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雷發的政治理想與江湖詩派的家國意識（一）

樂雷發的政治理想主要體現在他以“道”為核心的狀元策之中，他強調“以道

淑

天下”，認為只有天下之人皆以“道”行事，才能正其心，明其德，化其風俗，從而實現政教清明，家國繁榮。樂雷發的這一政治理想正是江湖詩派家國意識的體現。

01

樂雷發的思想淵源及理學背景

宋明理學形成於北宋時期，是封建社會後期的統治思想，從其產生到結束歷時七百年之久，是歷史上統治時間最長的文學思潮，這一風靡全國的時代思潮影響了大多數學者，樂雷發也不例外。

理學家弘揚儒家倫理，肯定封建倫理的合理性和權

烕

性，要求人民自覺服從封建道德的統治，安於義命，同時又強調“仁政”，要求統治者“存理滅欲”，不要過度剝削人民，由此可見理學對於鞏固宋王朝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起到了重要作用。理學以儒家倫理為核心，吸取佛道的宇宙觀和思辨哲學，綜合儒釋道三家思想，並在此基礎上進行再創造，可以說理學的產生是在這種歷史發展的驅使與三教融合的文化背景下產生的。

宋代理學由“宋初三先生”胡瑗、孫復、石介始倡，至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而發展，再至朱熹、張栻而完成。石介等人開啟了

理學

借

儒家經典創立理論體系的序幕，但真正的奠基人則是周敦頤和張載。

周敦頤的主要著作是《太極圖易說》和《易通》，《太極圖易說》論述了宇宙的生成根本是無極，又由無極派生出太極、陰陽、天地和五行，解釋了宇宙萬物的來源，同時他又提出了“主靜”的修養工夫，主張“無慾故靜”，這開啟了後世理學家“存天理，滅人慾”的思想先河。《易通》中以“誠”為核心，認為：“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又

認為“誠乃五常之本，百行之

原

。”

“誠”既關涉到了宇宙論，又關係到道德論，體現了宇宙論與道德論的統一。樂雷發在《擬長沙訪姚雪篷至永而返賦此為寄》中寫到：“通書多似易，論語不言誠。”還有他在《登濂溪太極樓》中提到的“萬里粲良言，一誠貫元造。”可見他對周敦頤理學思想的接受與繼承。與周敦頤不同，張載則認為宇宙的本源是“氣”，世間萬物都是由“氣”所構成，氣聚則為萬物，散則為虛空，即太虛。既然宇宙都是由“氣”所形成，那人和物的區別透過什麼表現呢，對此張載提出了“理一分殊”的思想。天地間只有一個普遍意義的“性”，人與物的最大差別就是所稟賦“天性”的程度不同，

這就又涉及到“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的概念。“天地之性”是純粹至善的，而“氣質之性”由於人的慾望而具有惡的一面，但人可以透過學習和道德修養，克服“氣質之性”而復歸“天地之性”，這就要求人要剋制自己的慾望，以免損害“天理”，由此張載提出了“存天理，滅人慾”的理論，這一理論被後代理學家所推崇。

二程概括總結了張載“理一分殊”的思想，認為萬事皆來源於“天理”，“天理”是不依賴於物質世界而永恆存在的，二程的“天理”還有著封建道德的意思，認為封建主義等級制度也是“天理”的反映，人們必須遵守，誰若反抗這種壓迫和剝削誰就是違背了“天理”，所以二程提倡的是一種“安於義命”的人生哲學，其實質就是要讓人順應天理、服從天命。二程還發揮了《大學》中“格物致知”之說，並賦予了新的思想。

他們認為“格物致知”的目的在於體會萬物皆來源於一理，即“天理”，人們“格物”的目的不是要認識客觀真理，而是要在心中恢復“天理”。朱熹繼承和發展了二程的“天理”論，認為理是宇宙本源，“合天地萬物而言，只是一個理。”他還繼承了“理一分殊”的理論，認為“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

根據張載提出的“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朱熹提出了“天地之理”和“天地之性”，並對此理論分析

的

更為深刻、細密。對於“天命之性”他和張載的觀點大致相同，認為“天命之性”無不善，對於“氣質之性”他則作了許多論證

朱熹認為人按照氣質不同分為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學之和困而不學四等，人的所有精神品質都是由所稟賦的陰陽之氣與五行之質所決定的，人的善惡，剛柔均受氣質的影響。樂雷發繼承了張栻、朱熹等人的性命之說，認為天道體現在人身上有“天命之性”與“氣質之性”，這在他的狀元策中多有體現。

朱熹的認識論則是發揚了二程的“格物致知”之說，認為格物致知的目的在於“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求世故”總而言之就是要達到至善的境界。宋代理學發展到朱熹這一時期已非常興盛了，當時朱熹、張栻等理學家紛紛授徒講學，高揚理學、道統。

到了慶元年間由於統治集團內部的權利鬥爭造成了“慶元學禁”這一禁斷理學事件，理學受到很大打擊。直至宋理宗重新高舉理學大旗，理學思想的統治地位才開始確立，這一時期繼承理學思想的便是真德秀和魏了翁了，樂雷發的詩歌中也多有對他二人高舉理學大旗的敬畏。真魏二人繼承了程朱理論，認為天

主宰

萬物，人稟賦天命具有仁義禮智之性，他們還繼承了程朱“窮理”的認識方法和“持敬”的涵養工夫。由於當時世風日下，習俗敗壞，他們提倡的理學更注重封建綱常名教的道德教化作用。

以上所述理學主要強調的是程朱一脈，對於邵雍的象數學思想、陸九淵的心學等都未曾涉及，這主要是因為詩人樂雷發所受影響的理學主要來源於程朱和湖湘學派的緣故。

樂雷發一生以道學者自居，他在《狀元策》中說：“臣自幼以來，所學者道”，可見其從小就接受道學，並以之為傲。在對答理宗策問時他不斷強調“以道淑天下之士”，要求統治者在各方面灌輸道的思想，處處以道為尊，事事以道為本。在選錄人才方面他認為“求天下之士以文，不若淑天下之士以道。”

以道

獲得

之士才是真正擁有良好品德並能改變世風的真正賢才。他強調“辭章本乎理致，經義求其指歸”，提出“國家之大體，其本在於仁”，這些都是他思想中的道學精粹。在策問中樂氏還大談性命義理之學，提出“學術以性命為本，才智以氣節為先，選舉以公正為要，教養以師表為重”，這種講實用、廢虛文、覓真賢、揚正氣的主張使得他成為繼“濂、洛、關、閩”之後的一派道學家。

在樂雷發的詩歌中也可看出他對理學的推崇。

除了樂雷發，江湖詩派其他詩人也深受理學思想影響，諸如劉克莊、林希逸、戴復古、曾極等人，無論是他們平淡沖和的詩作還是其窮達適性的人格無不體現理學思想的影響。

02

樂雷髮狀元策中的道統論

韓愈在《原道》篇中提到：古來聖賢之道“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w而在此後

道

就不得相傳了。樂雷發在廷對之策中延續了韓愈所說的道統

由此可見，樂雷發所言之道乃古先賢聖王所傳之大道，是宋明理學所闡釋的具有儒家義理之道，他在狀元策中引用了儒家經典對“道”的精妙闡釋。

大學所要教給人們的“道”在於彰顯恢復人來自於上天所賦予的光明清澈的本性，這樣個人就達到了一個完美的境界，但這還不夠，個人的獨善其身還不能達到徹底的“明德”，一個真正有著完美德行的人必然還要透過自己去感染他人、關心社會，使人人自覺向善，改變社會風氣，就像孔子所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只有這樣才算是真正實現了“道”。

《中庸》《大學》所說的“道”傾向於道德論的含義，它強調人透過自我修養，不斷向內追求自己善良的本性，使上天所賦予的善良本質普遍具體地呈現於一切人倫活動之中，從而達到一個完美的境界，這個完美境界的極致便是“道”了。

樂氏認為，天道創生，使萬物得以生成存在，天道表現在人身上便是“性”，“天命之性皆善而無不惡”，這就繼承了朱熹、二程、張栻等人的性善論，即“天命之性”都是至善至美的，人稟賦天之理表現出具有仁義禮智四端之性，這種純粹至善的性便是“天命之性”。

這樣的表述將人性中的四德與天道相聯絡，體現了道德論與宇宙論的統一，把封建義理、道德規範提升到了一個至高無上的“神”的地位，為封建等級制度的合理性提供了依據。“天命之性”是純粹至善的，但現實社會中的人卻有善惡之分，對此張載提出了“氣質之性”的概念，二程對此也有所發揮。

03

結語

“道”是樂雷發思想體系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在狀元策中他反覆強調“淑天下之士以道”，他認為知“道”便可使世人重義理而輕利祿，知廉恥而少欺騙，知愛民而少暴虐，從而達到賢士出而天下治的理想局面，由此可見樂雷發所說的“道”便是上文所闡述的一種至誠至善的道德境界。

樂雷發本人雖然沒有系統的哲學著作，但從他在策對中不滿士大夫只會空談義理而不知“善若何而明，身若何而誠”，“物若何而格，知若何而致”。所提出的“明善誠身”“格物致知”等概念，可知他繼承了二程、朱熹等理學家的思想，而且非常注重“道”的實際功用，這也許是繼承了湖湘文化尚實精神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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