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道教虔誠信徒，上位者信奉思想對當代詩人產生什麼影響？

吳怡先生在其著作《禪與老莊》中說：“

在唐宋間的中國思想界根本是一個大熔爐。

這時期，無論那一家、那一派的學說，都是兼有儒道佛三家的思想。”

確實如此，

唐代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思想開放和包容的朝代，

除了傳統的儒家思想受到統治者的重視外，道教思想和佛家思想也再唐代得到發展，甚至一度居於儒家之上。

李唐家族尊老子為先祖，因此道教一度被尊為唐朝的國教。

武則天時期，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她把道教從國教的地位拉下來，大力興建寺廟、發展佛教。

在

唐代儒釋道三家呈現出並行之勢，唐代的詩人們也多兼受儒釋道三家思想影響，

相對於儒家積極的入世思想來說，佛道兩家的思想更傾向於隱逸出世，但唐代的佛道又不是完全出世的，出於鞏固統治地位的需要，它們在唐朝受到了歷代皇帝的重視。

總之，

一方面由於唐代統治者比較重視佛道思想，士子們有一定機會透過佛道之隱而出仕

，另一方面由於佛道思想和隱逸思想有一定的相似性，在詩人們求仕失敗後佛道能夠為他們的心靈提供了良好的棲息之所。因此佛道兩教在唐朝的盛行促進了唐代隱逸的發展。

道教思想

道教在唐代的興盛，促進了唐代隱逸的興盛。

道教在盛唐時期頗受重視，道教活動與隱逸有很大相似之處，其思想對詩人們影響，詩人們與道士的接觸，部分詩人在求仕失敗後，道教思想代替儒家思想，走向了隱逸入仕的道路。此外，盛唐統治者對道士的多次招納，也增強了詩人對隱逸修道的熱情。

道教創始於東漢末期，魏晉士人多喜愛服食丹藥，道教因而得到進一步發展。

及至唐代，道教發展到了極盛的局面，其地位一躍於儒佛之上，被奉為國教。

道教在唐代之所以頗受重視，實際上李氏一族為了鞏固統治地位的權衡之舉。

道教的理論源頭也正是老子的《道德經》，李氏一族以老子為先祖，受老子這層關係影響，唐王朝歷代統治者對道教頗為重視，道教也一度被奉為唐代的國教。

唐初，高祖規定，在重要場合中三教的排序為：道教在先，儒教為次，釋教為末。

盛唐玄宗統治期間提倡道政策，並提出在每年貢舉人時加《老子》策，並增設“道舉”一科，唐玄宗經常服食丹藥，熱衷於道教宗教活動，是唐代信奉道教最虔誠的皇帝。

盛唐皇帝對道教的重視，使得崇道尚隱風尚興起

，尤其是在士子們求仕失敗或仕途失意後，對道教、神仙之術的追求成為了他們的另一種精神寄託。

盛唐時期，許多詩人都與道士有所來往，如孟浩然寫《尋香山湛上人》《澗南園即事貽皎上人》《尋梅道士張逸人》等很多寫給道士的詩。此外，他

在《梅道士水亭》寫道“名流即道流”對道教予以了充分的肯定。

還有一部分詩人不僅與道士們有來往，甚至自己也成為了忠實道教徒，李白是這方面的典型，他是唐代詩人中受道教思想影響最大的詩人。在蜀時李白就與道教多有接觸，作有《訪戴天山道士不遇》等詩，李白的道教啟蒙也在蜀地悄悄完成。出

蜀後，結識了李白先後結識了司馬承禎、胡紫陽、吳筠等許多道士，並曾與吳筠一同隱於嵩山修道。

李白被賜金放還之後，他更是將自己的全部注意力轉移到了求仙訪道上，把道教當作自己的人生追求。

他不僅多與道士接觸，痴迷神仙方術，更是親自接受了道士符咒，加入了道籍，成為了一名狂熱的道教徒，繼續開始了他的漫遊、隱逸生涯。

此外，帝王對隱逸修道者的招納激勵了唐代士人對隱逸的熱情。

道教活動與隱逸行為具有相似性，《新唐書》將很多道士都列入了《隱逸傳》。

而

道教在唐代的興盛也確實促進了隱逸的發展，

尤其是盛唐時期玄宗經常招道士進京，這讓進取心極強計程車子們發現了新的出仕契機，透過隱逸修道進入仕途被一部分士子納入了出仕的可行途徑。

唐代比較有名的道士一般都會參加過社會政治活動，

例如吳筠是盛唐時期的一位很有名的道士，同時他亦是一名隱士。吳筠他本是一名儒生，後來其因仕途不順隱入嵩山修道，並得到唐玄宗的重視，被詔進京城，成為了待詔翰林。

吳筠雖以一名道士的身份被唐玄宗詔至身邊，他本身的儒生屬性並沒有因為他入道而被泯滅，他雖為道士，卻仍有濟世之心。

因此，當玄宗問道時，吳筠說：“徒喪紙札耳”；當玄宗問冶煉之法時，他也勸導皇帝不應該留意這些事情。

早年受過儒家教育的吳筠雖然入道，但其絕非隱居深山不問世事的道士，而是心懷蒼生仍存濟世之心的“隱士”。

盛唐被玄宗招納過得的道士還有司馬承禎，其先後被武后、睿宗、玄宗三次召見、榮寵有加。這無疑增強了詩人們對隱逸修道的熱情。

佛學思想

佛教在盛唐時期繁榮發展，對盛唐詩人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促進了隱逸的興盛。

佛教講究出塵脫俗，詩人們仕途中遇到挫折時，佛教思想便成為了詩人心靈的調和劑，讓他們的心態趨於平靜，進入一種平靜且淡泊的狀態。

此外，

佛教思想對於超脫出塵和清虛恬靜的追求使詩人從仕途失意或求仕失敗的苦悶中脫離出來，走向隱逸，走向田園。

經過魏晉時期的傳播和發展，及至唐代，佛教在中國的發展已經臻於成熟。佛教在唐代的發展已十分繁榮，在與中國本土思想文化的交融和碰撞中完成了佛教的本土化，產生了禪宗思想。

唐代思想開放且包容，統治者們大都對佛教予以重視

，尤其是武后統治時期，武則天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對道教進行打壓，推崇佛道，將佛教的地位提到儒、道之上。

武則天大力興建佛寺、舉辦佛教活動、翻譯佛經等行為，使佛教在唐代迎來了又一個繁榮時期。

統治者對佛教的重視促使士大夫們也開始競相學習，也促進了佛教在唐代的發展。

盛唐時期玄宗對佛教進行了打壓和抑制，但佛教思想仍舊對於詩人的思想有較大影響。

佛教思想中對於出世、出塵的追求與中國傳統的隱逸思想有很多相通、相似之處，它為身處仕途的詩人提供了精神寄託之所，讓詩人以平和的心態走向亦官亦隱的生活。

佛教發展到唐代產生了佛教中國本土化的產物——禪宗

，禪宗講“以心為本”“即心即佛”，認為“心”是萬事萬物的本源，《壇經》雲：“心生則種種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這種唯心主義的觀點，極大地提高了心靈在擺脫苦惱上的地位，主張人們不要執著於外物。這種思想與中國士大夫“心遠地自偏”的隱逸思想有著很多通之處。

詩人王維素有詩佛之稱，

他晚年的一些富有禪意的小詩透露了詩人隨緣自適的心理狀態，《終南別業》是最有代表的作品之一：詩歌中處處透露出王維怡然自樂、隨緣自適、隨遇而安的寧靜情調和心理狀態，這種心理狀態正是王維從佛教的思想這種汲取來的。

僧人們的修行環境與中國古代隱士的隱逸之處有很大的相似之處，

加之統治者的重視使得佛教思想在唐代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唐代詩人大都或多或少對佛教思想有所接收，並且多與禪師、僧人有所接觸，盛唐時期的詩人孟浩然、王維、岑參、高適、王昌齡、李頎、儲光羲等人都與僧人有交往，許多詩作都是與禪師交往之作。

李白亦是與佛教僧人多有接觸，其晚年受佛教思想的影響愈加明顯。

李白在《贈僧崖公》對其學禪的經歷有所描寫：詩中作者敘述了向白眉空學禪的經過，詩的前半敘述學禪的經過及其所獲，後半部分詳細描寫了僧崖公遊方說法的言行，結尾兩句表示對這位釋道貫通的“僧英”的追慕之情。

詩人與僧人、禪師接觸使他們對佛教思想的接受也逐漸加深，是他們追求心靈超脫中走向隱逸，繼而促進了隱逸在盛唐的興盛的和發展。

結語

綜上所述，

盛唐本是一個進取精神高漲的時代，然而此時期的詩人們卻多有隱逸經歷，

這從社會風氣角度看，是受到此時期統治者對隱士的優待和整個社會的尚隱風氣所影響。

從制度角度看，一方面是由於科舉制度對士人們課業要求嚴格以及科舉入仕難度大，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制舉制度對高隱之士的友好；

從思想角度看，佛道出世思想給予了詩人們的心靈調和以及行為引導。

在以上幾個方面的綜合影響下，

盛唐詩人或早或晚走入了他們的隱逸生活。

盛唐時期，政治、經濟、文化高度繁榮，思想開放、政治清明，詩人們多懷有較強的入仕之心，恰逢這一時期統治者尊隱、崇隱，隱逸逐漸脫離其本來面貌，逐漸成為詩人們步入仕途的手段，因此一時之間隱逸之風極為盛行。

在這種風氣影響，

詩人們的隱逸心態逐漸發生變化，有早期的淡泊、清虛向著功利化、世俗化發展，

出現了多種圍繞著入仕而產生的隱逸心態，諸如為仕而隱的積極進取心態、棄仕而隱的淡然釋懷心態和半仕半隱平和閒適心態等。

這種轉變確實拉進了“仕”與“隱”的距離，為傳統的消極避世的隱逸增加了許多積極因素，

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長期困擾著中國士人的仕隱矛盾問題，使隱逸擺脫自古以來身在山林的禁錮，從山林走向市井、甚至走向朝堂，為後世士人調節仕隱平衡、解決仕隱矛盾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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