是，鞭屍；二是；鞭墳；三是，伍子胥根本沒有參與吳國的破郢之戰，因此，根本不存在鞭屍或鞭墳。筆者在此文中並不是來分析這三種說法孰是孰非，而是從這個事件發生時孔子對此事的評價來分析孔子的治國思想。

孔子，作為儒家學說的代表人物，一字臧否就能夠使亂臣賊子懼，其雖沒有在春秋末期的政壇上發揮出很大的作用，可是卻在輿論界裡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同時，孔子學生滿天下，這些人基本上都在列國做官，會把孔子的思想傳輸到各地，並且把孔子治國的理念應用在治國之中，因此，孔子對此事的態度尤為重要。

以筆者粗淺的知識，認為儒家學說在春秋末期最為重要的是《禮》在實際中的應用。因為自從周平王東遷之後，周朝已經處於禮崩樂壞的局面，因此，孔子才積極倡導要恢復周禮。只有恢復了周禮，國家才會有秩序，列國紛爭的局面才可以在根本上得以緩解。可伍子胥鞭屍或者鞭墳之舉，徹底打破了春秋時期岌岌可危、勉強維持的《禮》的最後一絲臉面，作為一心恢復周禮的孔子對此絕對是應該大加撻伐，並且把伍子胥罵的體無完膚才是，可事實卻令人大跌眼鏡。

孔子和伍子胥是同時期人，吳國破郢之戰絕對是春秋末期最大的一件事了，作為著名人物的孔子是不會不知道的。如果孔子站出來對此事大加撻伐，也應該是一件轟動的事情。可是，就在大家滿懷期望的時候，孔子卻並沒有對此事發表意見，只是在一次回答學生問題的時候，輕描淡寫的表達了自己的觀點。

這次的問答內容如下：

學生：“笞墓何名乎？”

孔子：“子之復仇，臣之討賊，至誠感天，矯枉過直。乳狗哺虎，不計禍福。大道不誅，誅首惡。子胥笞墓不究也。”

從二人的問答中，我們可以得知以下資訊：

其一、伍子胥沒有鞭屍，只是鞭墳。其實，鞭屍和鞭墳只是手段不同，程度不同而已，其性質是一樣的。

其二、孔子把“子之復仇，臣之討賊“放在同等高度，認為私仇和國仇只要是精誠感天，即使手段惡劣，都算作矯枉過直，可以原諒。

其三、把伍子胥鞭屍或者鞭墳的罪責推到吳王闔閭身上，因為他才是破郢的首惡，正是因為吳軍破郢，伍子胥才有機會鞭屍，因此，吳王闔閭是首惡，必須追究。而伍子胥是脅從，可以不問。

孔子究竟是出於何種考慮給了這麼一番評價，筆者作為歷史後進，確實是百思不得其解。不過，孔子的這種思想卻在後世留下了很深的影響力。這也是我們在史書中經常會看到兒子為了給父親報仇，就可以隨意殺死仇家，官府不僅不予以處理，反而認為兒子孝心可嘉，殺人是為父報仇，應予赦免。可是這樣一來，社會道德和輿論或許站在殺人者一邊，可是法律的尊嚴何在？社會秩序何在？

孔子看似輕描淡寫的一番話，卻反映出了其思想中對法律的淡漠，他認為社會秩序應該是在社會道德層面上來建立的，而社會道德的標準是由周王室來制定的，違反了他，就是失禮。因此，他認為伍子胥鞭墳或者鞭屍是桀犬吠堯，不僅不應予批判，反而應予以鼓勵。可是，孔子卻嚴重忽視了一點，那就是伍子胥鞭屍那是私仇，根本不是秉承著吳王闔閭的意旨去鞭屍的。楚平王雖然和伍子胥的仇恨很大，但畢竟是伍子胥過去的老闆，鞭老闆的屍，無論從哪方面講，都嚴重違反了孔子追求的周禮，由此看來，孔子的思想也是有其矛盾之處，無法自圓其說。後世人認為既然孔老夫子都對這種事情不持反對意見，也就有樣學樣，釀成了後世私仇氾濫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