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學是壓制君權的學說，形成了理高於勢，道統高於治統的政治理念

文 吳建設

程顥說“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程氏遺書卷十一）［145］p522-523。

許多人受到長期灌輸的影響，認為程朱理學所謂的“理”只是侷限在社會倫理的範圍內，其實這是根本錯誤的，程朱理學的理是自然萬物的理，探索自然事物的道理，本身即是理學中非常強調的一環！

正因為此。著名的中國科技史家李約瑟對朱熹非常推崇，他說“朱熹是‘中國歷史上最高的綜合思想家’”。他認為程朱理學本質上和辨證唯物主義沒有區別。李約瑟還說程朱理學“反映了近代科學的立足點”，“和近代科學上所用的某些概念並無不同”。他還明確地說：“理學的世界觀和自然科學的觀點極其一致，這一點是不可能有疑問的。……宋代理學本質上是科學性的。”

再說程朱理學在社會倫理內的觀點，就拿一直以來最受人詬病的理學主張，“存天理滅人慾”來說吧，揆情度理，髮根究源，其並非是禁慾主義，而只是說把人的慾望控制在一個合理的範圍內。

“存天理，滅人慾”，問題不是如何解釋“滅”字，而是如何解釋“人慾”。在程朱理學中，人慾是有特定含義的概念，與人慾對應的概念是人心，

“‘人心’泛指一切慾望，‘私慾’則專指過分追求利慾，違背道德原則的慾念，所謂‘存天理，滅人慾’，並不是去除一切‘人心’、一切感性慾望，而是以道德意識克服違背道德原則過分追求利慾的意識” ［1］

“站在理學的立場上，夫婦之間的性關係不僅是人倫的正當表現，甚至具有天地合德的本體涵義，而為滿足自己的私慾引誘己婚的異並破壞他人的家庭便是人慾，這個界限是不言而喻的”（同書第2頁）

按照有些人的可笑理解，理學家既然要去人慾，滅人慾，那大概應該象和尚一樣才對了。

因為理學家的主張實質不過是把人的慾望控制在合理範圍之內，而不可讓其過度放縱。如果以此指責理學，那就相當荒謬了，難道在現代，我們就鼓吹放縱人的慾望？難道在西方國家，官方宣揚的道德倫理是鼓吹縱慾的，是不約束人的慾望的？只能說胡扯。

更何況從程朱理學創始人以及明代諸多理學家的言論行為來看，他們所謂的“存天理，滅人慾”，其矛頭鋒芒主要是指向君主帝王統治者等統治者，而不是指向被統治者。

為了說明這點，我們不妨列舉幾個重要代表人物的言行。程顥曾經對宋神宗說“人主當防未萌之慾”，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為卿戒之。’及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

程頤是程顥的弟弟也是程朱理學的創始人，他“在為皇帝講書的時候，扳著面孔，一副十分莊嚴的態度。有一年春天，他看到小皇帝依著欄杆折柳枝玩，他就教訓皇帝：‘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使得皇帝很不高興。類似的事情不一而足。程頤當時以皇帝老師自居，一切無所顧避” ［2］

朱熹選編的《近思錄》中二程說的話“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這同樣是對統治者說的話。

朱熹自己的一段話能更充分的說明問題。朱熹在寫給別人的一封信中說

“老兄視漢高帝唐太宗之所為而察其心，果出於義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若高帝，則私意分數猶末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於人慾也，直以其能假仁藉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知術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惜，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公、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朱文公文集》（四部叢刊初編縮印本）卷36，頁579 ）［3］

在這段話中，歷來被歌頌的英君明主漢高帝唐太宗，在朱熹看來都不過是“假仁藉義以行其私”，籠罩在帝王身上那層神聖高貴的面紗，被朱熹毫不留情面的撕了下來。既然中國歷史上最英明最聖賢的君王都不過如此，那麼其他皇帝如何就更可想而知了。應該說，朱熹的話已經是從根本上動搖了君主專制的理論基礎。

程朱理學到了明代又如何呢？應該說在明代知識分子那裡，理學仍舊是限制君權，防止專制最重要的思想的武器，同時也是促使他們研究自然規律的指導思想。

就前者來說，前面曾經舉過呂坤的言論“廟堂之上言理，則天子不得以勢相奪，即相奪而理則常伸於天下萬世”，呂坤正是明代信奉程朱理學的正統思想家的典型代表。再比如大批東林黨人，提出“天下之是非，自當聽之天下”的高攀龍等人，本身也是尊崇理學的。

就後者來說，明代諸多科技論著如《本草綱目》《天工開物》《徐霞客遊記》《物理小識》等的作者，其研究記述的動機本身也都和理學所說的“格物致知”有直接關係，如“明朝末年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今天已經是世界聞名的偉大著作。他的兒子李建元在《進〈本草綱目〉疏》中說，此書‘雖命醫書，實該物理’。就是說，這是一部探求物理的著作”［4］

也正因為探求事物的道理，格物致知本就是理學的應有之義，所以“他們的活動，當時就得到了社會的支援。徐光啟的工作，獲得了崇禎皇帝的支援。李時珍的書，由當時的文壇領袖王世貞作序，後來由朝廷命令刊行。而象《天工開物》等一問世就受到了社會的熱烈歡迎，並且一再刊印（在清朝該書瀕臨失傳，後來從國外圖書館重新引回中國）。而象徐霞客遊記同樣是明朝當時江南文人的領袖錢謙益，對徐霞客進行了最大程度的讚揚，甚至提出了‘徐霞客精神’這樣一個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