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混血之美-定窯（下）-沙家櫪

家櫪

藝術家、考古研究者

原創作品

晚唐至“安史之亂”後，全國經濟中心南移，“陸上絲綢之路”衰落，“海上絲綢之路”興起，加上朝鮮半島“新羅梗海道”等原因，中國對外交通史上的北線航路，轉為以南線為主，古明州的海外交通就迅速崛起。至唐晚期，明州港已躋身中國四大港口之列，成為唐王朝向東北亞、東亞開放的核心口岸。僅唐武宗二年（842年）至昭宗天覆三年（903年），中日船舶往來就達30多批次。前來明州經商的還有來自新羅和阿拉伯的商人。

這時晚唐的海上絲路溝通了中亞與明州港的航運，致使中亞地區的瓷器（實為陶器）與中土的定窯瓷器有了很多相互學習的渠道，也不知是中亞陶器影響了定窯呢？還是定窯瓷器帶動了中亞陶器？宿白先生提倡的“對比學”對器物的造型變化、借鑑都有很大的好處，不僅可以在同類作品中尋找對比，還可以在不同的領域、造型上找到相互借鑑和影響的淵源，我們先看看中亞陶器的造型（圖30），

圖30：中亞八世紀彩繪包口陶碗

這件八世紀中亞彩繪包口碗的造型與定窯晚唐白釉包口碗的造型幾乎是完全一樣（圖31），

圖31：晚唐定窯白釉包口碗

這難道是上天賦予窯工們的靈感製作出了同樣造型的器物嗎？這種包口碗的造型不僅在中亞地區廣為流行，同時也在晚唐的北方窯口也十分普遍，現藏於洛陽博物館的唐代鞏縣窯黑釉包口碗也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圖32）。

圖32：洛陽博物館出土的唐代鞏縣窯黑釉包口碗

再來看看中亞地區八世紀彩繪折沿碗的造型（圖33），

圖33：中亞地區八世紀彩陶折沿口碗

這件八世紀彩繪折沿陶器的造型又恰恰與晚唐、五代定窯白釉刻花折沿碗造型如出一轍（圖34），

圖34：晚唐、五代定窯白釉刻花折沿碗

這難道也是一種巧合嗎？恰恰這種巧合又重複在定窯晚唐、五代的雙色釉折沿碗上（圖35），

圖35：晚唐、五代定窯內白釉外醬釉折沿碗

只可惜我們的產品目前還沒有找到一個具體的出土年代可以佐證它們的生產年代，因此還不能確定是中亞陶器在先？還是定窯瓷器在先？總之相互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從這件史前八世紀的古希臘彩陶造型對後市的影響看，這件收藏於雅典國家博物館的彩陶鳳嘴執壺（圖36），

圖36：雅典國家博物館藏史前八世紀古希臘鳳嘴陶壺

卻影響了六、七世紀的定窯青釉鳳嘴壺（圖37），參見《定窯瓷器探索與鑑賞》4-5頁，

圖37：隋、唐定窯青釉鳳嘴壺

這種鳳嘴壺的起源大概應該是古希臘，這種造型不僅在歐洲一直很流行，自遠古到文藝復興，古希臘的鳳嘴裝飾透過古代的絲綢之路流入了漢、唐，尤其是大唐的開放政策吸引了大批中亞商人和文化人奔向大唐，也將中亞文化帶入了大唐，胡人在大唐已經不是啥新鮮事了，西亞文化的輸入給大唐注如了新鮮血液，唐代定窯的許多產品都帶有強烈的“異域”風格，譬如這件唐代定窯白釉雙泥條鳳嘴執壺（圖38）就是改良後的新穎造型，

圖38：唐代定窯白釉雙泥條鳳嘴壺

以及定窯晚唐玉璧底柿紅釉鳳嘴執壺（圖39）又更加本土化。

圖39：晚唐定窯柿紅釉玉璧底鳳嘴花澆

其實我們對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還是太少，有很多資料、器物學都有待有志者去深入研究，不然我們很難拿出足夠的有力證據來證明，就如這件晚唐定窯白釉刻花西亞式壺（圖40），參見《定窯瓷器探索與鑑賞》128-129頁，

圖4：0：晚唐定窯白釉西亞式壺

從造型，到紋飾都帶有強烈的異域風格，但是目前我們拿不出確鑿的證據來說明它的出處，記得在西亞有這種金屬製品。晚唐定窯白釉刻纏枝牡丹紋盤口瓶的造型似乎也是受到西亞文化的影響（圖41），參見《定窯瓷器探索與鑑賞》126-127頁，而更加本土化的傑作，這種大盤口瓶在晚唐的定窯產品中也很流行，

圖41：晚唐定窯白釉刻纏枝牡丹紋大盤口瓶

印尼井裡汶沉船打撈出來的晚唐（Late Tang Dynasty Discoverd in Shipwreck of Indonesia）定窯白釉大盤口瓶（圖42），

圖42：印尼井裡汶沉船打撈出晚唐定窯白釉大盤口瓶

雖然是素面無紋飾，但是尺寸之大也是極為難得的，同時出水的晚唐定窯有些有透雕、刻花、印花等紋飾，充分說明了晚唐定窯的裝飾工藝已經趨於形成，儘管不太普遍，但是裝飾工藝成熟已經是不爭的事實。“泰國南部遺址出土的定窯與鞏縣窯的粗白瓷不同，其胎體薄而堅緻，原料細膩，不使用化妝土，為典型的定窯器形，釉面與胎體結合緊密。器形上更接近晚唐風格，而不是五代和北宋的風格。”（‘泰國發現的九世紀中國北方白瓷’《中國古代白釉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上海書畫社，2005年，－何翠媚、斑臣。）黑石號出水的唐代沉船揭示了唐代海上絲路的事實，大量的陶瓷裝載了滿滿一船，包括長沙窯、定窯、邢窯、越窯等眾多窯口的產品，其中也有不乏明顯受到西亞文化影響的鞏縣窯鳳首執壺的身影（圖43），

圖43：黑石號沉船出水唐代鞏縣窯鳳首大執壺

以及河北地區出土的晚唐、五代定窯素三彩（圖44）也都帶有西亞文明的影子。

圖44：現藏河北省博物館晚唐、五代定窯三綵鳳嘴執壺

公元842年，也就是唐會昌二年，一位名叫李鄰德的明州商人駕駛木帆海船自明州港啟程，沿海北上到達了朝鮮半島和日本。自此這條海洋航線不但將三地緊密地聯絡在一起，還成就了明州作為海內外貨運中轉站的地位。明州港的海外交通隨之迅速崛起。至唐朝末年，明州港已躋身中國四大港口之列，成為唐朝向亞、非、歐通商的核心口岸。日本學者木宮泰彥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將公元782-1191年間中日貿易往來作了統計，中國商團由明州啟程，來往於日本達百多次，平均三年往返一次，帶去大量絲綢、瓷器、書籍、出售，販回砂金、水銀和錫。明州便已躋身於中國東南沿海名港之列，透過隋代開鑿的大運河，明州城中的貨物可直接運抵當時的國都長安，水路通暢。宋室南遷後，明州港的海外貿易地位更加突出。慶元元年（1195年），明州港成為中國與日本、高麗等商貿往來的唯一港口。這使得商船相繼從明州港出發，駛向日本的博多口岸。史料記載，當時兩國交易的商品中，運去的貨物以絲織品、瓷器、工藝品、文房用具等為主。當時，寧波的工匠也頻頻前往日本。1976-1984年，在韓國新安海底打撈出一艘沉船殘骸與2萬餘件瓷器，28噸銅錢及少量金屬、木、石製品。經研究，這是一艘由中國泉州製造，約於元至治三年（1323）從明州（元朝時稱“慶元府”）港起航的海船，再次印證了寧波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 同時在中國東海海域，由河水和海水混合形成了一股沖淡水性質的沿岸流，其路線隨季節更替而不同。夏季，東海沿岸海水向北流，與長江水和錢塘江沖淡水匯合，形成沖淡水流，向東北與對馬暖流相接，這個時節船舶適宜北航。冬季，長江流量大減，東海沿岸流減弱，在偏北季風吹送下，長江沖淡水與錢塘江沖淡水匯合，沿浙閩海岸南下，這個季節船舶適宜南行。寧波恰恰處在海流線路交匯區域。這就給航海時代的船舶航行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宋代朝廷對市舶貿易十分重視，制定和實施的一系列政策，使明州的海外貿易呈現前所未有的繁榮。面向日本、高麗、東南亞、西亞乃至地中海、非洲諸國的貿易往來，南宋中期後，南亞諸國商人往來頻繁，東向日本輸出的商品主要有錢幣、瓷器、香料、書籍、字畫、絲織品等，日本運來貨物主要有黃金、木材和硫黃等；運往高麗的貨物有茶葉、瓷器、絲織品等，進口有人參、麝香、紅花等，明州港便成為東西方文明碰撞的“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港口。《寧波港史》記載，這一時期，西亞的波斯（今伊朗）商人經常來明州做生意，當時的政府還專門在波斯商人聚居地設定了一個“波斯館”，波斯商人在附近還造起了清真寺，他們長期聚居的街巷稱波斯巷。兩浙路絲綢生產規模大、技術精、品種增多，內陸的名窯輩出，指南針的發明、羅盤的應用、活字雕版印刷發明，使這些先進技術透過明州輸往海外。古代的陸路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開啟了中西方政治、經濟、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惠及了數十個國家、地區，凝聚了古代中西文化的智慧結晶，如今重提一帶一路政策，重啟中西政治、經濟、文化的大融合，必將結出更豐盛的碩果惠及世界人民。

晚唐至“安史之亂”後，全國經濟中心南移，“陸上絲綢之路”衰落，“海上絲綢之路”興起，加上朝鮮半島“新羅梗海道”等原因，中國對外交通史上的北線航路，轉為以南線為主，古明州的海外交通就迅速崛起。至唐晚期，明州港已躋身中國四大港口之列，成為唐王朝向東北亞、東亞開放的核心口岸。僅唐武宗二年（842年）至昭宗天覆三年（903年），中日船舶往來就達30多批次。前來明州經商的還有來自新羅和阿拉伯的商人。

這時晚唐的海上絲路溝通了中亞與明州港的航運，致使中亞地區的瓷器（實為陶器）與中土的定窯瓷器有了很多相互學習的渠道，也不知是中亞陶器影響了定窯呢？還是定窯瓷器帶動了中亞陶器？宿白先生提倡的“對比學”對器物的造型變化、借鑑都有很大的好處，不僅可以在同類作品中尋找對比，還可以在不同的領域、造型上找到相互借鑑和影響的淵源，我們先看看中亞陶器的造型（圖30），

圖30：中亞八世紀彩繪包口陶碗

這件八世紀中亞彩繪包口碗的造型與定窯晚唐白釉包口碗的造型幾乎是完全一樣（圖31），

圖31：晚唐定窯白釉包口碗

這難道是上天賦予窯工們的靈感製作出了同樣造型的器物嗎？這種包口碗的造型不僅在中亞地區廣為流行，同時也在晚唐的北方窯口也十分普遍，現藏於洛陽博物館的唐代鞏縣窯黑釉包口碗也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圖32）。

圖32：洛陽博物館出土的唐代鞏縣窯黑釉包口碗

再來看看中亞地區八世紀彩繪折沿碗的造型（圖33），

圖33：中亞地區八世紀彩陶折沿口碗

這件八世紀彩繪折沿陶器的造型又恰恰與晚唐、五代定窯白釉刻花折沿碗造型如出一轍（圖34），

圖34：晚唐、五代定窯白釉刻花折沿碗

這難道也是一種巧合嗎？恰恰這種巧合又重複在定窯晚唐、五代的雙色釉折沿碗上（圖35），

圖35：晚唐、五代定窯內白釉外醬釉折沿碗

只可惜我們的產品目前還沒有找到一個具體的出土年代可以佐證它們的生產年代，因此還不能確定是中亞陶器在先？還是定窯瓷器在先？總之相互影響是不言而喻的。

從這件史前八世紀的古希臘彩陶造型對後市的影響看，這件收藏於雅典國家博物館的彩陶鳳嘴執壺（圖36），

圖36：雅典國家博物館藏史前八世紀古希臘鳳嘴陶壺

卻影響了六、七世紀的定窯青釉鳳嘴壺（圖37），參見《定窯瓷器探索與鑑賞》4-5頁，

圖37：隋、唐定窯青釉鳳嘴壺

這種鳳嘴壺的起源大概應該是古希臘，這種造型不僅在歐洲一直很流行，自遠古到文藝復興，古希臘的鳳嘴裝飾透過古代的絲綢之路流入了漢、唐，尤其是大唐的開放政策吸引了大批中亞商人和文化人奔向大唐，也將中亞文化帶入了大唐，胡人在大唐已經不是啥新鮮事了，西亞文化的輸入給大唐注如了新鮮血液，唐代定窯的許多產品都帶有強烈的“異域”風格，譬如這件唐代定窯白釉雙泥條鳳嘴執壺（圖38）就是改良後的新穎造型，

圖38：唐代定窯白釉雙泥條鳳嘴壺

以及定窯晚唐玉璧底柿紅釉鳳嘴執壺（圖39）又更加本土化。

圖39：晚唐定窯柿紅釉玉璧底鳳嘴花澆

其實我們對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還是太少，有很多資料、器物學都有待有志者去深入研究，不然我們很難拿出足夠的有力證據來證明，就如這件晚唐定窯白釉刻花西亞式壺（圖40），參見《定窯瓷器探索與鑑賞》128-129頁，

圖4：0：晚唐定窯白釉西亞式壺

從造型，到紋飾都帶有強烈的異域風格，但是目前我們拿不出確鑿的證據來說明它的出處，記得在西亞有這種金屬製品。晚唐定窯白釉刻纏枝牡丹紋盤口瓶的造型似乎也是受到西亞文化的影響（圖41），參見《定窯瓷器探索與鑑賞》126-127頁，而更加本土化的傑作，這種大盤口瓶在晚唐的定窯產品中也很流行，

圖41：晚唐定窯白釉刻纏枝牡丹紋大盤口瓶

印尼井裡汶沉船打撈出來的晚唐（Late Tang Dynasty Discoverd in Shipwreck of Indonesia）定窯白釉大盤口瓶（圖42），

圖42：印尼井裡汶沉船打撈出晚唐定窯白釉大盤口瓶

雖然是素面無紋飾，但是尺寸之大也是極為難得的，同時出水的晚唐定窯有些有透雕、刻花、印花等紋飾，充分說明了晚唐定窯的裝飾工藝已經趨於形成，儘管不太普遍，但是裝飾工藝成熟已經是不爭的事實。“泰國南部遺址出土的定窯與鞏縣窯的粗白瓷不同，其胎體薄而堅緻，原料細膩，不使用化妝土，為典型的定窯器形，釉面與胎體結合緊密。器形上更接近晚唐風格，而不是五代和北宋的風格。”（‘泰國發現的九世紀中國北方白瓷’《中國古代白釉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上海書畫社，2005年，－何翠媚、斑臣。）黑石號出水的唐代沉船揭示了唐代海上絲路的事實，大量的陶瓷裝載了滿滿一船，包括長沙窯、定窯、邢窯、越窯等眾多窯口的產品，其中也有不乏明顯受到西亞文化影響的鞏縣窯鳳首執壺的身影（圖43），

圖43：黑石號沉船出水唐代鞏縣窯鳳首大執壺

以及河北地區出土的晚唐、五代定窯素三彩（圖44）也都帶有西亞文明的影子。

圖44：現藏河北省博物館晚唐、五代定窯三綵鳳嘴執壺

公元842年，也就是唐會昌二年，一位名叫李鄰德的明州商人駕駛木帆海船自明州港啟程，沿海北上到達了朝鮮半島和日本。自此這條海洋航線不但將三地緊密地聯絡在一起，還成就了明州作為海內外貨運中轉站的地位。明州港的海外交通隨之迅速崛起。至唐朝末年，明州港已躋身中國四大港口之列，成為唐朝向亞、非、歐通商的核心口岸。日本學者木宮泰彥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將公元782-1191年間中日貿易往來作了統計，中國商團由明州啟程，來往於日本達百多次，平均三年往返一次，帶去大量絲綢、瓷器、書籍、出售，販回砂金、水銀和錫。明州便已躋身於中國東南沿海名港之列，透過隋代開鑿的大運河，明州城中的貨物可直接運抵當時的國都長安，水路通暢。宋室南遷後，明州港的海外貿易地位更加突出。慶元元年（1195年），明州港成為中國與日本、高麗等商貿往來的唯一港口。這使得商船相繼從明州港出發，駛向日本的博多口岸。史料記載，當時兩國交易的商品中，運去的貨物以絲織品、瓷器、工藝品、文房用具等為主。當時，寧波的工匠也頻頻前往日本。1976-1984年，在韓國新安海底打撈出一艘沉船殘骸與2萬餘件瓷器，28噸銅錢及少量金屬、木、石製品。經研究，這是一艘由中國泉州製造，約於元至治三年（1323）從明州（元朝時稱“慶元府”）港起航的海船，再次印證了寧波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 同時在中國東海海域，由河水和海水混合形成了一股沖淡水性質的沿岸流，其路線隨季節更替而不同。夏季，東海沿岸海水向北流，與長江水和錢塘江沖淡水匯合，形成沖淡水流，向東北與對馬暖流相接，這個時節船舶適宜北航。冬季，長江流量大減，東海沿岸流減弱，在偏北季風吹送下，長江沖淡水與錢塘江沖淡水匯合，沿浙閩海岸南下，這個季節船舶適宜南行。寧波恰恰處在海流線路交匯區域。這就給航海時代的船舶航行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宋代朝廷對市舶貿易十分重視，制定和實施的一系列政策，使明州的海外貿易呈現前所未有的繁榮。面向日本、高麗、東南亞、西亞乃至地中海、非洲諸國的貿易往來，南宋中期後，南亞諸國商人往來頻繁，東向日本輸出的商品主要有錢幣、瓷器、香料、書籍、字畫、絲織品等，日本運來貨物主要有黃金、木材和硫黃等；運往高麗的貨物有茶葉、瓷器、絲織品等，進口有人參、麝香、紅花等，明州港便成為東西方文明碰撞的“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港口。《寧波港史》記載，這一時期，西亞的波斯（今伊朗）商人經常來明州做生意，當時的政府還專門在波斯商人聚居地設定了一個“波斯館”，波斯商人在附近還造起了清真寺，他們長期聚居的街巷稱波斯巷。兩浙路絲綢生產規模大、技術精、品種增多，內陸的名窯輩出，指南針的發明、羅盤的應用、活字雕版印刷發明，使這些先進技術透過明州輸往海外。古代的陸路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開啟了中西方政治、經濟、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惠及了數十個國家、地區，凝聚了古代中西文化的智慧結晶，如今重提一帶一路政策，重啟中西政治、經濟、文化的大融合，必將結出更豐盛的碩果惠及世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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