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四明狂客到鏡湖隱士賀知章隱逸心態解讀

史載天寶三年（744），賀知章時任太子賓客、正授秘書監，卻突然上疏請度為道士，求還鄉里，而後隱逸歸鄉。關於賀知章突然辭官的原因，兩《唐書》記載為“因病恍惚”和“夢遊帝居”，數日方醒。這顯然是辭官歸隱的託詞。後世史料筆記對此也都未有深入研究。

當今學界在研究唐代士人隱逸問題的相關論著中，也甚少提及賀知章，唯有齊濤在《唐代隱士略論》一文中將唐代隱士分為五類，把賀知章歸入“因奸臣弄權，世道不清而隱居”一類，但未有深入分析。本文試透過梳理現有史料，以正史為主要依據，參之以歷代筆記小說、詩話和方誌，對賀知章的隱逸心態進行解讀。

一、四明狂客：奸臣弄權下的明哲保身

唐玄宗在位時期，朝內派系、朋黨之爭不斷，開元后期時任宰相的李林甫與張九齡之間的吏治與文學之爭則尤為激烈。開元二十二年，張九齡時任中書令兼集賢院學士知院事，並於開元二十三年加封為金紫光祿大夫。李林甫不學無術，見到張九齡因為文采頗得玄宗賞識，內心暗暗嫉妒。二人併為宰相之時，張九齡多次受到李林甫的排擠與陷害。

《新唐書》中對李林甫的跋扈勢焰，有一段精彩的描寫：三宰相（張九齡、裴耀卿、李林甫）上朝，張九齡、裴耀卿二人僂背趨走，而李林甫在中間神色倨傲，毫無謙恭之意，眉目間神色喜不自勝，看見的人私下形容為“一雕挾兩兔。”開元二十五年，張九齡被貶離朝，並於開元二十八年五月因病去世。而後，李林甫開始了長期專權，此即為玄宗一朝由治到亂的分界點。

在李林甫與張九齡的長期鬥爭中，時任秘書監、並與張九齡有著共同人生追求的賀知章自然無法避免被波及。《封氏聞見記》載張九齡罷相後，在朝中對賀知章說：“九齡多事，竟不得與公遷轉，以此為恨。”張九齡病故，直接導致與他同在秘書監共事過的賀知章失去庇佑。

因而賀知章最終選擇辭官還鄉，避李林甫勢焰，也就情有可原。清人顧廷綸在《鑑湖懷賀季真》中寫道“詎料時事改，秕政始天寶。主德恐不終，臣心敢自保”即言此意。

史載賀知章晚年狂放縱誕，行為甚少拘束。知道無法以一己之力肅清官場複雜而又黑暗的現狀，賀知章選擇了明哲保身，用醉心翰墨詩酒來消解煩憂。李白初至長安，首訪賀知章，出示《蜀道難》一篇，賀知章未曾讀罷便驚呼其為“謫仙人”，又“解金龜換酒為樂”，成為流傳後世的一段佳話。

隨後，賀知章與李白等人結為“飲中八仙”之交，他們在詩歌中抒發人生抱負與理想，在酣飲中宣洩喜怒憂思與豪情。杜甫《飲中八仙歌》將他們描寫得神情俱現，首句即言“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詼諧幽默而又生動形象。

賀知章的這種性格與行為，是當時士人普遍人格的投射。不同於魏晉時“曠達之士，目擊衰亂，不甘隱避，則託為放逸”的消極對抗，這種狂誕自大的人格模式是士人們對自我才華的肯定和一種不願做“明時失路人”的心理，是個體人格的張揚與對時代召喚感的呼應。這種人格模式在盛唐社會士人人格中佔據著主導地位，表現了他們對自由的無限嚮往與熱烈追求。

但是，當開元初期開明計程車人格局因為李林甫、楊國忠的把持朝政而瓦解後，面對自我理想與現實產生的巨大差距，士人們不得不透過隱逸山水田園的方式進行心理調整，消解個體的失落與惆悵。盛唐士人將這種狂誕自大與寧靜內斂的兩極性格和諧的統一在了一起，這種現象在賀知章的身上表現得尤為明顯。

他既是“四明狂客”，又是被列入《新唐書·隱逸傳》的隱士；既是有唐一朝正授秘書監，又是鏡湖邊安居千秋的道士。賀知章隱逸入道的行為，鮮明地體現了這種“狂客”與隱士結合的人生模式，其個人追求在“狂”與“隱”中達到了動態的平衡。

二、鏡湖隱士：由狂到隱的人生轉折

讓賀知章真正下決心辭官歸隱的，則是東宮太子的確立與薛令之書壁事件。開元二十五年，時為太子的李瑛遭到武惠妃及其駙馬楊洄等人的構陷，被貶為庶人，不久賜死。

時年張九齡被貶，李林甫當權，他揣度武惠妃心意，暗中支援壽王李瑁。然而開元二十六年，唐玄宗立忠王李亨為太子（即之後的唐肅宗），而李林甫擁護的壽王李瑁不得立。

李林甫的這次政治投注失敗，使他既心有惶恐，又懼怕禍患，並多次運作，以搖東宮。賀知章在開元十三年即為太子侍讀，後遷太子賓客，長期在東宮左右。

並且肅宗繼位後，“以侍讀之舊”，追贈已故的賀知章為禮部尚書，由此可以看出賀知章與時為太子的肅宗關係頗佳。李林甫是否會因此對賀知章進行暗地排擠，以他陰險機密、忍心誅殺，喜怒不形於色的性格，則是很有可能的。

而薛令之書壁事件，則讓賀知章處於一種十分尷尬的境地。《新唐書》記載肅宗為太子時，賀知章遷任太子賓客，授秘書監，薛令之兼任太子侍讀。當時東宮的官員多年沒有升遷，於是薛令之在牆上題字，抱怨禮遇太薄。

肅宗發現後，又在牆上題字道：“聽自安者。”薛令之於是棄官，步行返回鄉里。肅宗為太子在開元二十六年（738），距離天寶初不過數年，賀知章的退隱，當與薛令之出於同一原因，所謂“夢遊帝居”，不過是一種漂亮的託詞。

賀知章的退隱請求獲得批准之後，玄宗下詔賜他鏡湖剡川一曲，臨行時又得皇帝與群臣贈詩餞行。隨即，玄宗又對賀知章的兒子進行擢升，“使侍養”。這與薛令之的“徒步歸鄉里”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開天傳信記》記載賀知章臨行時，玄宗問“何所欲？”賀知章說自己有一幼子尚未取名，若“幸陛下賜之”，可謂“歸為鄉里榮”。辭官歸鄉，百官餞送，又得皇帝賜名之榮，可見賀知章確實摸準了皇帝的脾性，所謂隱逸歸鄉不過是身處複雜官場的一種生存策略而已。

賀知章辭官後，並非歸隱田園頤養天年，而是選擇了自度為道士。這一行為，是唐朝時期道教興盛的大環境下的必然選擇。唐玄宗在位時期，不僅十分重視對道家典籍的整理與修習，親注《老子》，命集賢院學士於三殿內宣講《道德經》，甚至連其治國之道，也多以道家思想為宗。

同時，在盛唐人眼中，道徒與隱士在思想行動上有著諸多相似性，盛唐時期方外之徒與隱者之間失去了明顯的界限，在士人階層中，與道士交好、或直接入道修行者屢見不鮮。

史載賀知章臨行時，皇太子和百官都為他餞行，唐玄宗更是親自作詩相送，詩中既有“豈不惜賢達”的惋惜之情，又表達了對賀知章入道之舉的大加讚賞。此外，群臣贈別之詩足有三十七首之多，皆表達了對賀知章“辭榮訪列仙”的美贊之情。這一時期對於道教的崇尚與迷信之情由此可見一斑。

賀知章選擇隱逸入道，同時是一種對心中的“道”的守護。在唐人眼中，隱逸是士人為了追求人格的完善和個體精神的昇華所做出的選擇，隱士因其對功名的淡薄和內心的堅守成為了士人心中“道”的積極維護者。賀知章自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時，時任宰相的張說對“學士與侍郎何者為美”有這樣一段闡述：

侍郎自皇朝以來為衣冠之華選，自非望實具美，無以居之。雖然終是具員之英，又非往賢所慕。學士者懷先王之道，為縉紳軌儀，蘊揚班之詞，兼遊夏之文學，始可處之無愧，二美之中此為最矣。

相比於“衣冠之華”，懷著“先王之道”的學士才可稱之為美，處之無愧，張說之語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當時士人普遍的價值取向。奸臣當權，朝野昏暗，心中的“道”若無法得到守護，辭官歸隱才是最好的選擇。

同時，《太平廣記》據《原化記》記載了賀知章的入道緣由，言賀知章與鄰人老者交往甚密，老者授其黃白之術，並言“夫道者可以心得，豈在力爭；慳惜未止，術無由成。當須深山窮谷，勤求致之，非市朝所授也。”賀知章因有所悟，決定致仕還鄉，隱逸入道。

故事的真實性現今難以考證，但作者借老者之口表達的“道”須在深山窮谷之中勤奮修煉專心探索方可獲得，而不是市朝所能獲得的理念，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當時隱逸之士的生活心態與精神追求。

在賀知章的詩歌中，對他的隱逸行為有著明確的記錄。最著名的《回鄉偶書》二首，便是他隱逸歸鄉後看到家鄉舊景發出的感嘆。尤其第二首“離別家鄉歲月多”一詩，未寫時間的具體過程，而是以時序的兩極為描寫物件，以“舊時”之景與“近來”對比，在變與不變中體現了人生的瞬息短暫。

離鄉多年，告老而歸，看到門前未曾改變的鏡湖水，詩人不由得聯想到自身的經歷，官場沉浮，歷歷在目，其中滄桑之感不言而喻，也暗含了精神家園的失落與迷惘。

另有一首《採蓮曲》，使用對比手法寫出了詩人迴歸稽山鏡水後的怡然閒適。官場間的風波暗湧在歸鄉後得以消解，縱然春日已盡，夏日芰荷卻已悄然開放。明代顧璘批點《唐音》亦言此篇意在說明富貴之外，別有可樂者。

三、仕與隱：賀知章心態軌跡的文人典型意義

從四明狂客到鏡湖隱士，在賀知章的身上體現了初盛唐時期一種普遍的、標準的文人形象。他們考取功名，入朝為官，滿懷政治理想與抱負希望為朝廷所用。而面對奸臣當權的無奈現實，他們無力與之抗爭，只得選擇明哲保身，或寄情詩酒翰墨，或退隱入道修行。

與賀知章同為“吳中四士”與“飲中八仙”的張旭，便深受其仕途觀與命運觀的影響。因有姻親關係，早年賀知章在張旭的仕途上多有引薦，但當賀知章看清了當時政治黑暗的現實後，便毅然決然選擇告老還鄉，遠離廟堂。天寶三年賀知章辭官歸隱不久病逝，時隔短短兩年，張旭便也退居洛陽。

《舊唐書》對他記載不多，附於賀知章傳後，載其性格與賀知章相似，倜儻閎達，卓爾不群，亦喜書好酒，醉後呼喊狂奔，信筆狂書，變化多端，如有神助，時人稱其為“張顛”。

賀知章曾與張旭一起飲酒，醉後便一同在屏障與牆壁上恣意揮灑，隨性草書。賀知章不僅在交往中上影響了張旭的草書技法，更在潛移默化中使其遠離塵世紛擾，專注於草書對於真性情的表達與闡釋，從而對張旭狂草書的發展產生了促進作用。

四、總結

在後人對賀知章的憑弔、懷念之作中，不乏對其“榮祿脫身終自得”的隱逸行為的讚賞，秦觀更是發出“我亦願為方外友，風流何必並時生”的感嘆。賀知章的這種從狂到隱、狂隱結合的隱逸心態，是這一時期普通文人面對奸臣當權有心改變無力抗爭的投射與縮影，對後世文人也產生了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