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雄煉成記:曹操是什麼時候變壞的？

觀點與視角：曹操是什麼時候變壞的？

曹操是歷史上真實存在的人物；也是《三國演義》這部小說裡的一個藝術形象。這兩個“曹操”既是一個人，又不是一個人。

為什麼這麼說，因為歷史上真實的曹操是一個模樣，而在文學作品裡，透過藝術家的加工潤色，雖然名字相同、生存的歷史時期相同、平生重要事件大體相同，但那個以藝術形象存在的曹操已非原始模樣。

因為任何一個人，都不是出身年月、籍貫、學歷、工作經歷或者大事概要可以反映其真實面貌的。人是有思想的，人與人最大的差異在於思想。而一個人的思想則是隱藏在肉體的深處的。

倘若一個人自出生以後就馬不停蹄地寫作，但那些文字也僅僅能反映他豐富的內心世界的極小一部分，就像冰山顯露一角，而更豐厚深邃的部分依然難窺其貌。

所以說，不論透過史書看曹操，還是透過小說看曹操，都是無法真實還原和體現曹操作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的真實狀況的。人作為萬物之靈，作為地球上最富有智慧的生物，其創造力和魅力的源泉也恰好就在於這種不可測性和神秘感。

本文既不迷信《三國志》等史書，也不偏頗於《三國演義》的小說演繹，試圖從人的角度，或者說人性演化的角度，探討一下曹操的“心路歷程”。

曹操的戲曲形象更是不可信的。戲曲裡的曹操，奸詐、貪婪、好色、欺君罔上、殘暴不仁，渾身上下除了缺點還是缺點，是徹徹底底、自內而外、內外一致的乏善可陳。而事實上，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人是至惡的。人性總是有惡有善，每一個念頭興起，善與惡總要爭執一番，勝利次數最多的那個，就決定了一個人的屬性。

《三國志》雖說是史書，但中國的史學有“春秋筆法”傳統，即使一個書寫歷史的人如何讓自己保持冷靜、客觀，即便他努力恪守尊重史實、重現真相，但人總是感情動物，那一念間的取捨就決定了筆下文字的味道和帶給讀者的觀感。

曹操是世代受漢朝廷的俸祿，享受過劉氏王朝的恩惠的。但他後來卻以保漢為名，奪取了劉姓皇帝的權力，自己做了一個無名有實的皇帝。至於他的兒子曹丕，則直接奪位，連一個皇帝的虛名也沒有給劉姓人留下。

從“子承父業，兄終弟及”的封建世襲思想來說，江山不論怎麼樣朽壞，即使是個傀儡，劉姓人待在帝王寶座上就是合理合法的；食君之祿，忠君之事，任何接受過主子恩惠的人，不論出於任何目的，都不能損害主子的利益，否則就是不忠。

所以，曹操因為兒子，也因為自己，實實在在地成了一個“吃裡扒外”、謀逆篡位的奸臣。《三國志》有為他洗白的企圖，但不完全；戲曲則純粹就不打算為他洗白，“只有更黑，沒有最黑”；而《三國演義》在努力“黑”他的時候，“奸雄”曹操又不經意地流露出了某些怎麼抹也金光閃閃的細節。相信這不是作者羅貫中的疏忽，作為一個成熟的文學家，有意而為之的嫌疑很大。

綜合文學作品、藝術形象和戲曲表演，曹操總歸是一個壞人。哪怕他是才華橫溢的“建安七子”之首，哪怕他是東漢末年一個很富有實幹精神的政治家、軍事家，哪怕他曾經大力推行屯田制度，減少了北方地區農民的稅收負擔。這都改變不了曹操的“壞”。

曹操的“壞”主要是因為“奸”：反叛漢室，奪取皇權，這是奸臣的極致；奸詐，不厚道，不正直，壞主意多，喜歡欺騙別人，這是壞人的標誌。作為臣子的“奸”與作為人的“奸”兩者屬於互為目的和手段的關係：唯有擅長使用奸計的人，才能成為實現奪位目標的奸臣；心裡因為懷著篡權謀位的惡毒主意，曹操就必須變得奸詐狡猾，否則夢想總歸是夢想。

但曹操並非天生就是奸詐的壞人。5歲的時候，祖父患急病去世；公元166年，朝廷爆發黨錮之禍，12歲的曹操還跟著家人坐了一回牢房。可能從物質的層面講，曹操比當時的很多同齡人生活優渥一些，但這次坐牢近一年的經歷，也至少可以說這個孩子的童年是不完全幸福的。

而藝術作品對他的這段幼年經歷忽略不計，只是說他自幼不好讀書，喜遊樂歌舞，甚至還有他與袁紹去偷窺人家新娘子的記載。這麼說，無非就是想塑造一個不務正業的紈絝子弟的形象麼。從長遠講，不過就是為了證實，這個孩子的壞是根子裡帶來的，天生的。

這種藝術手法讓人感覺很幼稚，至少比一個10來歲的孩子幼稚。按照常理，一個孩子貪玩一些，調皮一些，不是很正常嗎？倘若一個小孩整天說聖賢之言、行聖人之事，滿腦子的宏圖偉略，這個孩子八成不正常。

20歲的時候，曹操以舉孝廉進入仕途。這個問題值得爭議，倘若曹操真是書上說的那樣，那他就不符合當時朝廷取士的“賢良文學”、“賢良方正”、“孝廉方正”、“孝悌力田”其中任何一個標準。

那麼他的入仕只有兩種可能，一種是透過家族勢力獲得舉薦，一種就是按照當時“人才品評”的規矩，由著名的人才品鑑師許勳給評語，然後朝廷依據評語選用。但不要忘記，許勳給曹操的評語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有“奸雄”二字，誰敢用這樣的人。所以第二種可能是不靠譜的。

曹操的第一次入仕是不順利的。4年以後，宦官殺了曹操的堂妹夫，又殃及池魚，罷免了曹操的官職。從自幼坐過牢，好不容易謀個職位又被免了這些經歷看，幼年、少年乃至青年時期的曹操是不得志的，也可以算作是當時漢室朝綱崩壞，奸臣弄權，政治鬥爭白熱化的受害者。拋棄了一些刻意抹黑的情節，這個時候的曹操是不壞的。

在老家過了三年冬春讀書、夏秋狩獵的逍遙日子，曹操又被朝廷徵召了回去。因為黃巾起義爆發了，朝廷捉襟見肘，人才匱乏，能夠想起曹操，多半也是“筷子裡面選旗杆，矬子堆裡拔將軍”，“病急亂投醫”的抉擇。

歪打正著，被選中的曹操沒有令朝廷失望，帶領區區兩千人去平叛，居然仗打得有模有樣，還建立了功勞。這是曹操軍事才能初步的顯現，或者是一次錘鍊。也因為這次，他才以才幹引起了朝廷的關注。這個時候，曹操剛好30歲。“三十而立”，他是憑藉才幹真正讓自己具備了“立”的勢頭。

這中間發生了兩件有趣的事，兩件事史書上語焉不詳，藝術作品隻字未提，但這兩件事不容忽視。一件是曹操拒絕了漢朝廷東郡太守的任命，不知道什麼原因。第二件是有個叫王芬的官員謀劃刺殺漢靈帝，不知道怎麼就想起了拉曹操入夥。當時年輕氣盛、滿腔忠義的曹操自然不會上他的賊船。不久後，曹操又設法將王芬給殺了。

曹操35歲的時候，何進的驅虎滅狼之計變成了引狼入室，董卓帶兵進京了，立時朝堂內外烏煙瘴氣、雞犬不寧，皇帝、大臣、百姓死傷無數，個個惶惶不可終日。董卓很欣賞年輕而富有才幹的曹操，就設法拉攏。這個情節很重要，所以在史書和小說、戲曲中都沒有繞過去，或者有意忽略。董卓拉攏了，但小說裡將後續發展演繹為曹操明面上表示順從，實則尋找機會刺殺董卓，於是上演了一出“孟德獻刀”的驚險場面，結果行刺失敗。

而事實上，曹操沒有接受董卓的拉攏腐蝕，很果斷地拒絕了。行刺也罷，拒絕也罷，總歸他是不屑於或者不願意與董卓這樣的人為伍的，這是一個無法扭捏的事實。直到這個時候，我們看到的曹操依然是一個年輕氣盛、忠心耿耿，甚至有些冒失的人，絲毫沒有壞或者奸流露出來。

不論行刺失敗還是拒絕拉攏，總歸京城是待不下去了，曹操唯一的選擇就是迅速逃離。單人匹馬，風餐露宿倒也無所謂，但他這不是逍遙自在的旅遊，沿途畫影圖形緝捕，處處官兵排查搜尋，數千里路的亡命生涯，時時處處都暗伏殺機、隱藏禍患。我們可以設身處地地設想一下，一個人處在這種情形之下的時候，該是何等的恐懼、孤獨和無助。

智慧總是誕生在苦難和折磨之中。任何一個人處在這樣的情景下，都必須克服慌亂、恐懼、孤獨，調動起所有的求生欲、警惕性、判斷力，才能獲得更多的生存機會。這樣的境況，也極容易激發出人類動物性的、近乎本能的一面。因為相比之下，動物的這種逃生能力和警惕意識要比人類更有效。

這次逃亡的經歷，對曹操的心性磨練和心態轉變的作用是不可忽視的。我們可以說曹操就是在這個過程中變壞的，因為一個規規矩矩、老老實實的人，很容易就被董卓的人馬抓捕回去，按照董卓的心性做派，一旦被抓回去，百分百確定：曹操的人生履歷就要終結在35歲。唯有比對手更奸詐、更機敏、甚至更兇殘，他才有更多活命的籌碼。

《三國演義》和戲曲作品顯然是認可曹操的這種轉變的，因為給逃亡途中的曹操設計了殺害呂伯奢一家的情節。呂伯奢是曹操世代交往的故人，逃命到河南滎陽，曹操投奔呂伯奢，呂伯奢是個典型的厚道人，就熱情款待，並安排家人殺豬伺候，自己則去市集打酒。結果好心當成驢肝肺，曹操以為呂伯奢家人要殺自己，就搶先出手，殺了呂伯奢一家。途中又遇到買酒回家的呂伯奢，再次果斷出手，殺人滅口，防止呂伯奢告發自己。

小說中設計這樣的情節，一個目的就是為了證實曹操的因為過度恐懼而激發出來的獸性，以及嗜血成性、毫不留情的殘忍。另一個目的就是為了順理成章地引出那句自私自利暴露無遺的名言：“寧可我負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負我”。順便又設計了一個陳宮作為旁證。試想一下，曹操果真有此齷齪想法，怎麼可能當著別人的面坦蕩蕩說出來？

這個情節是不可信的。從一個人心性發展的一般軌跡而言，與其說曹操是從這個時候變壞的，還不如說是因為這次逃亡的經歷而開始變得成熟的。因為這一次在體力、心智方面的極端考驗，曹操在思維模式方面一定會一改以往的單純和直接，更加沉穩和周祥一些。經歷過這樣一場一個人的戰鬥，一個人也必將變得更加堅強，對於內外部局勢的判斷，以及個人優劣勢的評估，也將更加準確一些。

也就是從此之後，曹操才真正開始了他作為一個政治家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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