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商入仕的重要途徑之一就是捐納，這代表了官商合流的現象

中國封建社會以儒家思想為指導，士農工商其中正統的社會等級，官本位觀念深入人心，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理念，也成為傳統根深蒂固的信仰。然而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官商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甚至出現了二者合流的現象。

一般而言，官員與商人界限縮小、走向合流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各個歷史時期不同的時代背景，使得官商合流表現地或隱晦或活躍。這種現象在明清時期變得日漸明顯，當今錢神為貴，儒術道消，知己之士可以閉門不出矣。

明清時期，商人地位上升，已經成為資本主義萌芽下的必然結果，官僚與商人兩大階級界限逐漸縮小。傳統士人在這一大環境下，不得不作出惺惺相惜之態，無奈慨嘆世態炎涼。晚清時期，民族資本主義，在西方資本主義的入侵下起步、發展，社會商業化。

除此之外，政治腐敗之風愈演愈烈，其重要表現之一——捐納的盛行成功地把政治權力，大規模商業化，無疑在更大程度上，肯定了政治中權錢交易的存在。

官商之間的合流更為加劇，這不僅表現在原本處於傳統階層士農工商中，最底層的商競相入仕做官、躋身官場由商入官，而且高高在上計程車、官也開始嚮往從商、涉足商業，有一部分還成功轉型為商，完成了由官入商，在這一過程中甚至出現了一個，介於官與商之間的特殊階級——紳商。

紳商亦商亦官，是連線官與商的特殊群體，在政治生活與經濟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紳商階級的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中，捐納制度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中國傳統價值觀裡，做官入仕、擁有社會地位，是讀書人的最終追求與最高理想，而商人被勾勒成唯利是圖、精明算計的小人形象。無論是士人官員，還是布衣百姓都以出仕入相為榮，以逐利經商為恥。

然而在重農抑商的大背景下，官與商兩大看似不可逾越的階級，從未停止過接觸，並且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官商合流逐漸成為一種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歷史上的官商合流很早就已出現，官商現象古已有之，其發跡可上溯春秋戰國。春秋時期商品經濟發展自由，許多諸侯國都把發展商業，作為國家富強的重要手段。

由此可見，春秋時期商業與商人，得到了很大程度地重視，甚至推崇重財為商，輕視仁義士宦。這也使得社會階層等級界限模糊，官商合流出現。戰國時期，各國陸續步入封建社會，為了更好適應封建土地私有制，和日漸集中的中央權力，重農抑商理論開始甚囂塵上。

最初把確立農業為本思想的，是魏國李悝變法、秦國商鞅變法，其中都有獎勵耕織的內容，即鼓勵百姓進行農業生產，士農工商也理所應當地成為，封建社會正統的社會秩序。秦漢時期，重農抑商政策，是政府大力推行的統治措施，商人群體因而遭受到巨大打擊。

漢武帝還透過徵發算緡錢，試圖剝奪商人財產。出於對封建經濟支柱農業的保護，和對中央集權的維護，秦漢後的王朝，都極力提高士人、官員、農民的地位，壓制手工業者、商人的發展。隋唐兩朝曾經明令禁止，從事工商業者入仕為官。明太祖朱元璋，甚至用嚴格限制衣著的辦法抵制商人。

然而，商人一再被打壓，並不意味著官員與商人之間聯絡終止，原本界限分明的兩大階級，從未停止過合流。商人以追逐利潤為目標，儘管為仁義道德計程車大夫所不齒，但金錢的魅力無法抗拒。

有趣的是，在官吏、紳士豔羨商人財富的同時，商人又反過來覬覦官吏的權勢和士人的儒雅，競相鑽營官場，攀援儒林。擁有較高社會地位的官員，在獲得權力的同時想獲取財富，而徒有財富沒有地位的商人，為了爭取權力獲得尊重，也想向高高在上的官員靠攏，這就出現了官商之間的互動。

處在四民之末、備受打壓的商人，為了儘可能保全自身及財富，辦法就是以末致財，以本守之，轉入地主的層次，或是培養弟子讀書，轉入仕的層次。而由商入仕的一個典型途徑就是捐納。在重農抑商觀念根深蒂固的官本位社會，商人要想獲得相對順利發展的環境，不得不倚靠官僚的扶持。

特別是在紛繁複雜的近代社會，面臨國內封建衙門的殘酷掠奪、壓榨，各種沉重的釐稅壓迫，以及國外資本主義的殘忍擠兌、排斥，提高社會地位、掌握一定權力成為保護自己的最有效方法，同時，晚清時出現了千里為官只為財的風氣，做官不僅意味著手握權力，而且有機會謀取更多的財富。

這對於擁有一定經濟地位的商人來說，具有極大的吸引力，透過金錢換取較高的社會地位與一定的權力，是收益大於付出的投資。時間上可以省去棄商從文，寒窗苦讀數十載的辛勞，結果上還可以在維護已有財富的基礎上，進入官僚體系以達到名利雙收。

因此就參與捐納的主體而言，捐納制度所帶來的實際效益不容小覷，這也從另一層面更好地說明了，捐納在歷史上長期存在的合理性，而這種合理性順應了晚清現代化的起步發展，與當時急功近利的社會心態，又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捐納的盛行。

與此同時，政府出於增加財政收入的目的，對報捐者給予很大的鼓勵和優惠，其有獨捐鉅款者，並準專摺奏明，由部核給優獎，以示鼓勵，加恩破格獎勵其富商大賈捐至鉅款者，亦請破格錄用。

光緒時期，捐銀數額較大的商人，有資格獲得破格獎賞或錄用，這極大地吸引了富商入仕，促進了官商兩大階層的階級流動。作為捐納的主要專案之一，捐京官的要求有著嚴格限制，商人以其優厚的經濟實力，成為晚清捐納的主要參與者，由此抬高自己的身份地位。

民族資本家，是伴隨近代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外商企業的刺激而產生的，中國近代商人的最典型代表，也是官商合流的主角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