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外文的翻譯家——林紓

林紓，字琴南，生於清咸豐二年壬 子九月二十七日（公元1852年11月8 日），福建閩侯人。青年學畫，曾開過個人畫展。然而，林紓一生最為輝煌的，莫過於他拿起筆，用文言文將外國小說介紹給國人之事了。

1897年春，林紓遷往福州城內，在住入新居後的第10天，和他相依為命了 27個春秋的夫人劉瓊姿與世長辭了，他不勝悲痛。一天，朋友邀林紓到馬江散心，交談中幾位留法歸來的朋友談及法國仲馬父子的文學作品，其中王壽昌講述了“茶花女”的故事，不想觸動了林紓的心緒。在朋友一再慫恿之下，不通西文又從未寫過小說的林紓竟應命“譯”書了。

當時的情景是：王壽昌手捧《茶花女》法文原本，一邊瀏覽，一邊從容口述。林紓耳聰手疾，文思敏捷，王壽昌剛讀完一句。他已寫好一句，耳受手追， 聲已筆止。旁人見他這般神速，心中連連喝彩，卻不敢發出聲來，驚喜之情，莫可言狀。

於是乎，林紓筆下的茶花女馬克格尼爾便以古文的形式呈現出來：

馬克長身玉立，御長裙，仙仙然描畫不能肖，雖欲故狀其醜，亦莫知不辭。修眉媚眼，臉猶朝霞，發黑如漆覆額，而仰盤於項上，結為巨髻。耳上飾二鑽，光明奪目……

《巴黎茶花女遺事》就這樣譯成了，一本喚醒國人心智的著作終於在1899年印行了。由於林紓文筆靈妙，情節動人，“一時紙貴洛陽，風行海內”。當年上海“素隱書屋”曾想給林紓巨資作為譯稿的報酬，被婉言謝絕。林紓將自己的刻本原版寄往上海，表示不用付酬金。昌言報館還是按刻本原版應付的版價寄款。林紓收到後，立即將此款捐給了福州蠶桑公學，也算得上“名士”之舉了。

1901年，50歲的林紓遷家北京。《巴黎茶花女遺事》一書的成功， 促使他以極大的熱情投入於翻譯外國小說的工作。他與許多口譯人 （主要有魏易、陳家麟等）合作，翻譯了大量外國小說，其中以《黑奴籲天錄》、《愛國二童傳》、《伊索寓言》、《埃司蘭情俠傳》、《英孝子火山報仇錄》、《鬼山狼俠傳》等影響較大。林紓一生所譯外國小說僅已出版的就有170多部，為中國近代譯界所罕見。有人認為“他於新文化運動的功績就象哥倫布發現新大陸”。

但是令人諷刺的是，林紓對五四文學革命運動的攻擊，這使他最終背上了維護封建文化的“土名士”的罵名。1917年年初，《新青年》相繼發表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和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提倡白話文和新文學，反對載封建之道的文言文和舊文學。當時，許多堅持舊文學觀念和舊道德觀念的人都裝聾作啞，持不屑一辯的態度。唯有林紓這位性情太熾烈的人，心中想到即說，挺身而出，作了一篇《論古文之不該廢》的文章，加以反駁。

魯迅總結的這一時期的狀況是，“他們正辦《新青年》，然而那時仿 佛不特沒有人來贊同，而且也沒有人來反對，我想，他們許是寂寞了 ……”這樣，耐不住寂寞的兩位青年錢玄同和劉半農，終於以《文學革 命之反響》為題，演了一出“雙簣戲”。錢玄同首先發了一通鄙視白話文的議論，而把林紓推為反對派的領袖。同期，劉半農以《新青年》記者身份發稿，痛快淋漓地把對方駁斥了遍。為了將對手打倒在地，譏林紓的古文為不通之文，斥為“桐城謬種”；捎帶挑出林譯小說的許多毛病，嘲笑一番。

林紓動了肝火。1919年2月17至18日，上海的《新申報》發表了林紓的《荊生》。他想像出一個“偉丈夫”，武功精妙，力拔山兮，將提倡白話文的三個為首的青年一網打盡。被“偉丈夫”制服的三人便是影射陳獨秀、胡適和錢玄同。

一石激起千層浪。一時間，李大釗署名守常在《晨報》發表了《新舊思想之激戰》，蔡元培寫了《答林琴 南君》，陳獨秀髮表了《林紓的留聲機》、《婢學夫人》，魯迅發表了《現在的屠殺者》、《我們現在怎麼做父親》等雜文，從不同方面批駁了林紓的觀點。

不想，曾引入西方文學到中國的林紓卻成了新文學運動的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