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四庫全書》是部怎樣的鉅作？對於後世具有什麼意義？

《四庫全書》是清代宮廷編纂的歷朝全書總彙，它自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正月開始徵書，翌年二月開設四庫館，至乾隆四十六年（1782年）二月第一部《四庫全書》抄錄完成，共費時十年。此後，直到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全書謄寫完畢，歷時長達15年。據統計，《四庫全書》共收圖書3461種79337卷，另有存目書6766種93551卷。一套全書完成後，共有6144函，總計2萬6千多冊。

在編纂過程中，乾隆皇帝下令將全書共繕寫七部，分藏於全國七座書閣之中。由於工程浩大，整個四庫全書館上自總裁，下至各類纂修官及各項專職工作人員，額設360餘人，這其中不包括患病離職、調任、革職等人員，全部參予其事的人數多達4400多人。書成後，僅抄錄一項，又徵調全國各地保舉經考試而錄用的3800餘名落第舉子。在龐大的編纂人員隊伍中，不乏精通文字、音韻、訓詁、校勘、輯佚的文人學者，他們代表了乾隆朝最高的文化水準。

乾隆皇帝身著漢裝，手持紙筆，周圍擺滿

清廷不遺餘力地編纂《四庫全書》，其目的除了要儲存和弘揚數千年中華傳統文化，更帶有鮮明的政治色彩，旨在透過對歷代書籍的清理、彙總，進一步宣揚清朝統治的思想主張，規範人們的言論行為，維護清王朝的長治久安；也藉以炫耀其文治，表明乾隆帝是位“稽古右文”的聖明天子。因此《四庫全書》的編纂，實際上是一次具有文化和政治雙重影響的活動。為了維護清朝統治需要，在編纂過程中，曾經查禁、銷燬了近3000餘種，六七萬卷以上的“悖逆”、“違礙”書籍，在某種程度上也對傳統文化傳播起到一定的負面影響。

《四庫全書》系乾隆時期由內府督辦的精品寫本，圖書裝幀十分精美，每冊書函之外盛以特製的楠木書匣，既美觀貴重，又能很好保護圖書。全書所有卷冊皆為軟麵包背裝，各冊封面按照春、夏、秋、冬四季顏色，採用四色絹料以區別各部之不同，其中“經部”採用綠色絹，“史部”採用紅色絹，“子部”採用青（藍）色絹，“集部”採用灰（黑）色絹。數萬冊圖書以數種顏色的封面標示內容差異，增加了全書的美觀性，同時也可以一目瞭然本書的類別，以利於取還與閱讀。“南三閣”與“北四閣”全書的封面略有不同，除經、史兩部採用綠色、紅色外，子部採用玉色，集部採用藕荷色，但仍未脫春夏秋冬四季配色初衷。

《四庫全書》

《四庫全書》

為方便查詢和閱覽，在全書書成之際，宮廷中由專人編撰了《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薈要》、《四庫全書考證》等書籍，並採用統一的黃色絹做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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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書匣及書籍外表精美設計外，《四庫全書》在內部裝幀和版式設計上也十分考究，書卷內用紙均採用潔白堅韌之開化榜紙，書頁的框界為硃色細欄，版心上欄題寫“欽定四庫全書”，頁中題有各冊具體書名，每種書卷之首冠以內容提要。為區別各閣藏書，每卷在卷首、卷末均加鈐不同的皇帝璽印，以示不同。如文淵、文源、文津、文溯“北四閣”藏書各卷卷首、卷末分別鈐蓋的璽印為：文淵閣，卷首為“文淵閣寶”，卷末為“乾隆御覽之寶”；文源閣，卷首為“文源閣寶”和“古稀天子之寶”，卷末為“圓明園寶”及“信天主人”兩寶；文津閣，卷首為“文津閣寶”，卷末為“避暑山莊”和“太上皇帝之寶”；文溯閣，卷首為“文溯閣寶”，卷末為“乾隆御覽之寶”。而文匯、文宗、文瀾“南三閣”藏書各卷的鈐印則基本相同，其中卷首均鈐蓋“古稀天子之寶”，卷末均鈐蓋“乾隆御覽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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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庫全書》每一部雖皆有數萬冊之多，但各卷各冊均以絹秀的工筆楷書細緻繕寫，翻開扉頁，但見雪白的宣紙上紅欄黑字，璽印朱彤，令人開卷有益，其樂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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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而言，《四庫全書》是中國古籍的大總彙，至今還保有“世界叢書之最”的桂冠，它是一份寶貴的文化遺產，尤其重要的是，在全書編纂過程中，也培養了一批以乾嘉學派為代表的學術隊伍，為清代中晚期考據學的興盛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