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個局：埋單——王安石的政治境遇

熙寧七年（1074）四月間，神宗令中書省改新法，主要是減免本應上交國庫的行錢，保證宮裡的灰色收人，以修補皇族、後族和宦官的利益。同時，下旨暫停受災諸路保甲法、方田均稅法等變法法令的實施，以緩和局勢。但王安石卻以為大勢已去，多次上書神宗，要求解除自己的宰相職務，逼得神宗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但即便到了這個地步，神宗還是想留存一線希望，以圖變法工作東山再起。他讓呂惠卿帶著他的旨意去見王安石，希望王出任太師、太傅一類的閒職，但人仍可以留在京城，以觀事態發展，再行作為。王安石的個性卻是相當執拗，他堅請外放，異地任官。而另ー方面，曹後與高後繼續對神宗施加壓力。她們痛哭流涕地指責王安石變亂天下非逐出朝廷不可。同時，令罷青苗諸法。

多重壓力之下，四月中旬，神宗下詔：王安石出知江寧府（今江蘇南京）。變法集團由韓絳、呂惠卿二人主持。事實上，王安石第一次罷相後，熙寧新法並沒有遭到多大破壞。時人稱韓絳為“傳法沙門”、呂惠卿為“護法善神”便是一個證明。神宗也沒有對王安石棄之不用，王安石罷相前的官職是禮部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罷相後依然為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王安石在地方上若有事，還是可以出人官中商議朝政的。這是神宗為他保留的一項特權。神宗去人留政，重新取得了改革中某種勢力的平衡。接下來，由於昌惠卿是一個有野心之人，在工作上跟韓絳配合不好，最主要的是呂惠卿剛愎自用，韓絳便於熙寧八年（1075）正月奏請神宗召王安石復相。神宗本來就對王安石存有念想，只待風頭一過便可重新起用。

二月，神宗果然召王安石回京復職。王安石從離職到復職，中間其實只隔了八個月的時間。改革局面峰迴路轉，王安石似乎可以有所作為了。因為在王安石回京後不久，神宗曾對他推心置腹地說：“小人漸定，卿且可以為。”又說：“固所望於卿。君臣之間，切勿存形跡，形跡最害事。”意思是他倆之間的關係還是屬於親密無間的。為“拗相公”，王安石罷相復相，執拗依舊。在用人方面，王安石和神宗之間的衝突開始顯現。神宗想起用時任權三司使的翰林學士沈括到兵部任職。王安石卻認為沈括是“王人”（奸佞之人），曾經在河北工作時反對推行新法，最終阻止其上位。另外，神宗想讓判永興軍的前參知政事張方平出來擔任樞密使這一要職，王安石也以此人反對變革為由予以阻止。

與此同時，王安石強行重用呂嘉問等神宗並不認可的新人，使得君臣二人的關係開始貌合神離。而在王安石從復相走向二次罷相的過程中，他的執拗與呂惠卿的褊狹以及鄧綰的勢利發生碰撞，其不合作精神又與韓絳無法共存，改革集團沒有凝聚在王安石的共識之下，也讓神宗對王安石這個改革者的凝聚力和領導力產生懷疑，這當是王安石為其悲劇買單的一個重要因素。在識別呂惠卿為人秉性的問題上，王安石的執拗幾乎到了天真可笑的地步。王安石初為參知政事時，曾對神宗說過這樣的話：“惠卿之賢，豈特今人，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王安石對呂惠卿的高度肯定是識人之誤，這或許可以歸咎於改革伊始，呂惠卿的秉性還沒有充分暴露出來，殊可諒有。但王安石罷相再復相的過程中，明明呂惠卿對他排擠打擊的小動作不斷，甚至神宗當面告訴王安石：“惠卿不濟事，忌能好勝，不公。非助卿者也。”王安石卻還是天真地反問說：“不知惠卿有何事不可意？”王安石甚至反過來勸神宗：“惠卿屢為陛下言之，非不忠，陛下宜察此。”對手下成員的認識糊塗至此、執拗至此，毫無疑問是神宗對復出後的王安石大失所望的一大原因。

過後不久，神宗下詔：“朕不次拔擢（呂惠卿），俾預政機，而乃不能以公滅私，為國司直，阿蔽所與，屈撓典刑，言者交攻，深膚聽。可守本官知陳州。”可以說，昌惠卿的被貶既表明王、昌合作模式的失敗，也曲折地表達了神宗對王安石改革者素質的懷疑，是謂王安石二次罷相路上的一道警鐘。其實，王安石個性執拗、不合作精神也表現在他和韓絳的無法共存上。應該說，在王安石復出的過程中，韓絳是有恩於他的。但王安石復出後，卻常常在新法法令的實施與人事安排方面和韓絳針鋒相對，致使後者不得不請辭而去。比如，王安石不顧韓絳反對，強行安排一個叫劉佐的官員進市易司工作，以至於韓絳要上書提出辭職，神宗勸他：“茲小事，何必耳！”韓絳說：“小事弗能爭，況大事乎？”這其實說明了王安石不具備一個改革者應該具備的大局和寬容意識。

另外，王安石言語刻薄，也使韓絳很受傷。當韓絳提出市易司官員不能只關注“利”時，王安石嘲諷他：“市易務若不喻於利，如何勾當？且今不喻於義，又不喻於利，然尚居自如；況喻於利，如何可廢！”暗諷韓絳這個人既不“喻不利”，又不“喻於義”，不如爽快辭職的好。韓絳隨後被罷知鄧州，離開了王安石改革集團。至於鄧綰，前文所述，是個牆頭草。呂惠卿得勢時，他依附呂惠卿。呂惠卿失勢時，他落井下石。等到王安石復相後，鄧綰重新依附於他，並向神宗推薦王安石的家人上位。王安石重用如此這般的牆頭草，毫無疑問是“失察之舉，也讓神宗對王安石集團成員的價值觀屢屢失望。可即便這樣，王安石仍說鄧綰“為國司直”。

只是神宗想罷免鄧綰，王安石才說鄧綰“為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對罷免鄧綰的理由說得極為勉強，相比較神宗給出的罷免鄧綰的理由一“輸林學士、權御史中丞鄧綰操心頗僻，賦性奸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而言，兩人的分歧已是不言自明。史載，王安石和神宗議論國事，每有抗辯多聲色俱厲，搞得神宗經常為之動容。被稱為東菜先生的宋朝詩人呂本中在他的《東菜呂紫微雜說》一文中記載：“上意頗厭之，事多不從。”由是，王安石的改革之路走到末路。熙寧九年（1076）十月，在鄧綰被罷知虢州18天后，王安石第二次罷相，判江寧府。這是王安石擔任一年零八個月宰相後，再次辭去職務，從此遠離政壇。從變法初期，神宗對王安石信任有加，以至於曾公亮感慨萬千地對蘇軾說，神宗皇帝與王安石好得就像一個人，這是天意啊……到後來兩人分道揚鑣，神宗和王安石之間的互動史實際上就是個從良性到惡性的過程。而發生在熙寧六年（1073）的宣徳門事件稱得上是一個生動的註腳。這年二月，王安石隨宋神宗去觀燈。他騎馬直接進入宣德門時，遭到官廷衛士的阻攔，其坐騎被打傷。王安石憤怒異常，向神宗建議把這些官廷衛士送到開封府去治罪，並且要罷免有關宦官。

御史章惇在此時上書彈劾王安石，認為宮廷衛士是保衛皇帝安全的，樞密使文彥博也承認自己一直是在宣德門外下馬，王安石騎馬闖宣德門違制在先，假如因此定罪衛士，判處他們杖刑，今後誰還敢盡心盡職？神宗雖然認為章惇言之有理，卻並未因此追究王安石的責任。在這個案例中，我們可以發現王安石的個性缺乏權變、寬容和大局意識，我行我素，並不適合做一個改革者。他原則性有餘，靈活性不足，在識人、用人、權變以及容納不同意見和勢力方面屢屢失誤，上寒神宗之心，下亂呂惠卿等改革集團之局，最終釀成帝國及其個人命運最後的敗局。王安石去後，接任王安石宰相位置的樞密使吳充，在熙寧九年（1075）代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他雖然是王安石的兒女親家，卻不心向新法，一上位就向神宗請旨，召還司馬光等人。司馬光隨後被召回京城收拾殘局。他宣佈廢除免役法，推行差役法。元祐更化（指以司馬光為首的反變法派，在元祐年間（1086-1093）推翻王安石變法的事件）開始，熙寧新政的改革成果遭到全面清算。王安石人在南京聽說免役法被廢除後，愕然失聲說：“竟變到這樣了嗎？”又說：“這條法規是不能廢除的，君實（司馬光）也太胡鬧了。”但其時已無濟於事。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在憂困中病死，年僅六十六歲。從設局、入局、治局到出局，王安石的人生際遇可謂一言難盡，令人惆悵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