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百家爭鳴到萬馬齊喑，為何帝國越來越穩，思想卻越來越黯淡？

在遙遠的春秋戰國時期，雖然諸侯國之間征戰不斷，百姓衣不蔽體；但有一群人，卻整天在仰望星空，思考人生。在後人的眼中，他們的思想充滿了智慧，他們本人也如星星一般燦爛而眾多，他們就是傳說中的“諸子百家”。

後來，大一統的秦漢出現了，再後來，中央集權帝國越來越強大，王朝盛世延續的時間越來越長。然而，到了清末的時候，一個名叫龔自珍的人卻感慨到：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

一 亂世下的“百家爭鳴”

“諸子百家爭鳴，三教九流齊放”。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歷史上最長的華夏分裂的時代之一，也是不折不扣的思想最為繁榮的時代之一。

西周末年，周平王東遷，喪失了軍事威權的周王室逐漸喪失了對華夏大地的控制。而周的分封制，使得諸侯們順理成章的接管了周王室在各地的統治權。

所謂春秋無義戰，華夏大地上開始了看不到盡頭的戰爭與吞併。各諸侯國都漸漸撕下禮貌的面具，露出血腥的獠牙。

而諸子百家們恰恰就誕生於這樣的混亂時代。

與人們生活的水深火熱和華夏大地上的政治軍事黑暗不同，在先秦諸子的頭腦中，逐漸誕生了思想的火花，並逐漸發展和壯大，最終形成了所謂的百家爭鳴的思想繁榮局面。

（01 諸子百家）

西漢末，劉歆在《七略》中將他們的思想定為“九流十家”，後衍生出了所謂的“三教九流”。今人呂思勉在其《先秦學術概論》中展示了《太史公自序》、《淮南子》、《漢書·藝文志》等對先秦諸子的分類和研究，最後說道，“故論先秦學術，實可分為陰陽、儒、墨、名、法、道德、縱橫、雜、農、小說、兵、醫十二家也”。

我們注意到，歸類裡面的雜家，其實是一個統稱，那些難以歸類的和綜合諸子之學為己用的，前者比如屍子（屍佼，傳說商鞅之師），後者比如呂不韋（《呂氏春秋》）。而呂思勉在歸類的時候，其實部分也是是屬於強行歸類的，比如將管子（管仲）、晏子（晏嬰）歸入道家，實際上他們的思想所涵蓋的並不能完全歸為道家。

而即使在一個流派之內，儒家的孔子、孟子和荀子之間，思想的差異已經很大，甚至有些思想截然相反；法家公然分成了法、術、勢三派；而道家和陰陽家有許多交匯，但又走向了哲學和神學兩個不同的極端；名家和縱橫家看似都以辯論為基礎，卻應用於完全不同場景。

這些事實說明，春秋戰國時期所湧現的思想內容之豐富，思想家數量之多，思想流派之龐雜，是難以想象的。而其中的儒道墨等家，到現在仍然有很多人從中吸取精神營養，則說明他們思考之深。他們能被稱為諸子百家並流傳至今是實至名歸的。

（02 諸侯廟堂對諸子百家的影響）

諸子百家的思想幾乎涉及到了從朝堂到江湖的各個方面。在哲學層面，有孔子、老子、墨子創立的儒道墨三家並立；在政治方面，儒家、道家、法家均有大量涉及；在外交辯論方面，則有名家、縱橫家專門研究；在民生方面，則有農家、醫家發揮著重要作用；在神學方面，則有陰陽家獨佔鰲頭；而在戰爭方面有專門的兵家。

從他們研究的方向，就可以知道，他們的這些思想的產生和發展，勢必受到了當時諸侯國廟堂的影響。

儒家一部分源於周禮，因此大思想家孔子孟子積極奔走於各國，其思想卻很少受到各國廟堂的採納。然而，各國廟堂仍然願意接納他們並講學，國君也經常與大儒們探討國家治理的話題。道家、墨家同理，甚至於部分小國曾採用國道墨的部分思想，或受到其援助。這是他們三家能成為顯學的原因之一。

而法家由於其經世致用，在大爭之世能夠幫助諸侯們富國強兵，受到戰國諸國的信奉和推崇。能成為與儒道墨並肩的顯學，諸侯們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縱橫家、兵家、陰陽家、雜家得以繁榮和發展，相當大程度上是因為諸侯國自身統治穩固和爭霸戰爭的強烈需求。

由此可見，春秋戰國的亂世，對於諸子百家思想的發展輝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3 百家爭鳴）

在這種刺激下，諸子百家之間實際上並不像表面上那麼和諧。

他們為了尋求各國廟堂的支援往往相互拆臺，而各國廟堂也往往樂見其成，並在其中選擇更適合本國的諸子，與其談論治國思想、授予其官職、幫助其傳播學說等。

比如著名的道家莊子與名家惠施的辯論，因惠施是魏國丞相，其實有著影響魏國施政方針在裡面，而惠施與同時期的張儀也有交集和相互排擠的事例；齊國施政方針受到稷下學宮慎到法家勢派的影響，但荀子就明顯對慎到的思想不屑一顧。

不僅不同派別間相互競爭，即使後人歸為同一類的思想家之間，也可能相互不認同，比如秦國採取了張儀的策略而拋棄了同為縱橫家的公孫衍；而荀子與先師孟子的對於“人性”的認知截然相反。

為了更好的獲得諸侯的支援，使國君採納自己的思想和方針，相互拆臺只是一方面，而更多的，諸子百家們都使出渾身解數，對很多問題進行了深度思考，從而使諸子百家的思想越發的熠熠生輝。

這就是所謂的“百家爭鳴”的真相。然而，正是在這種相互的衝擊和思想碰撞中，諸子百家反而各顯其能，爭相發展。諸子百家的思想，才能夠有如此輝煌的成果。

二 治世下的“萬馬齊喑”

按說隨著時間的發展，思想的輝煌即使不能發展也應該有所延續。但當時間行進到十九世紀的時候，清末著名的詩人、歷史學家龔自珍卻發出了不同的感慨：“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

此時，中華帝國在春秋戰國之後，已經經歷過秦漢、隋唐兩個大一統時代，又剛剛連續經歷了明清近700年的大一統治世，帝國的中央集權越來越強勁，統治力越來越發達，疆土、人口、科技也不可同日而語，但是整個廟堂和民間的思想卻變得如此侷限和麻木，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01 大一統治下的文化繁榮）

實際上，大一統治世之下，文化事業還是有了長足的發展。

在漢代產生了重要的文學形式漢賦，並有司馬相如、楊雄等傳世名家；隋唐時期，詩歌的發展更是成就了中華文化的一個高峰；明清時期，流行於世的小說家們，也為我們貢獻了許多傳世的名著和文化瑰寶。

同時，自唐宋起，文學家們還開展了多次思想文化界的改革。唐朝韓愈發動“文以載道”的古文運動，影響深遠，產生了著名的唐宋八大家；明朝古文運用也產生了前七子、後七子等著名的文學家；清朝的桐城派、揚州八怪等更是獨樹一幟。

雖然參與其中的不乏廟堂高官、士人領袖，但如果仔細審視他們當中大多數的文章，比起先秦諸子，他們似乎少了些什麼。

是的，他們大多是純粹的文人，卻缺少思想家的成分。除了走向唯心和神秘的朱熹、王陽明，似乎很少有人能夠有資格戴上“思想家”的光環。

廟堂似乎也成為儒家一家的獨享，偶有道家出現，卻很少再看到廟堂與其他思想家們談論治國道理的故事。

（02 大一統治下的思想統治）

要回答為什麼會這樣很難，但是從帝國的施政方針之中，我們或許可以找到蛛絲馬跡。

當漢帝國建立70餘年後，董仲舒向漢武帝提交了他的思想政治報告《天人三策》，將改造後的儒家思想定義為從思想文化統治臣民的新方針。漢武帝此時急需從祖母的黃老道家施政陰影裡走出來，因此表現出了對這一方針的高度認可，引為國策，從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而在這之後的2000年裡，大一統的封建帝國朝廷，表現出了它對思想開放這一命題的否定。

雖然有漢宣帝的“本以霸王道雜之”，雖然有諸多帝王表現出了崇道等傾向，但在施政方針層面，集權的中央帝國還是向著儒家一去不復返了。

如果僅僅是用儒家也就罷了，但大一統下的中華帝國對儒家以外的諸子百家，都採取了非常蠻橫的排斥策略，導致了其嚴重的凋零。

帝國統治者強力用一種思想來統治廣大的臣民，在多次的演變和嘗試中成功了。帝國的統治看起來越來越穩固，民間一片和諧。

但沒有了思想交流和碰撞，只剩下儒家存於廟堂、道家演變為宗教的局面，思想界再難以掀起什麼風浪，整個帝國的上中下層，思想都變得越來越侷限。

即使如此，帝國的統治者們仍然不滿意。

（03 對儒家的改造和黨禁)

為了更加穩固他們的封建統治，帝國朝廷對儒家思想進行了不遺餘力的改造，以至於將其帝國統治思想和儒家文化幾乎合二為一，難分彼此了。

董仲舒進獻給漢武帝的策略本身就對儒家進行過改革和閹割，而東漢光武帝再次從儒家思想中“提煉”出氣節和忠貞，唐帝國用科舉強化了儒家的經典，而宋代用“存天理，滅人慾”將儒家思想進一步閹割為理學，而明代朱元璋更是強力閹割和改造了已經面目全非的“儒家思想”。

至此，春秋時期的儒家思想實際上已經“死亡”了，留下的不過是一套披著孔孟的外衣，裝著帝國政府愚民和穩固統治的內涵，在中華大地上大行其道。

即使思想界已經非常順從，即使儒家已經改造成他們想要的樣子了，但帝國的朝堂還在不斷的發生著對思想界的摧殘，東漢黨錮之禍、南宋慶元黨禁、明清對民間思想文化的種種控制，他們借廟堂爭鬥，順帶的削弱了思想家們積極的腦袋，試圖把他們變成一個個完全順從帝國的木偶。

“我願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在龔自珍發出這句嘆息之後數十年，才有清醒的人發現，中華帝國的大地上生活著許多沒有“思想”的人們。

三 亂世和治世，還是進步和開放？

讀到這裡，是不是說，在這看似矛盾的背後說明，是亂世誕生了百家爭鳴，而大一統的治世卻會造成萬馬齊喑？

然而實際上，或許不是。

同樣是亂世，魏晉南北朝除了零星的思想家和科學家湧現之外，整個華夏大地上一片黑暗，清談度日者比比皆是；明清易代之際，短短二三十年，卻有著眾多遊離於廟堂之外的思想家此起彼伏地發著光。

亂世和治世，的確有影響，但根本的原因，更在於內。

千里馬常被隱喻為人才

春秋戰國之世，各諸侯國的外部競爭十分激烈，稍不注意幾代之後即有亡國之危。因此，

他們都在不遺餘力的尋求強國之道，為了這個目標，諸侯們能夠容許各種聲音在他們的朝堂和民間出現，甚至親自考察各種思想，並讓他們迅速成為國家的執政，這使得諸子百家的思想得以發展甚至實踐。

百家爭鳴的局面由此形成。

而歷史上的漢、唐、明、清，

至少在他們的所認知的世界範圍內，他們自認為是最強大的封建帝國

，幾乎沒有任何的外部競爭。他們更多的考慮的是如何讓自己家族和帝國更加長久，為此他們不惜摧毀一切，甚至於只存在於人們腦海中的思想。

而思想越來越單一和匱乏，卻使他們更加錯誤的覺得統治更加穩固。他們愈加滿足，然後用表面的文化繁榮來粉飾他們的太平。

殊不知，他們所拒絕的不僅僅是思想，更是進步的火種。而帝國看起來越來越穩固，實際上沒有思想的民眾，使得帝國的根基如無源之水、無根之木，越來越危險。

同樣，我們發現魏晉時期，亂世而未誕生出春秋戰國時期的思想，也是因為門閥限制了他們的開放和認知，沒有進步的需求，也就難以誕生思想的火花，只能繼續沉淪。

而明末，歐洲傳教士的進入和漢人帝國的徹底淪喪，傳統的認知完全被顛覆。這讓知識分子認識到需要思想的進步，因此誕生了一批思想家。

《中國哲學史中》：宋明以後的思想家似乎都距離廟堂越來越遠

然而清帝國的政治手段和故步自封終結了這種思潮。一代思想家隕落之後，思想界後繼無人，就連他們的著作也難以掀起什麼波瀾。

清帝國對思想的禁錮和控制是高明的，但這隻能加速清帝國走向更加危險的邊緣。這一次，直到200多年後，才有人覺醒。

因此

，2000年看似盛世不斷、越加穩固的封建歷史，從思想層面，卻是一次從百家爭鳴蛻化到萬馬齊喑的退步歷史。造成這一切的原因，看似是因為亂世和治世的區別，實際卻是逐漸自大的帝國上層和逐漸封閉的帝國思想控制。

2000多年前，大儒孟子曾說：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種憂患和安樂更多的是內心的認知，這種認知會潛移默化的改變著人們一切。最終的結果就是，憂患能激起百家爭鳴，引導時代的進步；而自我安樂只能使萬馬齊喑，讓愚民們在“盛世”中沉淪。（完）

文/子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