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化史》——明代的文化專制一取士與文化專制之科場案「二」

《明史》稱：“自太祖重罪劉三吾等，永、宣間大抵帖服。”（《明史·解縉傳》）但從永樂間起，便不斷有科場案發生。永樂五年（1407年），閣臣解縉被謫外任，其根本原因固然是因為他於議定皇儲時支援太子朱高熾，遭到漢王朱高煦的陷害。但是其被謫外任的理由卻是永樂四年丙戌科考試時“廷試讀卷不公”（《明太宗實錄》卷五二）。

《明太宗實錄》記：“壬寅，上御奉天殿試禮部選中舉人朱縉等二百一十九人。”又記：“乙巳，上御奉天殿閱舉人對策，擢林環為第一，賜環等二百一十九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再記：“上慮禮部下第舉人中或有遺才，復親試之，得文學優等二十一人，各賜冠帶。簡周翰、藍勗進學於翰林院，李弼為漢府伴讀，王樂孟等十八人肄業於國子監，以俟後科。”

看起來永樂四年（1406年）丙戌科確實發生了問題，這在解縉後來為藍勗所作的墓誌銘中亦可得到證明：“永樂四年春，天下士會試南宮。狀出，囂然稱屈。聖天子臨軒複試副榜三百三十有一人，餘友藍君勗中第二名，特賜冠帶，同進士及第，入翰林為庶吉士。”（解縉：《解文毅公集》卷一三《翰林藍君日省墓誌銘》）所謂“狀出，囂然稱屈”，即參與會試的舉人認為取錄不公，乃至有成祖對副榜士子重行廷試：“是歲，仍取乙榜舉人廷試，擢周翰等三人進學翰林，餘除學官。”（《弇山堂別集》卷八一《科試考》）

這次為成祖奪位後的第二次會試，第一次會試本應在永樂元年（1403年），但因前一年，即建文四年，“靖難之役”尚在尾聲，各地未及進行鄉試，只得依次推後一年，至四年復依子午卯酉年鄉試與辰戌醜未年會試之制舉行。因此，四年丙戌科會試也是成祖奪位後第一次依制舉行的科試，他當然不願意因會試士子鬧事而造成不良影響。這次科場案於史書中未見明載，大約也正在於此。解縉以廷試讀卷不公獲罪，雖源於立儲之爭，亦絕非“莫須有”者。

三年後，翰林院侍講鄒緝、左春坊左司直郎徐善述為主考，掌七年（1409年）己丑科會試。試後御史劾出題《孟子節文》《尚書》《洪範九疇》偏題，鄒緝等俱被下獄。究竟如何偏題，史未明載，但成祖玩科試於指掌，則史有明鑑。

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甲辰科，廷試時原取第一名為孫曰恭，成祖認為曰恭二字合而似一暴字，有彰其暴政之嫌，遂改取邢寬為第一名，而降曰恭為第三名。以邢寬音同於“刑寬”，乃稱：“孫暴不如邢寬。”（同上）這正是成祖標榜寬仁之時，也是他剛剛詔令停止追治所謂建文“奸黨”之時。一次科舉取士，於是也成了他表示寬仁的機會。

▲陳循

永樂以後，科場案更頻有發生，加之官員們相互攻訐亦多以此為由，伺隙劾奏。如景泰七年（1456年）丙子科，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劉儼主順天府（今北京）鄉試，因當時內閣大學士陳循、王文之子均未取中，遂遭彈劾。

內閣大學士陳循、王文等言，考中譯字官劉淳送試不中為失舊制。詔儼等回話，宥之。王文、陳循又言，循子瑛、文子倫不中式，為考官忽略之故，又出題偏駁，犯宣宗御諱。（《弇山堂別集》卷八一《科試考》）

陳循在彈劾劉儼等人時，即舉洪武三十年丁丑科之例，請治以重罪。

在試題文字中找尋紕漏，附會成獄是非常容易的，頻多的科場案反映了明朝文化專制的程度。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禮部尚書周洪謨等奏：“本年《天下鄉試錄》，文多乖謬，乞將考試官訓導黃奎追奪聘禮，行巡按御史提問。”（同上）憲宗從之。

素材來源：《明代文化史》 作者 ：商傳

圖片來源：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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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明十三陵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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