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老思想在西漢初期有何影響？

西漢的政權是以劉邦為首的一批鄉間農夫建立起來的，相比於前朝的統治，無論是自身階層、文化素養還是管理方式都是大不如以前的貴族。

在正視到自身問題所在以後，劉邦等人在倡導反秦之刑法和賦稅上的基礎上來籠絡民心，

但實際上是還是繼續承接著秦制來統治的。

不同的是，漢朝剔除了李斯等人的極端法家思想，以道家進行調和，為漢初政治制度的發展提供了“天道”思想的限制。

其次，這還與人們想要快速脫離秦朝的暴政還有社會安定的心理有關，

經歷了秦朝的嚴苛峻法，百姓為之痛恨，所以支援劉邦得天下

，目的就是希望新的統治者能夠改變國體，體恤百姓。

另一方面劉邦是聯合農民階級而稱帝，自然也是知道農民階級的力量，也擔心自己的王朝會走上秦朝的老路，

所以總結秦朝暴政的經驗，廢除煩苛，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

再者，中國自周朝之後戰亂不斷，天下大勢分分合合，本來就落後的生產力更是雪上加霜，戰爭所導致的人口大量銳減和社會流動、土地的大量荒蕪，王朝面臨著嚴重的財政危機，不管是百姓還是貴族都希望社會安定來恢復發展生產力，君主也能夠更好地鞏固自己的政權。

01

西漢初期的黃老思潮

在這種情況下，《黃帝四經》為代表的黃老學思想體現出“有為”的“道”，這正好符合時代要求，

它要求君主“守雌無為”，以靜制動，為休養生息提供了最大的空間。

再者，黃老學派的思想已經發展得相當成熟。齊國稷下學宮的黃老學派思想盛行，成為了稷下學宮中最大的一脈，並出現以《黃帝四經》為代表的經典著作，

為黃老之治做出了理論上的準備。

再到“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樂臣公教蓋公。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

能夠看出黃老思想相傳幾代人，在實踐上也是趨向於成熟。

另外，從《史記》等材料來看，黃老之術在漢初極其風靡，這都是上層統治者對於黃老的信奉和推廣。曹參、陳平、文帝、竇太后、景帝、等人都是黃老的堅定信仰者。

在惠帝時期，蕭何病逝，曹參接任相國，他把在齊地任在宰相的時候學習到的黃老之術帶到中央，透過對成功經驗的照搬來對漢朝進行治理，

也正是如此，黃老學正式的成為漢初的意識形態。

關於陳平的記載“陳丞相平少時，本好黃帝、老子之術。”論述到陳平喜愛黃老，用以治理天下。至於文帝，雖然沒有《史記》和《漢書》裡面沒有明顯提到黃老，但是可以從《史記》對文帝的描述中看出，他是喜好簡樸、薄賦、親躬的生活的。

這都與《黃帝四經》“道”論思想相符合的，並且文帝從小被派去鎮壓代地而養成的謹小慎微的性格，以及母親薄氏喜好黃老的潛移默化，

都表示出了對黃老學的極大熱誠。

竇太后作為文帝之妻必然也是推行黃老學的，

而且她也是一位強有力的執行者

。竇太后極度喜好黃老之術，由於其皇后、皇太后的身份，強制要求皇室宗親和外戚族人學習黃老之術。

竇太后透過長期對文帝、景帝和外戚貴族的潛移默化，黃老之術在國家治理方面得以全面實行，並且極度排斥儒家思想，其中比較有意思的是竇太后和轅固的敘述，“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

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刺豕。”

而景帝更不用說，在文帝為代表的皇權和竇太后代表的外戚強權都遵循黃老的基礎下，自然傳承其思想。

在這樣的上層建築支援下，漢初的政治必然是以“道”論的基礎上實行“君無為而臣有為”，它的因循自然的政治術和漢初百廢俱興的局面，

再加上他“採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強大包容性使它成為漢初的官方思想。

02

對漢初時期的整體影響

當時幾乎整個戰國時期都處於戰亂時期，各國君主為了統一天下攻伐不斷，人民長期遭受到戰爭所帶來的生活剝削和社會流動，給整個社會的發展帶來不穩定性，人們忙著逃難而只能放棄家中良田，這嚴重影響了生產力的發展。

秦始皇雖然統一六國，頒佈規定“書同文，車同軌，行同倫”，但還是聽信了李斯等人諫言，把國家治理偏向了嚴苛峻法，使得剛剛有所恢復的民生再度遭受嚴重的摧殘，

導致社會矛盾加劇，最終引發秦王朝的滅亡。

西漢王朝的建立者出身社會下層，他們在治理方式上承接秦王朝的治理之道，但又認識到嚴苛峻法所帶來的後果，

所以才會採取“與民休息”的政策，以達到恢復國力的目的。

《黃帝四經》中的保民愛民思想正是與“與民休息”的政策緊緊聯絡在一起的。《黃帝四經》首先強調“無為”而治，是透過上層階級儘量少的干預下層階層的自由發展來促進經濟的恢復，

另外還強調統治者要省苛煩、節賦稅的方式來治理民眾，它認為“節民力以使，則財也。”

在減輕人民負擔的時候，還要妥善使用民力，這樣才能生財，還能夠發揮人民生產的積極性，來達到“保民而王”的政治目的。《漢書》中記載“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民以飢餓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

漢初時期，人民因戰爭原因導致人口銳減和人口流動，導致整個社會難以穩定，從劉邦開始就勸告流民歸還故鄉，去領取原來的田畝住宅，實行“十五而稅一”的政策，因飢餓而賣身成奴隸者，可恢復平民身份，如若生子，還可以減免徭役兩年，

甚至秦朝的軍吏士卒都可以一律免罪，而且各晉升一級。

可以說劉邦的治理方式符合時代特徵，滿足民眾的要求，也適合君主平穩地實現王權更替，減少階級之間和前秦官吏之間的矛盾。

在惠帝時期，主張“吏所以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以為民也。”強調官吏的作用就是為民服務，能夠得到人民的信任，

之所以提高官吏的俸祿是希望他們更好的幫助百姓辦事。

根據《漢書》中記載惠帝還鼓勵徭役，待工事完成以後給予每戶一級的獎勵，還透過和親、鼓勵人口增殖的方式來迅速恢復國力。

到了文、景二帝時期，更是把“無為”而治的思想發展到了極致。

文帝尚農，認為農業是天下之本，並親自耕作農田，為提升人民耕作積極性，甚至免除天下農田租稅凡十二年，對於百姓拖欠應繳納的種子和糧食時，都給予赦免，對於糧食欠收的情況，第一考慮得也不是是否有人中飽私囊，

而是考慮“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

，出現災害也是主動減少公務開支，精簡冗員，開啟各地糧倉賑濟災民。

景帝在繼續提倡減賦和農耕的基礎上，鼓勵地力貧瘠地區的人民移民到廣闊肥沃之地從事耕作，只收取民田半租，也就是“三十稅而一”。正是有著漢初幾代帝王積極的“無為”而治，漢朝的經濟才得以恢復並迅速發展，“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

大量的財富累積，成就武帝時期的盛世，盛世的到來也並不僅僅是因為人民高昂的生產激情，更重要的是，

漢初統治者採取順應時代發展的黃老思想，兩者相結合才能起到有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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