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農工商是尊卑排序？千年的誤導，聊聊管仲的真實用意

當今社會士農工商怎麼排序

“萬般皆無用，惟有讀書高”，

古人這句奉勸青年好生讀書的話可謂是家喻戶曉，但是有人知道為什麼讀書是至高無少的嗎？相信很多人就會認為要從

“士農工商”說起。中國古代從秦朝開始，就一直以重農抑商為基本國策，

鼓勵人們事農，禁止從商，所以人們心目中認可的提高自身地位的方式就是透過讀書

從“農”“工“商””躋身“士”的行列。

幾千年來，人們一直接受著“士農工商”的排序

，認為它劃定了身份的尊卑，商人永遠最末

，士人永遠最優，

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過“士農工商”最初提出來的時候其實並不是用來排序的。

齊國雖然作為春秋時期的五霸，

但是齊桓公本人並非明君，

他好逸惡勞，奢侈無比，

但是就是能成為春秋五霸之首，其原因就是管仲在齊國內發動的經濟改革，這也是“士農工商”的最先提出，

本文就要深入瞭解管仲提出“士農工商”的真實用意。

要想了解管仲的正是用意，首先就要了解後人是怎樣歪曲“士農工商”的

在商朝，由於地域之間阻隔重重，再加上交通的不便利導致了人們的物品交往必須依賴專門去外地的人

，

“商人”這一稱號就是在這個時期誕生。

商朝的商業極其發達以至於管理不善最後被周朝所滅。

周朝立國以後吸取了商超商業發達但是農業不興的社會現實，調整了農業和商業的比重，對於商人不斷地進行打壓，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商人的地位和奴隸幾乎沒有差別，就算是這樣，“商”也最多是受到了歧視，而沒有成為人們記憶中的末流。

“士農工商”作為尊卑有別的排序，要從春秋戰國說起，

這一時期的讀書人由於能夠幫助諸侯王安邦定國，地位迅速崛起，人們多以入仕做官來光耀門楣，從商不僅危險還沒地位，因此逐漸拉開了各職業的差距。漢朝建立以後，在漢武帝時期迅速確立了儒家的正統地位，在

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實行下“學而優則仕”的思想觀念得到了更深的認可。

到了隋唐時期，科舉制的興起將讀書人的命運與做官牢牢的系在了一起，大家都去讀書以圖功名，讀書人的思維也越來越高，這也帶著“士”水漲船高，然而“商”由於其不受統治階級待見，也慢慢淡出人們視野，成為最不入流的。

這就是“士農工商”尊卑觀念誕生和發展的過程，但是，將“商”排位在了最後完全就是封建統治階級斷章取義的結果，完全曲解了“士農工商”剛提出時的真正含義。

瞭解“士農工商”是怎樣成為尊卑排序之後，後人的心態值得揣摩

既然知道了“士農工商”並不是一開始就是按照地位來排的序，那麼究竟是為什麼，讓後人不予餘力地“抹黑”商人呢？

首先，農業作為古代社會的第一生產力，統治者要確定農業的地位

首先，對比一下商業和農業。小農經濟是貫穿整個封建王朝的第一大 ，因為其能夠穩定地位朝廷輸送稅收和糧食，受到了統治階級的重視，這也是無可厚非的問題，因為經濟基礎決定了上層建築，統治階級將農業作為了立國之本，安國之要。根據《秦律》記載

，各地的官員每年都要將當地的農業狀況上報朝廷無論是風調雨順還是顆粒無收，並且保護勞動力，使他們免受當地官員的欺負，還要鼓勵百姓多事農桑。

其次，商人不利益古代社會的穩定，“工”便於掌控

反觀商人呢？第一，他們居無定所，和一般的流民無二。第二，古代的徵稅不像現在科技發達，商人的貿易稅有很多都被都瞞報謊報，是朝廷損失大量的財富。第三，商人家國關鍵較為淡薄時常各個國家之間來回跑，一打起仗沒有辦法將他們轉變為戰鬥力，所以商不利於統治，而農是立國之本，雙方的地位一下就開朗了起來。

那麼，工為何要比商高？這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因為商人從古代開始就不受待見，士大夫也很鄙視商人，因此商業雖然對於國家的經濟有很大的貢獻作用，但是士大夫就是不喜歡，

就好像《漢書》說的“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田，猶賤賣以賈……驅民而歸之家，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遊食之民，轉而緣南畝。”，

就是認為商人捨本逐利，都是小人，而且孟子也說商人不好，統治者為了維護統治，也就將商人“打入冷宮”。

最後，隨著四民制度的展開和推行，

“士農工商”就成為了尊卑的排序，統治者需要確立統治階級的特權性，吸引人才所以士排在了第一，農業對於國家是根基的地位，所以排第二，至於工和商兩個都屬於不受待見的職業，但是由於對“商”特別有偏見，故將“士”了“商”的前面。

總而言之，“商”有後來的印象可以說是有苦難言，但是統治者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和社會的穩定，只能將“商”這個不穩定因素降低至最小，這就是“士農工商”尊卑的“內幕”

接下來就是分析管仲為什麼要提出“士農工商”

管仲，在沒有成為齊國的掌權者時他還是一個做生意虧本的商人，那個時候商人地位並不是很理想，

孟子稱商人為“賤丈夫”，其實在那個時代不管是中還是外，對於農業都是偏愛，對於商人都帶有輕蔑的眼神

。但是，管仲並不因為大家怎麼看，他就隨波逐流，在他掌權期間，

他就用商人的那一套對於齊國的經濟進行了轟轟烈烈的改革，而且讓齊國迅速崛起。

一方面，“士農工商”的分化是為了分工合作提高效率

司馬遷曾評價管仲的商人改革方法：“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解讀出來就是管仲特別擅長運用資源配置，分工合作的方式來建設社會的每一個零部件，就像在管理一個公司一樣，將任務分配到每個人的手裡，提高效率。

而這種方法的實踐就是管仲最先提出的：

“四民分業，士農工商”。將國民分為四種不同的階層，每個階層按照自己的專業分工合作，像機器的執行一樣商人就在商業區，農民就在田野，以此分工，為壯大齊國的經濟各自出力

。事實證明，管仲的這種方法在短時間內就取得了成果，讓齊國成為了春秋五霸之一。

在管仲“士農工商”最先提出的意識形態中，我們並不能階層孰高孰低的問題，所以“士農工商”在一開始的地位完全就是平等的，這才是歷史真相，

後世人們印象中的“士農工商”的尊卑有別，都是經過有心人更改後的結果。

另一方面，“士農工商”的分化促進經濟和技術的發展

上文說到，管仲率先提出“士農工商”，而且四個階層都是平等的，那麼，為什麼他好好地非要分化四個階層？

其實，換種分化四個階層，就是為了促使齊國變得強大，

他認為仔細地劃分四個階層有四個好處。第一就是“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同階層的人在一起可以有思想上的碰撞，達到創新思維的啟發，很有現代人的想法。第二，“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價”，可以打破壟斷，促進國內經濟的平穩執行。第三，就是能夠使階層固化，不至於出現“士”“商”部分的局面， 以權謀私的出現。第四，分工能夠提高各行業的技術，讓他們從小就接受培訓，將來技術超越先輩。

不得不說管仲是“企業”管理的天才，大家各司其職，很快就讓齊國無論是技術還是經濟都能夠獨步天下

，根據《考工記》記載，

齊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出現絲質中心的諸侯國，其質量上等，不僅內需能夠滿足還能夠出口別的國家，有了“天下之人冠帶衣履皆仰齊地”。的讚歎。

管仲是個管理學天才，他促使齊國技術領先了西方近一千年,正是得益於他將民分四等的管理方法，

但是很可惜，從秦朝之後就變味了，

變成了尊卑排序的“士農工商”

並且在長達千年的時間中都讓人們對商人群體戴上了有色眼鏡，促成了“末商主義”的誕生，但是經過上文的剖析，

我們都已經知道了管仲的“士農工商”是一個並列的地位，並不是人們所接觸的那樣是尊卑排序。

總結：

透過分析管仲提出的“士農工商”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他提出這一概念是基於社會現實，想要激發齊國的潛力，

讓百姓

分工合作

共同

建設齊國社會，

但是

後期統治者處於方便統治的原因，將平等的“士農工商”變成了尊卑體系下的“士農工商”

。

可是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畢竟在封建時期的古代社會，統治者並不需要多變的思維，他只需要穩定人民和穩定的住所給他們提供穩定的經濟來源，對於商業這種不穩定的因素就要早早剔除，“商”也只不過是被利用的一顆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