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死亡是一場屠殺，我們該如何優雅退場

退場是什麼意思

兩年前我的父親去世，我因此而陷入了長達半年的抑鬱之中，時常以淚洗面，覺得人生，生無可戀。

不，我和我的父親感情並沒有那麼深厚，我們常年只見兩到三次，在春節和其他節假日裡。他只是在最後兩年，才和我一起生活。我也盡到了作為子女的義務，無論父親的哪位親朋好友都會誇我是個孝順的孩子。在他走的一個多月前，醫生也已經暗示我們，他 時日不多了。

然而，我還是沒有足夠的心理準備，迎接他的死亡的到來。前一天，還在話著家常；後一天，就突然離去了。我總以為，他還能再活10年、20年，至少是1年、2年。是我的照顧不周，縮短了他的壽命，他才73歲，還應該活很多年才是。

我們真的沒有準備好迎接衰老和死亡，無論我還是父親自己。

正如《最好的告別：關於衰老和死亡，你必須知道的常識》的作者阿圖•葛文德所說，這一切都是人類活得太久而帶來的新問題。不止是我和父親，其實這世上的大多數人都沒有準備好。

阿圖•葛文德，是哈佛公共健康學院、哈佛醫學院教授，世界衛生組織全球病患安全挑戰專案負責人，《紐約客》等雜誌的醫學專欄作家。曾經是白宮最年輕的健康政策顧問，影響奧巴馬醫改政策的關鍵人物，受到金融大鱷查理•芒格大力褒獎的醫學工作者，也是《時代週刊》2010年全球“100位最具影響力人物”榜單中唯一的醫生。

阿圖•葛文德說，作為醫生，他學到了很多東西，但不包括死亡。人們對醫生的崇敬，就是醫生可以救死扶傷，但不包括幫助人們面對死亡。

我們從未活得這麼久過，久到機體衰弱到無法獨立生活，但我們仍然不願意面對死亡。只是人的生命，就像太陽會有日出也有日落一樣，每個人也同樣面臨著日落——衰老的威脅。衰老就是一點點的失去所有，直至失去生命。

衰老，是長壽必須付出的代價。死亡，是每個人都無法迴避的結局。

如何才能在一場必輸無疑的戰爭中，儘可能地讓自己活得更好，還是活得更長久。選擇並不容易。阿圖•葛文德在《最好的告別》中告訴我們，醫學是有侷限的，他只能延緩衰老，但阻止不了死亡。他用一個個案例，生動地闡述了，如何在生命的最後階段，自主、快樂、有意義的生活，並擁有尊嚴地活到生命的終點。

托爾斯泰曾寫過一部中篇小說《伊萬•伊里奇之死》，主角伊萬•伊里奇得了一種治不好的疾病，請了很多醫生治療，方子一個比一個貴，但都沒有效果，他越來越虛弱，就快死了。但是所有人都相信，他只是病了，只要他保持平靜的心情接受治療，就會出現好的結果。

醫學是萬能的，這在現在也同樣是人們心中的幻想。阿圖•葛文德舉了一個他早期的病人的例子，他的癌症已經擴散到胸椎，無論是否手術，都只有幾個月的生命。而且手術本身風險很大，並不能他現有的狀況得到絲毫改善。可是病人堅持手術，堅信醫學可以救他的命。他對兒子說，“別放棄我！”這讓我又一次想到了我的父親。

我的父親由於腿部動脈硬化，無法行走，去醫院做腿部血管支架。我請了專家查看了他的片子，發現心臟衰竭，導致通往腿部的血管狹小而硬化，腿部血管支架做了，腿部的血液流通也不會得到改善。便與醫生商量取消了腿部血管支架手術。當時，父親哭著罵我，心疼錢，不讓他做手術，見不得他好過，是盼著他去死。結果誘發心梗，差點死去。

過去和現在，許許多多的例子都證明了，醫學是在不斷髮展，但對於人類的衰老和死亡，它無能為力。也正是因為醫學的發展，現代人的壽命有了極大的提高，它讓我們開始面對衰老。衰老是一點點的死去，它把你的健康、機體功能一點點拿走，讓你不得不和死亡面對面。

如果死亡不可避免，如果衰老已經來臨，那我們要怎麼辦？

在《最好的告別》中，作者阿圖•葛文德作為一位權威的醫生，總結了無數病人的經歷，得出了一個結論：

人在生命的終點，需要的不再是醫藥，而是有尊嚴的生活，在當時情況下儘可能豐富和充分的有獨立思想的生活。

當我們不能夠獨立生活時，老年生活不再是田園牧歌式的美好，而是被困居陋室的苦悶。

我們需要尋求幫助，家人或社會專業機構的幫助。

這就又帶來了新的矛盾。當我們需要家人幫助時，可能我們的子女也已經白髮蒼蒼，無力照顧我們，而且他們有自己的家庭、事業、子女。這時候，養老院或療養院就成為了不得不去的場所。

回想父親離世前一年，他因為糖尿病引發心臟衰竭，經常在夜裡突然就喘不過氣，難受得要死，只能打急救電話，讓救護車送到醫院搶救。家裡需要24小時不離人，出門去菜場買菜的幾十分鐘，就有可能發生一次窒息。那時我們不得不開始考慮療養院。

經朋友推薦，我們去考察了一家療養院。位置有些偏，但空氣清新，環境優美、安靜，大樓設施齊全，有醫院一樣的搶救室，還有常見病、慢性病的治療以及一般的生活護理。

起初，父親也很是歡喜，被一堆護士、護工圍著，陶醉在被人尊重的假象中。後來，由於我在外地工作，最多一個月去看他一次，有時候忙起來，可能兩個月才能去一次。父親開始不滿了起來，他嚷嚷著要回家。我只能盡力安撫他，許諾過段時間就帶他回家看看。

就在這之後的一個月裡，他突然異乎尋常地暴躁了起來。療養院給我打電話，讓我馬上把他接出院。說他要求回家，如果不讓他回家，他就開著電動輪椅自己乘電梯下樓，往療養院外面跑。於是，療養院沒收了他的電動輪椅。他被困在床上，就拿頭撞牆，往床下滾。於是，療養院把他綁在了床上。他開始絕食，連水都不喝。療養院怕出事，要求家屬立刻帶他回家，不然就把他送到我家所在的社群裡。

我被嚇到了。買了第二天的機票飛回家，接他出院。回到家，他的第一句話就是：“謝謝你，把我救出了集中營！”

聽了這句話，我的心裡五味雜陳，半天說不出話來。阿圖•葛文德說，

老年人想要的是一個家，而不是一個安全的沒有個人隱私和尊嚴的禁閉室。

在療養院，你的全部家當集中在一個櫃子裡，除了日常衣物和洗漱用具，沒有任何其他的東西。你喜歡的工藝品，你收藏的字畫，你用了多年的工具，都不在你的身邊。你躺在床上，邊上是你從不認識的陌生人。醫生和護士可以不用徵求你的意見就推門而入，用各種儀器侵犯你身體的隱私，你的生命變成了儀器上的數字。你就像生活在集體宿舍，人們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你好，你卻覺得越來越不好。

難怪父親總是嚷嚷著要回家。《最好的告別》提醒我們，我們似乎屈從於這樣的一個信念：

一旦你失去了身體的獨立性，有價值的生活和自由就根本不可能了。

也正是基於這個信念，我們和療養院所做的一切，都得不到老人們的理解，甚至引起他們的反抗。

想一想，如果我們自己身臨其境，我們想要的是什麼樣的生活？難道我們期望的不是：

在我們衰老脆弱、不再有能力保護自己的時候，如何使生活存在價值嗎？

如同生命中那些重要的選擇一樣，在生命的最後關頭，我們將遇上的是最艱難的問題：什麼時候應該努力醫治，什麼時候應該放棄治療。

按照傳統，我們很難理智、清醒地與一個人談論死亡，特別是關係到自己或自己的家人。我們絕不願意渾身插滿了管子躺在病床上度日，但我們卻常常讓我們的家人在病床上靠藥物維持生命。醫院的ICU總是躺滿了靠機器存活的人們，各種管子連線著身體，他們不能說話也不能吃東西。家屬們在玻璃窗外飽受煎熬，沒人知道，什麼時候可以放手。

醫學發達到，已經可以在我們早已失去了意識和連貫性之後，仍然維持我們的器官。死亡是確定的，但死亡的時間是不確定的。於是每個人都要與這個不確定性、與怎樣、何時接受戰鬥失敗進行抗爭。沒有臨終遺言，因為垂死者已經連自己是誰都不知道了。

我朋友的父親，躺在醫院使用呼吸機、氣管造口術、飼管，身體連線著好些泵，無法說話、無法表達自己的意思，時常昏睡，不知道是不是還有意識，但是生命可以繼續維持下去。兩年了，一直如此。他是活著，卻比死了更悲慘。

我們在對待病人和老人方面最殘酷的失敗，就是沒有認識到，除了安全和長壽，他們還希望能好好地活到終了。臨終關懷，在我們國家還是缺失的一項。

我們都不懂怎樣才能在病痛中，以最好的方式，向這個世界告別。

出院後的第四天，我的父親就去了。他走的那一刻，我不在他身邊。等我回家時，他已經睡去，表情平靜。我從沒想過，我的親人，會以這種方式，和我告別！

他的生命走到盡頭的時候，做決定的責任就轉移到了我的身上，而我沒有好好地和他談論過一次，他對死亡的看法以及他認為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在他生命的終點。每次，他一談起他要死了，我就會很煩躁，認為他太消極，只要他好好治療，就能夠一直活下去。現在回想起來，我們其實都知道他快要死了，但我們無法面對。

看完阿圖•葛文德的《最好的告別》，我大哭了一場，我痛恨自己沒有早一點閱讀這本書。如果我可以有勇氣面對父親的死亡，就可以讓他在最後的日子裡不帶遺憾的離去。完阿圖•葛文德告訴我們，我們有權利選擇自己死亡的方式，我們也要尊重親人的意見，不能為了我們自己的孝道而自私地選擇讓親人在痛苦或昏迷中生存。

死亡，是我們對這個世界最後的貢獻。人必定有一死，那麼如何才能在有限的情形下，更好的和這個世界告別，是我們每個人都要思考的問題。相信《最後的告別》可以幫助你，更深地理解衰老和死亡的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