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人在書房佈置，筆墨紙硯消費上，為何那麼奢侈？

引言

明代文人在書房佈置，筆墨紙硯消費上，為何那麼奢侈？——文化教育消費在明代政府重學、大興文教、廣開科舉的背景下，教育蓬勃發展，書院教育興旺發達，明代教育的不斷髮展使得整個社會的文化水平得到了極大的提高，士人所需求的文化教育消費方面也有了很大的突破。

一、文人書房佈置消費

文人書房的內部陳設毋庸置疑，私家造園一直都是社會地位的標識，也是當時所有奢侈消費中耗資最巨、炫耀性最明顯的行為，

嘉靖中葉以後，江南城市流行起一股建豪宅和園林的奢侈風氣，

如何良俊所言：

“凡家累千金，垣屋稍治，必欲營治一園。若士大夫之家，其力稍贏，尤此相勝。大略三吳城中，園苑棋置，侵市肆民居大半。”

謝肇淛的《五雜俎》雲：

“縉紳喜治第宅，亦是

一蔽

，當其壯年曆仕，或鞅掌王事，或家計未立，行樂之光景皆已蹉跎過盡，及其官罷年衰，囊橐滿盈，然後窮極土木，廣侈華麗，以明得志”。

依山傍水的私家園林固然讓人趨之若鶩，在這種風氣的帶動下，庶民之家也

“屋有廳事，高廣倍長，率仿效品官第宅”，但是並不是人人都有一定的經濟基礎去建造，許多相對較為貧苦計程車人也希望在喧囂的市井生活中尋求一處安靜之地，相較於整個生活空間，

文人的書齋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場所之一

，書室是最能夠體現士人清雅情趣和文化品位的地方，其中晚明文人對裝點書房尤其獨具視角。

凡是古代的讀書人，大小總得有一間書齋，書室內的擺設大部分都簡單整潔，意趣盎然，如隱士陶淵明：

“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窗明几淨，壁掛無絃琴，案置文典，手把壺殤，自飲自酌，一時興起，則撫琴長嘯，這種怡然自得的生活令人嚮往。

書屋的面積不大，但要求明淨，需要神清氣爽，方可精神專注。

到了明中後期，不僅僅文人雅士擁有自己的書房，這種生活空間開始被大眾所模仿

，範濂在《雲間據目抄》中就對這種書房普遍化的情況抒發過自己的感嘆：

“尤可怪者，如皀快偶得居止，即整一小憩，以木板裝鋪，庭畜盆魚雜會，內列細棹拂塵，號稱書房，竟不知皀快所讀何書也”。

書房本來是士人最為珍視的場所，一個具有儀式化的空間，如今卻成了最為人輕視的皀快家中一個可有可無的多餘之地。

《味水軒日記》中也有對文人書齋內佈置的描述：史君樓在南濠上，甚小。入乃不覺小，其內為南牖下置一幾，以布幕之，設筆墨研。著壁乃所常觀書百許帙。當窔鋪木榻，容一人臥。榻北長桌亦堆書，不甚多，則古簡奇牘，非常觀，間展一二，以驅煩發清者。南面頓二繩床，西臨壁，架木階十有一級。

並階又一桌，亦微設玩物。中桌恆虛之，鼎盂瓶合之屬，與文房器，分閣諸桌上。左右壁懸佳圖畫，楣間扁曰小樓。筆墨紙硯、長桌木榻、書籍玩物均需要士人購而得之，他們往往選取一些符合自己身份及權力的物品來佈置自己的書齋，以此來突出與普通人的不同。

二、筆墨紙硯等文具用品的消費

筆墨紙硯是士人讀書寫字必備的工具，是文人的常用物品。

文人在書齋中首需的就是書房的文具

，

“高子曰：文房器具，非玩物等也，古人云：‘筆硯精良，人生一樂’”，可見筆墨紙硯等文房書寶是不可或缺的。

明代重學文化傳統深厚並且科舉制發達，遂使豐衣足食的家庭都要令其子弟去讀書應考，筆的巨大需求量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筆又屬於易消耗品，

“邇來墨法愈精愈奇，不遜古人。邇來墨法愈精愈奇，不遜古人。惟箋楮鮮得佳者若。若縛筆一技，殆已絕矣。索價彌昂，一管不足兩三日之用，可嘆也。”

有時一支筆也就能用兩三日，所以士人們需要經常購買，並且有的常常一次性購買很多。

明代市場上筆的種類很豐富，並且講究技藝

，江南之地是全國精工的聚集地，當時流傳著

“天下筆工，惟稱吳興雲”的說法，好筆造價不凡，制筆之技掌握的人也少，“筆以吳興人制者為佳，其所謂狼毫、羊毫、兼毫者，各極其妙”，毛筆的筆頭以兔毫、狼毫、羊毫毛為主，種類齊全，制筆之技十分繁雜。

好筆要選毫，毫中的剛柔不同，好筆需要選最健的兩三根，方能經久不散，因此好筆很難得

。

吳興之筆，自兔毫外，還有鼠毫、羊毫兩種，後來又改為用兔毫為柱，羊毫輔之，剛柔適宜，成為

“鉅細”筆，一管值錢

100

文，士人為了購得好筆不遠萬里，可見對文房用品的熱愛。

三、士人特殊性身份的表現

明代

“湖筆”聲譽日盛，制筆業主要以湖筆為主，代替了宣筆的煊赫地位。浙江吳興先後出現了馮應科、張進中、陸文寶、陸繼翁、王古用、施文用等制筆名家，

他們精雕花飾，不惜成本，御筆多出自他們之手，以致湖筆聲譽日起。

當時的湖筆已經取得天下眾筆之冠的地位，士人們自然由衷感嘆並且不惜重金購買，湖筆價格，在嘉靖中期，大概是用銀一分，就可以買到一枝上好的湖筆。至嘉靖末期，其價上漲，一枝湖筆需銀三分，到了萬曆年間，一枝湖筆甚至賣到三錢銀子。

至於不是那麼富裕計程車人，他們用筆耗費量也很大，毛筆書寫、練習書法，

“費紙筆如山”，

他們所用的筆大多以羊毫毛為主，因為羊毫毛不但柔軟，而且耐用，價格比較便宜，易於購置。

筆的消費量大面廣，在士人的文化消費中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有些人又追求佳品，貂鼠毫是湖筆中最為奢侈的一種，多是有經濟實力的人才會大量購買。

墨是士人揮筆的必需品，文人在選墨時都擇取精品，可見墨的價值也不盡相同，精品的墨與珍寶同價，

只有有錢計程車人才能使用上好的墨。

明代最為貴重的墨，當屬徽州人所制的徽墨，

“凡造貴重墨者，國朝推重徽郡人”，徽墨隨著藝術品的商品化，成為了官僚權貴世家、士紳相互饋贈的禮物。

文人鬻書賣畫，都離不開墨，制墨者的增加與文人兼做制墨成為一時風氣，形成了歙派和休派，開拓了更廣闊的市場。到了明末，吳名望、吳去塵之墨廣泛流行於市場，墨市場上的種類非常豐富，這反映了士人墨消費品種的多樣化。

文人對墨的要求不僅僅是適合使用就滿足了，更要講究它的奇妙，品質精美的好墨流傳到後世才能依然如漆，精墨難得，於是文人也視墨為寶。

文人的審美趣味很快就成為文化市場上的風向標，因此文人也更加熱衷於對寶墨的蒐羅。

紙出現在生活的各個領域，本文討論的是書寫所用的紙，

“紙的消費”僅限於文化用品，讀書人寫字都要用紙，可想其需求量之大，歐陽修就曾記載：“張友正，鄧公之季子，少喜學書，不出仕，有別業價三百萬，盡鬻以買紙”。

此人把三百萬的家業賣掉，全部用來買紙以學書法，雖然可能有些誇張，但是費用之多毋庸置疑

。明代江南紙的生產主要在杭州和湖州盛產竹、桑的縣內，如餘杭、錢塘、富陽等縣，

筆紙

出現在士人的日常生活中，必備的就是宣紙，當時有

“紙不如舊”之說，廟市所售皆為舊紙，“宣紙至薄能堅，至厚能膩，箋色古光，文藻精細。

有貢箋，有綿料（式如榜紙，大小方幅，可揭至三四張，邊有宣德五年造素馨紙印），後則有白箋（堅厚如板，兩面砑光如玉），有灑金箋，有灑金五色粉箋，有金花五色箋，有五色大簾紙，有磁青紙（堅韌如段素，可用書泥金）。

宣紙，以陳清款為第一，外則有薛濤蜀箋，鏡面高麗箋，松江譚箋，新安仿宋藏經箋等，皆市。

”

在廟市上所售賣的紙的型別很多，紙的等級也不盡相同，可供文人選擇，紙也有供人賞玩之列。

明代端硯流遍天下，其實都是福建人所造的贗品。在士人的文集中，有多處對古硯珍視的記載，硯的使用關乎文人的創作過程，購得自己心儀的硯臺是一大樂事，

士人對硯本身的價值還是及其關注的，他們注重硯的質理與發墨

，

“只要質理細，發墨易，便是佳硯”，即使雕琢精美，若品質欠佳也只能當作裝飾，“所琢之硯皆是棄材，不過陳設案頭，與假古銅磁飾觀而已。”

好硯自然為人所追崇，且不易得，不是行家的人不容易鑑別硯的價值。相反，士人們有自己的鑑硯之法，他們不僅僅追求古硯之名，更加註重其收藏的價值，這與其他人逐名硯的初衷是不同的

。

明代的硯不僅僅作為一般的文化消費品被消費，很大一部分也被買來作為收藏品，喜歡並設法藏硯計程車人比比皆是。

除了筆墨紙硯最基礎的文具用品，士人還有許多收置文事用品的器具

。

結語

總的來說，明代文人

在使用文事用品的收置器具時

也

注重雅俗之分，挑選精雅的物品放置在書桌上，這也是

當時

士人特殊性身份的一種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