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兩都的制度形成，對上都文學活動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興盛與沉寂：英宗朝至元亡（1321-1368）。

文臣扈從制度的形成直接推動了上都文學活動的繁榮。至元二十二年（

1285

）大都新城建設竣工，以大都為冬都、上都為夏都的兩都制度形成，對上都文學活動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上都由實際上的唯一都城的地位變成了夏都，大多數文臣只能透過扈從才能有機會來到上都。而每年的扈從人員“皆國族、大臣，及環衛有執事者”，對於漢族文臣而言，有的“仕至白首，或終身不能至其地也”。

對地位較高的北方文臣而言，這一局面一直延續到成宗、武宗朝，對地位更低的南方文臣而言，扈從上都的機會極為渺茫。直到漢文化程度較高的仁宗即位，才有極少數在成宗、武宗朝就任職翰林的南方文臣得以扈從上都，如四明人袁桷、貢奎就是這一時期較早來到上都的南方扈從文臣

。

因此，在文臣扈從制度未形成之前，上都文人群都未形成一定的規模。同時，英宗以前的扈從文臣大多數都是北方文人，而北方文人由於長期的北方草原民族契丹、女真的遼金統治，以及同時北方的地緣關係，北方文人對居庸關以北的兩都景觀，乃至豐富的草原文化都不存在陌生感。

大多數文人來到上都並沒有太大的驚奇感和創作衝動，因此，北方文人主導的上都文學活動時期，無論在作品創作上，還是文學活動本身，都缺少活力，沒有形成較為活躍的文學交遊文人群，作品體現出的情感也較為平和、舒緩。

隨著帝王對漢文化認識的不斷加深，以及元朝統治所面臨的現實問題，從仁宗朝開始，元代歷史進入了文治時期，文臣在社會秩序和文化建制的使命和價值逐漸凸顯。與上都文學活動關係最為緊密的文化政策，即英宗至治元年

（

1321

）文臣扈從制度的形成，在上都形成以扈從文臣為核心的文人群。

同時，帝王巡行上都一切政務從簡，文臣在上都四五個月的生活又十分閒暇，因此，上都文學活動必然進入繁榮期。直到順帝至正十八年（

1358

）十二月，上都城被紅巾軍攻陷，“上都宮闕盡廢，大駕不復時巡”，歷時

37

年。

1321

年仁宗

去世

，英宗即位，直到至治三年（

1323

），英宗南坡被弒，在位僅三年。英宗在文化建設上，繼續推進前朝的漢化政策，即位之初設立上都翰林分院，建立了文臣扈從制度，直接推動了上都文學活動的興盛。同時，元廷的其他文化政策也壯大了扈從文臣隊伍。

1324

年，泰定帝即位，開設經筵講習制度，皇帝巡幸上都時經筵扈從。泰定三年後，又歷天順帝、文宗、明宗、文宗復位的政權頻繁交替，只有較好的漢文化修養的文宗在位時間最較長。

文宗是元代歷史上少有的有為之君，在位期間，開奎章閣，建學士院，延攬名儒，講授儒學，撰《經世大典》，壯大了文臣的隊伍，很多翰苑文臣一生扈從多次，有的還因身兼數職，多重身份扈從上都十數次，如虞集，曾任職國子助教、翰林編修、翰林直學士、經筵進講官、奎章侍講學士，一生扈從數十次。

至順三年（

1332

）文宗去世，

7

歲的寧宗即位

43

天死去，次年（

1333

）順帝即位，一般來說，元代的歷史也進入了後期，但是，對上都文學活動而言，依然保持強勁態勢，處於興盛期。順帝在位

35

年，即位之初的八年間，罷科舉，撤奎章閣，改為宣文閣，元代文化環境遭到了破壞。

1341

年脫脫“更化”，推行一系列文化建設和恢復經濟的措施，復科舉制，置宣文閣，復太廟四時祭；主持編寫宋、金、遼三史；開馬禁，減免稅收，放寬對漢人、南人的政策等等，直到至正十四年（

1354

）脫脫被流放宣告失敗，這十三年，被文人們認為是盛世重現，這距離紅巾軍攻陷上都僅

4

年之隔。

更為重要的是，順帝朝兩都巡幸期間，文臣扈從制度並沒有受到社會動盪等的影響。相反，在順帝停止兩都巡幸之前的二十餘年時間裡，由於科舉制推行，遊歷之風繼續興盛，南方文人大批進入京師；

一批文人透過科舉登上文壇，成為翰苑文臣，他們更有機會扈從上都，與北方扈從文臣一起進行豐富的文學活動，成為上都文學活動的核心成員。

而更多的南方文人，在忽必烈朝江南訪賢、仁宗朝推行科舉、文宗朝建奎章閣等大型文化舉措的引導和激發下，或出於尋求政治出路，或出於觀風觀禮，或慕名流等心態，紛紛遊歷兩都，因此，英宗到順帝朝迎來了元朝有史以來最為壯大的遊歷文人隊伍。

在上都，他們透過鄉邦之誼、友朋關係等紛紛與上都的扈從文臣進行積極的文學交遊。他們不僅成為這一時期上都文學活動的重要成員，而且隨著他們的南北流動，成為上都文學活動與大都、南方文壇聯絡的重要紐帶。

上都文學活動的興盛期，上都文人群在地域構成上，以南方文人為主，改變了興起、發展期以北方文人為主導的局面。在上都文學活動成果上，以南方文人創作最多，南方扈從文臣，如虞集、周伯琦、胡助、張昱、楊允孚等創作了大量的作品，輯為十餘部詩集；南方遊歷文人，如迺賢、塗穎、韓與玉等也有非常積極的文學活動。

而南方文人從心理和情感上說，對一直處於文化中心的北方地域無不向往、對草原文化無不充滿新奇和興奮感、對自己能夠生逢大元一統之世無不對其盛大感同身受，這些都從文人的內心激發他們的創作熱情，進行活躍的文學活動，是南方文人帶給上都文壇最為重要的變化，也是南方文人帶來了上都文學活動的繁榮。

當然，並不是說這一時期北方文人退出歷史舞臺，相反，北方文人在南方文人所營造的創作氛圍下，文學活動也較之前活躍很多，他們與南方文人一起，共同創造了元代有史以來上都文學活動最為繁榮的局面。

上都文學活動的繁榮主要表現在文人創作熱情高漲，文學活動積極。繁榮的開端始於英宗至治元年（

1321

），江浙人集賢直學士袁桷與東平人翰林待制王繼學、翰林學士李伯宗、都事陳景仁、潘景梁、李彥方應奉等一同扈從上都積極的唱和雅集活動。

一行六人在前往上都途中就十分興奮地開展唱和，“曉渡桑乾雪新作，倚松參坐鬥題詩”；到了李陵臺，他們“漢武不知歌四牡，千年競作五言詩。”；行走於馳道則“侍獵能追上林賦，登臺願繼栢梁詩”；到達上都，則“樂府新填更進詩”；上都宮廷內宴進行時，則“宮詞久矣無王建，把筆爭傳應制詩”。

可見文人們唱和、競詩作賦的活躍程度。更具體一點，僅從今存的少量詩作就可看出，他們之間兩兩相互之間的唱和也很頻繁，袁桷與李伯宗的唱和有《伯宗再次韻復敘舊》三首、《和伯宗詩》等，與李彥方的唱和有《李陵臺次韻李彥方應奉》四首、《再次韻答李彥方》。

王士熙與李伯宗的唱和有《上京次李學士韻》

4

首，袁桷與王繼學的唱和有《次韻繼學途中竹枝詞》十首、《次韻繼學竹枝宛轉詞》十首，王繼學又將己作寄給正在大都的好友馬祖常，又有《和王左司竹枝詞十首》等，這次扈從上都的唱和還有很多，只是作品多已不存。

這樣活躍的文學活動的開展，在英宗以前是從未出現的，從上述創作最為豐富的袁桷、陳義高、馬臻、陳孚、劉敏中、馮子振等詩集或作品中即可看出。而且，文學活動更加多樣，可以說，雅集唱和、贈答酬應、序跋題畫、談詩論曲等各種形式都在這一時期得到積極的開展。

這一時期，文學活動成果也很豐碩，幾乎每個前往上都文人創作熱情都很高，即使情緒低落，也以詩詠懷，

“日長始退，恆兀兀獨坐，閒得朋友歌詩，率爾賡和，心有感觸，亦形詠歌”，今存的上都文學活動成果的

80%

都是這一時期創作的。

當

然，這一時期創作豐碩最明顯的標誌是十餘部詩集的出現，如袁桷英宗至治元年（

1321

）的《開平第三集》、至治二年（

1322

）《開平第四集》；文宗至順元年（

1330

）胡助《上京紀行詩》；柳貫《上京紀行詩》；

順帝至正十二年（

1352

）周伯琦《扈從詩》、後至元三年

（1337）

許有壬《文過集》

（

120

首）、楊允浮《灤京雜詠》、張昱《輦下曲》、至正九年（

1349

）《元上京紀行詩》總集等。

除這些詩集外，在別集中還存有個別文人的大量的作品，如釋楚石梵琦《北遊詩》

100

餘首、胡助《純白齋類稿》

50

餘首、周伯琦《近光集》近

70

首、虞集上都詩作

50

餘首、許有壬《至正集》

60

餘首、馬祖常近

100

首等等，不一一列舉，這些個人的上都創作規模，足以與詩集並列。

正如揭傒斯所說：“自天曆、至順，當天下文明之運，春秋扈從之臣，涵陶德化，苟能文詞者，莫不抽情抒思，形之歌詠。”在這樣的高漲的創作熱情下，上都文學活動興盛，也是一種必然。

這一時期上都文學活動不僅形式多樣，文學創作內容豐富、題材多樣、文體眾多。除了詩詞曲序跋碑文等外，還出現了之前從未有的短小精悍的筆記，如楊瑀《山居新語》記錄了上都風俗、文人活動、自然景觀、文人作詩、宋恭帝妃殉節之事、順帝朝丞相伯顏在上都剿滅燕帖木兒手下將領傳聞等。

熊太古《冀越集記》卷下記述了蒙古族傳說、上都動植物稀有物種、開平路等，孔齊《至正直記》對上都義雁、巡幸上都、開平建城等都有記錄，豐富了上都文學作品形式，在內容和風格上與詩文等作品互補。

這一時期還形成了上都文學創作風貌和詩學觀念。伴隨著豐碩的上都文學活動成果的出現，為詩集、作品題詠序跋數量也就多了起來。

如吳師道、貢師泰、虞集等為黃溍《上京紀行詩十二首》組詩題跋，虞集、呂思誠、王士熙、陳旅、柳貫、吳師道、蘇天爵、宋濂等為胡助《上京紀行詩》詩集題跋，揭傒斯、王沂、歐陽玄、謝端、許有孚等為許有壬《文過集》題跋，歐陽玄、賈祥麟、王逢等為周伯琦《扈從集》題跋等等。

而這些序跋題詠，對上都創作觀念、審美功能、文學精神等方面也形成了相對一致的詩學觀念，如

“觀風備覽”與“傳盛世之音”詩學功能觀、“山川發雄文”與“率爾賡和”的詩歌創作觀，以及對盛世文風的自覺追求。

這對上都文學創作最終形成的盛世文風起到引導作用。同時，上都文學創作由於文人性情、身份、宗教信仰、社會地位、到上都的目的等不同，上都創作又呈現出豐富多樣的風格。

順帝至正十八年（

1358

）上都被紅巾軍燒燬，直到元末的

10

年間，停止了兩都巡幸，上都文學活動沉寂，至正二十八年（

1368

），明軍攻下大都，元室北遷，順帝逃遁到上都。就在北逃之際，作為元廷官吏的劉佶創作了《北巡私記》，以及順帝在上都所轄地應昌的懷念兩都之歌成為上都文學活動終結的標誌。

結語

《北巡私記》記順帝倉皇北逃之事，全書記載至正二十八年（

1368

）閏七月至三十年正月期間之事，按照時間分為順帝一行離大都赴上都、北走上都途中、順帝在上都理政、從上都走應昌等四個階段。所記對逃亡的路線、途中的狼狽情狀、蒙古貴族間的傾軋及腐朽劣跡等，這成了上都文學活動終結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