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子張篇｜深層解析

《論語·子張篇》是《論語》的第十九篇，本文精選其中影響力較為深遠，對個人學習、生活較有指導意義的段落深層次解析，邀您一起品鑑。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子張說：“士人在危急關頭獻出自己的生命，看見有利益可以得到時會首先想是否合乎禮義，祭祀時要嚴肅，居喪時要悲哀，做到這些也就夠了。”

顓孫師（公元前504年—？），複姓顓孫、名師，字子張，春秋戰國時期陳國人，孔門十二哲之一，受儒教祭祀。

顓孫師為人勇武，清流不媚俗而被孔子評為“性情偏激”，但廣交朋友。主張“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重視自己的德行修養。

唐開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為“陳伯”。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加封“宛丘侯”。南宋鹹淳三年（1267年）進封“陳國公”，升十哲位。不久又稱“陳公”。明嘉靖九年（1530年）改稱“先賢顓孫子”。陞十先哲位，淮陽縣祀文廟東廡。

他在《論語》中第一次時出現就問怎麼當官，性格直，後學戲稱為小子路。

見危致命這個話，深刻的影響了後世。林則徐寫《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裡說：“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這正好是見危致命的體現。

而見得思義，是內在要求。在物質利益面前要有約束，符合禮義的東西，才是應該得的東西。

子張曰：“執德不弘，通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子張說：“有德而不將其發揚光大，秉持對道德信仰卻不篤實堅定，這樣的人有他不多，沒他不少吧？”

這句話的核心是加強道德修養。在這裡，德指的是個人應具備的德行，道指的是做人應堅持的道義。子張透過對道德修養中的兩種不當行為，即對“執德不弘，通道不篤”的批判，提出了道德修養應該達到的標準是“弘、篤”。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夏的學生向子張詢問如何交朋友。子張說：“你的老師子夏是怎麼說的？”答道：“子夏說：‘人品可以的就與之交，人品不可以的就拒之。’”子張說：“跟我所聽到的可不一樣：君子既尊重賢人，又能接納眾人；能夠讚美好人，又同情能力不夠的人。如果我是十分賢良的人，那我還有什麼樣的人不能容呢？如果我自己就不夠賢良，那人家自然會拒絕我，又怎麼輪得上我拒絕人家呢？”

這一段對話說的是子夏和子張對交友的不同認識。從中不難看出，孔子之後儒家開始分裂。因為每個人對老師主張和學說的理解不同所以會產生不同的流派。

其實教主去世後教團分裂是一個通用的規律。孔子死後儒分為八，墨子死後墨分為三，釋迦摩尼死後佛教分裂為大眾部和上座部，默罕穆德死後伊斯蘭教分為什葉派和遜尼派，等等。

在交友這件事情上，子夏的弟子複述子夏的原話，比較簡單，但操作性不強，屬於核心清晰界限迷糊。“可”與“不可”是兩個明確的概念，但是二者的過渡地帶是劃不清楚的。就像後世的“存天理，滅人慾”，天理和人慾的界限是難以界定的。

子張顯然不同意子夏的觀點。他認為人是複雜的不同的，人有三教九流，齷齪小人，高尚君子，社會賢達等等。君子同他人交往，要有接納包容性和包容性。況且，交友是相互的你認為他“可”或“不可”，反過來他也要認為你“可”或“不可”。

子張的說法比子夏的更具可操作性。但是他們屬於兩隻能夠不同的流派，兩種主張。

《論語》子張篇中有大量子張，子夏，子貢，子游的言論。歷代學者認為在《論語》編輯的過程中，他們的門人在不同時代，不同程度參與了編纂。所以會夾帶不少私貨。至少我們現在看到的，通行的《論語》是這樣的。我認為《論語》應該還有其他版本，有待我們考古發掘。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子夏說：“君子給他人的印象有三次變化：遠遠望去，他的樣子嚴肅可敬，與他接近則溫和可親，聽他說話，嚴格不苟。”

望之儼然，是有嚴肅可敬的樣子。接近他，感覺如沐春風，溫和可親。君子雖溫和可親，但原則性很強。這是子夏對君子的儀態和風度的總結。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

子夏說：“君子要先贏得百姓的信任，然後才能任、用他們；如果沒有贏得信任，百姓就會認為他們受到了虐待。君子先建立信任，才能規勸他人；否則對方就會以為你在誹謗他。”

取信於民是孔子對為政者的基本要求，也是基本的治國之道。

子夏認為，君子使民、事君，都要講求信。不能取得他們的信任，民眾就會有牴觸心理；君主會把忠言進諫當成是對自己的毀謗。

子夏曰：“大德不逾閒，小德出入可也。”

子夏說：“大節上不能超越界限，小節上有些出入是可以的。”

這裡說的大德、小德的命題，是很重要的。儒家一直認為君子堅持原則、有底線，但細枝末節上不必斤斤計較。

子夏的這句話，將原則與靈活相統一，有一定想要務實的意思。

但是還是前面說的，大德和小德是兩個核心清晰界限模糊的概念。究竟什麼標準是大德，什麼又是小德？中間的過渡地帶難以界定，最終會造成大德極端化，和小德極端化的局面。就像存天理滅人慾一樣。想成天理也是人慾的格局。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遊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子游說：“子夏的門人，打掃衛生、應對禮儀性事物還是可以的，但那都是些細枝末節，要說本體的根源性的本領他們卻沒有，這樣是不行的”

子夏聽了，說：“子游說錯了。君子的學問，先學什麼後學什麼，才能使學醫的人不厭煩？這就像草和木一樣，要區別對待、層層推進。君子之道怎麼可以隨意曲解呢？按照學習進度有始有終地教授學生們，這才是君子聖人應該做的。”

這是子游和子夏，就如何教學生的問題而展開的一場討論。

子夏認為先從簡單學起。但子游對此不理解，且出言諷刺，他對子夏的教學方法是看不上的，認為他們沒有掌握學問的根本。而兼顧了大量的細枝末節。

子夏則認為應因材施教，根據各人制定不同的教法、學法。學習是有階段、有進度的，要以區分。

在此看出孔子的弟子們在孔子死後，走向分裂、分庭抗禮、自成一派。

孔門弟子以曾子、子思。孟子為嫡傳外，還有子夏河西學派，吳起、李克、公羊高、穀梁赤等等，都是子夏的學生。《詩經》《禮經》《春秋》的流傳，與河西學派關係密切。

子夏是現實主義者，所以他的弟子對戰國的歷史影響巨大。也是漢代今文經學派的鼻祖。董仲舒就是公羊學派的嫡傳弟子。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子夏說：“在任做官有餘力的情況下，就要去學習，在學習之後還有餘力的情況下，就可以去當官了。”

這是一句非常著名的話，影響了後世中國士大夫數千年。

在學與仕的關係上，孔子有他的歷史貢獻，他培養學生，進而讓他們成為君子，進去政壇，實現克己復禮、恢復周制的理想。先不論他的主張是不是符合歷史規律，單就他打破學在官府，世卿世祿這一點，他的歷史貢獻就是巨大的。子夏作為孔子的弟子當然繼承發揚，進一步闡明瞭“學”和“仕”的關係。

做官之時，處理好本職工作，還有精力，就必須去學習。學習之時，學好該學的，還有精力，就可以去做官。二者是相輔相成的。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