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作詞境詞風的變化，不再是官場應酬之物，而是詞人自己的事了

這個時期的詞作詞境詞風的變化，細而論之，可以分為以下三個方面，即詞的邊緣化、細節化與藝群化。

所謂邊緣化，是說這個時期的詞人，絕大多數屬於布衣一族，其生存狀態與宋詞一期的詞人相比，幾乎天地之別，但天地之別並非貴賤之別——這是應明確的。原來的大詞人，多位高官顯宦，而且動輒就是宰相、尚書。200年過去了，這個時期有成就的詞人，不要說宰相，就是七品芝麻官也罕見了。他們中的那些代表性作家，幾乎人人皆為布衣，即平民知識分子。這種傾向，其實早已有之，即從宋詞第一期開始。詞人的身份便不斷隨著新階段的來到而下降。一期是高官，二期是中貴，三期是官民皆有，四期則以不得意的中、下層官史為多，或者雖為官員，實則常常被貶職、被免官，流落山林，親近鄉野。到這一期並下一期，那詞壇乾脆就成了江湖名士的聚流之地。從名相到地方官，從地方官到名士，這種變化值得回味。

所謂細節化，是說自這個階段起，詞作主流進入精雕細琢的階段。古人所謂“十年磨一劍”，今人所謂“十年磨一戲”。詞從唐代開始，到這個時期，差不多有400年曆史了。從晏、歐時代迄今，又有了約200年時間了。就是從周邦彥算起，也有一個多世紀了。詞本美文，經過這麼長時間的探索與打磨，中間又出現過那麼多傑出的詞人特別是幾位大師級人物，它再向前發展，不走精雕細琢之路，沒有生存空間了。所以自此開始，那些傑出詞人的創作都是最經得起考驗的。那品格類似晚唐李商隱的詩作，單以技藝而論，可說冠蓋全唐，此間的代表性詞作，也大體如斯然。

所謂藝群化，包括兩層含義： 一層含義，詞的地位提高了，詞的本來面貌是席間歌詠之物，與詩相比，只是小道末技。這種情況，到蘇東坡時才真正改觀，但它依然保留了歌舞吟賞的形式。東坡詞被人認為是句讀不葺之詩，不合音律，但也是要唱的。他被貶海南時，曾讓他的寵妾朝雲唱他本人的詞作，就是明證。但到這個時期，情況變了，因為作詞的人已不再囿於達官顯貴，他們本人的社會地位低了，但詞的地位高了，詞作在他們心中，已成為神聖的藝術品，唱儘管唱，唱之外另有更崇高的價值在。另一含義：此時的詞人，尤其宋末的詞人，已開始組織詞社，如史達祖即曾組織和參加詞社，王沂孫也曾組織和參加詞社。詞社的出現，即由歌人之唱轉變為詞人之間的同仁之唱。詞社的唱和與研究，則表示了詞作為專門性藝術的交流。這種變化是特別值得後人所重視與探索的。

因這三個變化，又帶來三個特色。一是小眾受體，二是個性表達，三是專藝交流。所謂受體，即詞的接受物件，說白了就是交流者、閱讀者和吟唱者。詞的受體，原本也是小的，但到蘇東坡時代，變大了。到了北宋末年，詞已然取得官方地位，朝廷成立大晟府，皇帝本人也成了著名詞人。作詞的人已經泛化，詞的內容尤其泛化。張先將詞作為友人贈答之物，還比較罕見，到了蘇、秦、黃、賀時期，已是尋常之事，凡詩所有的功能，詞作無不有之。辛棄疾時代，情況愈其發展，悲涼慷慨之調也成為詞聲。但到了這個階段，因為詞的發展，向著更為精、深、細、美的方向去了，因而能做這詞的，能吟這詞的，以及能欣賞和品位這詞的人反而少了。它從相對大眾化的平臺轉向了小眾化的平臺。

個性表達，則絕對是件好事。詞作意在抒情，本來有個性表達的意義在內，但看柳永之前的詞，大多屬於喻情式的、型別化的，離情別緒、美人芳草，才是直接的表達物件。到柳、蘇、秦、周時期，這問題解決了。但自那時起，名篇名作，尤其是蘇、辛一派的名作，大多屬於宏大敘事。如“大江東去”就是宏大敘事，“何處望神州”也是宏大敘事，雖然詞人的個人情感也在其中，那主題、那氣象、那風範都是大的。但從姜白石起，詞人的情況變了，他們的價值追求也變了，詞風自然隨之變化。宏大敘事既不需要他們，嫌他們沒有資格，他們也不再對宏大敘事感興趣，但他們顯然也不會回到晏、歐一派的舊路上去。他們寫的、唱的、吟的、頌的，多為身邊的瑣事，雖屬真情實感卻與國家大事無太多關係。這實在也是一個很大的進步，雖然這進步的起始原因中多少有些無奈在內。

專藝交流，前面已略有涉及。就是說這時期及其以後的交流，主要不再是為娛樂、享樂服務了；不再是官場應酬之物了；也不再是抒雄心、立壯志的詩樣風格了。如果論音律，也不再和歌妓論了，而是詞人間的交流了；如果談功用，也不再是官員之間或官長與詞人的交流，而是詞人自己的事了。這個時候的詞作，已經具有某種職業與專業的含義，作為一個名詞人，也就成了作為一個名士的先決條件。那情形與六朝和盛唐之時作詩人的感覺差不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