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順”思想產生的學術背景

陰陽概念最早可能產生於中國遠古對太陽的崇拜，其起源於古代人們對天時自然的觀察和制定曆法的活動有關。

羲和指羲氏、和氏，是唐虞時掌管觀察天地四時，制定曆法的官員，而羲和在古代神話中是太陽御者或太陽之母。《易經》中最基本的二艾“一一”、“—”就代表陰陽的符號。司馬談曾把“陰陽家”列為“六家”中的第一家，似乎表明陰陽說在先秦諸子思想產生、發展的歷程中，具有前提和起點的意義。

“陰陽五行說”

司馬談稱陰陽家“序四時之大順”，推崇道家之術，（同上）道家也依據陰陽家所規定的天時執行規律，這裡陰陽家包括戰國後期的鄒衍，也包括，或者主要指早在儒家以前就存在的以“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等所謂“數度”之學（《天下》）為研究物件的一些“史”官。“陰陽”一詞見於《莊子》而《論語》、《孟子》中沒有出現。

《莊子》是以自然之道的價值懸設為基礎，以對不順的社會觀察為出發點，構成其生命哲學體系的。而對自然界的看法與古代陰陽觀念又有不可分割的聯絡。

可以說陰陽觀念構成了《莊子》對自然之順的看法基礎。《莊子》中的自然之順，呈現和表述為陰陽二氣的運動變化。

《莊子》哲學在陰陽學基礎上發展“氣”論，進而形成“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知北遊》）的生死觀。

人的心或精神之順與“陰陽”有關也在《莊子》中有所體現：“陰陽之氣有三診，其心閒而無事”（《大宗師》）。陰陽之氣有錯亂不調時候，若心情閒適也能若無其事。人的喜怒之情直接影響到陰陽失衡。因此，《莊子》主張“乘雲氣而養乎陰陽”（《天運》）就是要駕馭體外的自然雲氣，調養體內的陰陽二氣，使身心處於和順狀態。

可見自然界有陰陽，而生命領域、社會領域和精神領域都要保持陰陽和靜才能實現自然之順、生命之順、社會之順和精神之順。

在《莊子》看來，陰陽之間沒什麼絕對不可調和的對立：“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則陽》）這種陰陽調和互動互補的觀念是《莊子》哲學中“齊是非”，“以明”、“天均”、“中道”等思想的理論基礎，也是《莊子》“順”思想其中一種實現形式。

“五行學說”，在莊學之前，人們已經產生五行學說。在五行基本分類學說的基礎上，形成了土或水文化。眾所周知，老子尚水，認為若能因順水的自然之性則能化害為利，這與淮河流域水文化有關。《莊子》哲學中順應自然及柔順思想也源於此。水是柔順的又是奔流不息的如同生命的流動。《莊子》中常論及水，突出的有“從水之道”（《達生》）的順性思想，多處用水及水中之魚來說明喻理。《秋水》篇所闡述的道理離不開水。“順”字的構造，其偏旁就是水（“川”）

老子、關尹、列子等“隱士者”

老子所代表的一批隱君子族及其思想也屬《莊子》“順”思想賴以產生和發展的前提。《莊子·繕性》篇專門論述了“隱逸”這一社會現象及精神風貌。有人認為，莊子思想的淵源最早應該追溯到孔子《論語》所反對的隱者，隱者是莊子思想的先驅。當然，這並不意味著《莊子》思想就淵源自隱者。

《論語》中的隱者逸民、長淚、萊溺、荷葆丈人，石門之晨門者，荷美者，儀封人，楚狂接輿七位賢者，也見於《莊子》中，隱者對社會和生活的態度，是避世，遁世，正是《莊子》順世的原型，他們實踐的表現是順世，可能有相似家庭背景和生活處境，在社會和生活實踐的表現都是避世（遁世）、順世的。

不同的是《論語》中的隱者只停留在事實經驗的社會、生活層面上

，而《莊子》己是超越了經驗層面，追求一種合自然、生活、社會和精神為一體終極性觀念，“以道觀物”“道通為一”（《齊物論》）和“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天道》）的處世存在方式。

（《天道》）自司馬遷以來，傳統的習慣的觀點都認為莊學“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但從有些學者研究來看，《莊子》思想實際就是獨立於今本《老子》而形成，莊子本人也許根本就沒見過今本《老子》書，理由是《莊子》內篇沒有《老子》之言，但《莊子》外、雜篇援引《老子》言詞，受《老子》思想影響都是極為明顯的事實。

《老子》第六十五章中指出：“常識稽式，是謂元（玄）德，元（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大順”就是天理，就是順乎無為因循自然。而《天地》中有“…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是謂玄德，同乎大順”這裡“玄德”“大順”源自老子。

列子對莊子思想的影響似乎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

《列子》一書思想的根本特點在於對道家氣論的發揮。並以此為基礎解釋宇宙人生的終極意義的問題，但對道體直接論述的較少。《列子》摻雜著少量晚出成分，成書或許稍晚於《莊子》內篇，但《列子》包含的許多早出的內容可能為《莊子》所取用。

列子《力命》第六指出：“自然者，默之成之，平之寧之，將之迎之”：列子對“自然”理解是從不人為干擾，但能成就一切；調和一切對立衝突，使萬事萬物和順寧靜，追隨所有存在者，而又迎接著新生命的誕生。其終極目標和最高體現如同《莊子》的“順物自然”思想。

列子中“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力命》第六），《莊子》中有“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達生》）的安然順命思想。

另外《列子》中有“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楊朱》第七）的命題，“其道自然”（《湯問》第五）的人生自由境界：“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從性而遊，不逆萬物所好”（《楊朱》第七）的順從自然本性觀念。

“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為言亦言，無知為知亦知（《仲尼》第四）”。“無言”表示文化觀念領域中理想的形態同於《莊子》。由於《列子》文字編定成書的下限不晚於戰國末期，其間經歷了較為漫長的加工整理工作，其論述引用老子、關尹材料為《莊子》作者所採用，其早出部分包括不少寓言，也為《莊子》作者所借鑑。

結語

隱士者的出現，實際上是古代社會文明發展的附帶品。生活在“混芒之中”的古之人是“莫之為而常自然”的（《繕性》）。在自然本然狀態中，無所謂隱士，也不需要隱者逸者，但隨著有自覺意識的人走出自然本然秩序狀態後，也就進入禮樂文明時代。

隱士者也是《莊子》“順”思想賴以產生的思想前提。《莊子》裡有許多類似的

隱君子

，如：伯昏無人、長梧子、瞿鵲子、庚桑子以及子祀、子來、子犁、子輿、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等等。

其中有些人是可以從其他材料中證明確有其人，其他人物有其人或出於虛構都有可能。

這些人物表現各異，但不失其具有共同特徵：一是可能為破落的貴族後裔，文化素養很高；二是對現實社會持否定、消極的態度；三是生活處境低賤貧困；四是追求個人心境寧靜，順適自然，超出常規。

《莊子》思想亦屬於此類，所以顏世安說：“莊子的思想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戰國時代隱者文化的結晶……莊子與隱者之間的特殊關係是理解莊子思想的關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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