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文官和宦官，誰對朝政的影響更大？

正統、景泰、 天順三朝最重要的決策莫過於英宗親征、景帝即位以及天順朝剷除以石亨、曹吉祥為 表的奪門新貴。而在這三次事件中，除了英宗親征時宦官勢大，文官無力制衡外，文官群體均起到了關鍵性作用，使明朝政治向更為積極的方向發展。

一、英宗親征

宣德十年（1435），明宣宗逝於盛年（38歲），英宗即位時尚為稚童，並無獨立處理政務的能力。在這種情形下，日常政務的處理只能先由內閣對奏疏進行票擬，再由司禮監代英宗批紅，並由仁宗張皇后總之。因為這種模式將皇權的一部分令處於宮廷中的內閣、宦官代行，因此有學者將其稱為中樞政治的“宮廷化”。在這種“宮廷化”的格局之下，早朝只能上奏八件事，並且“前一日先以副封詣閣下，豫以多事處分陳上”，所謂上奏也只是依事先擬好的票擬意見實行，內閣票擬漸成制度，朝政處理之權集中在文官手中。

但除了閣臣權力有所擴大以外，這一時期宦官勢力也不可避免地有所增長。正統七年（1442）後，隨著張皇后的去世與三楊勢微，以王振為代表的宦官勢力進一步增長，對朝政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其中最典型的一次便是土木之變。正統十四年（1449）七月，英宗決定親自率兵以徵瓦剌。王直曾率廷臣上奏，從三個方面進行。

其一，明朝邊備頗嚴，皇帝只需調兵遣將，申明紀錄，復輔之以賞賜來激勵士氣，堅壁清野，養精蓄銳，以逸待勞，不必親臨邊境。其二，“人畜之用，實有未充”，供應艱難。其三，若皇帝不在京師，“若有急務奏報，豈能即達”。

王直等人的進言雖有理有據，但因王振對英宗與朝政的影響力，與親征途中進言的彭德清、曹鼐、鄺野等人一樣，並未能阻止土木之變的悲劇發生。由此不難看出，在正統七年（1442）至正統十四年（1449）土木之變之間，文官對重要決策的影響力與正統初期是呈現出下降的趨勢。但在此之後，面對政權危機，文官對於重要朝政決策的影響力則有所變化。

二、土木堡之變後政局

在土木之變後，最重要的決策便是皇位的繼承問題。在當時皇位的候選人中有英宗長子朱見深以及明英宗的異母弟朱祁鈺。於孫太后而言，自然是更想在英宗三子中選擇一人為太子，令郕王只能以輔政的身份代為總理國政，從而將皇位掌握在英宗一系手中。

但朱見深年幼，於當時風雨飄搖的明廷來說，由年長具有處理政務能力的郕王即位則更為穩妥。為了避免幼君即位，無法處理朝政，再次出現內廷勢力掌權的局面出現，文官群體首先於午門錘死了王振餘黨馬順等人。面對文官群體的憤怒，郕王又誅殺了王振的全族。

如此行為起到的直接作用是減少了孫太后可依靠的勢力，使郕王即位的可能性增大。在此之外，百官以“國有長君，社稷之福”為由聯合向孫太后進言稱英宗未還，太子年幼，國家形勢危急，無法安撫人心，“請定大計，以奠宗社。”同時，也在文華門“鹹以宗廟社稷大計為言，力請不退”，最終實現了郕王即位的目的，挽救了內外交困的明王朝。

三、奪門之變後的新貴

同樣，在關乎明朝政局走向的如何處理奪門新貴的決策中，文官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奪門之變之後，隨著英宗復位，石亨、曹吉祥、徐有貞等人因功得以躋身中樞政治的核心，石亨封為忠國公，食祿千五百石，張軏為太平侯，食祿千三百石，張輗為文安伯，食祿千二百石，楊善為興濟伯，食祿千二百石，俱子孫世襲，徐有貞為武功伯，食祿一千一百石，並升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入內閣，子孫世襲指揮使，儼然一時新貴。

其中權勢最盛者為石亨與曹吉祥，二人借奪門之名提拔之人不可勝記。史載依託曹、石得以冒功升賞者達6000有餘，且二人“恃權恣肆，無復畏忌”，不僅激起了英宗的忌憚，而且招致朝野反對。為了改變這種局面，使天順朝政治走上正軌，文官先後進行了三次嘗試。

第一次以同為奪門新貴的徐有貞為代表。在奪門之變中，徐有貞與石亨、曹吉祥一樣為主要參與者，在事後也有皇帝信任有加，事權在握的局面，但與曹、石二人廣植親信相比，仍無法與之抗衡，故而有了這一次嘗試，第二次則出自翰林院修撰嶽正之手，這兩次嘗試皆因曹、石勢大，方法不當還宣告失敗。第三次則是由李賢進行。李賢採用的是更為隱晦的方式，多是在英宗詢問時提供建言，並未直接與二人發生矛盾。

曹、石長期勢大召至英宗的猜忌。英宗曾就石亨驕橫一事相詢李賢，李賢答以“權不可下移，唯獨斷乃可”，勸說英宗乾綱獨斷，不要假手於人。而對於“奪門”一事的正統性，李賢也曾有所論述。一次發生於天順三年（1477）五月石亨敗落之前，稱英宗以太上皇之尊復位為理所當然，石亨等人只是貪圖富貴，出於投機之心方才擁立英宗復位，非為英宗考慮，並言“彼時若景泰先覺，石亨輩何足惜，不審陛下何以自解。”由此動搖了英宗對二人的信任與感激，徹底否認了石亨、曹吉祥賴以立身的“奪門之功”，從而堅定了英宗徹底剷除二者的決心。

在此之後，石亨被誅，曹吉祥亦因無法自安，起事謀反被除。奪門新貴覆滅，大權歸於英宗之手，天順朝政權自此恢復穩定。由以上幾次重要決策中文官所起的影響可以看出，正統、景泰、天順三朝文官對重要朝政的影響，除了在王振擅權期間無力有更多作為外，總體來說仍然是處於較高的水平。而文官能在關乎朝廷政局、政權生死存亡的決策中扮演重要角色，做到了集權於皇帝，避免大權旁落，使明朝政治向積極的方向發展。這一點，在正統初年、景泰朝、天順朝都能獲得印證。

文官多由科舉出身，自幼受程朱理學影響，因而與宦官、武官等相比，既對皇帝比較忠心，也擁有更為優秀的從政能力。英宗幼年，凡政務“‘白於太皇太后然後行。’太后命付閣下議決”，三楊作為張皇后委任股肱之臣，朝政皆出於其手。至於王振，則“每承命至文淵閣，三公之言，振必立受”，並不能在朝政上有過多的攬權行為。如此一來，政權集於皇室，無旁落之虞，“政治清明，為本朝之極盛。”

而土木之變之後，文官作為擁立景帝即位的主要力量，成為中樞政治的核心力量，尤其是任兵部尚書的于謙，在文官原有職權之外，還擁有了提督京營之權，權重一時。而當初於午門錘死王振餘黨以及令景帝籍沒王振家的行為，則對宦官群體起到了一定的震懾作用。同時，也使景帝慎重任用宦官。景帝雖仍重用金英、興安等宦官，甚至派宦官出鎮地方，但並不是盲目包庇。如金英被劾受賄，景帝雖未處死金英，但“令禁錮之，終景帝世不用，獨任安。”保證了權力集中於皇帝之手。

而在景泰年間，以于謙為代表的文官整頓京營，簡選京營精銳組成團營提高明軍戰力，同時在北京保衛戰中也有出色的表現。于謙自受命負責北京守衛以來，不僅調各地軍、糧入京以穩人心，而且在瓦剌兵至時“敗虜於德勝門外。據史料可知，在瓦剌兵至德勝門時，于謙伏兵以待並詐敗以誘，最終用火器擊敗瓦剌兵10000有餘。在京城草束的處理中，于謙面對敵軍來襲，果斷遣人焚燒草束並及時上報，避免了以草束供養瓦剌軍隊的可能。北京保衛戰的勝利使得當時內外交困的明王朝轉危為安。

至於天順年間，李賢作為內閣首輔，一貫堅持權歸於上，認為“人君之權，不可下移”，如果能集權於君主，那麼因無從徇私便可令奔競投機之人漸少。同時，李賢常勸英宗勤於政事，認為聖王無一不重視勤理政事，陶冶品德，長治久安皆本於此，勸諫英宗堅持勤政，以謀太平，使得英宗終天順一朝可說在政事方面未過分懈怠，防止了重現正統年間宦官專權之禍。

另外，李賢在天順朝舉薦了年富、耿九疇、軒輗、王竑等人才，並行並推之制，令選官之制更趨合理。復設文臣巡撫，糾正曹、石亂政時的遺留錯誤，於賑濟災荒，安撫百姓方面也多有作為，可說為天順朝政局走上正軌貢獻了很大力量。

不過，正統至天順時文官雖然在朝廷重要決策上有不可忽視的影響，但是仍不可否認這一時期文官仍處於皇權的壓制之下，如皇帝一意孤行則文官即使不贊同也無可奈何。如景帝欲更立太子時，文臣群體雖不認同，但在“先於閣下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倍之”後，面對這些帶有皇權威脅的金銀，文官只能三緘其口，順應景帝心意不再反對更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