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動了我的“社會搖”？上百名未成年人持刀互毆 投擲爆炸物

央視網訊息：

2019年8月3日、4日，今日說法播出的節目中，一百多名未成年人導演的鬧劇，背後卻是發人深思的原因。

2018年2月25日晚，廣西南寧警方接到了多個報警電話，市民反映在永和橋頭附近有人聚眾鬥毆，規模達到上百人。警方到達現場時人群已經散去。從現場被砸壞的電動車、爆炸物的痕跡以及散落的十幾把砍刀、鋼管來看，不難想象出這場鬥毆的激烈程度。更令人吃驚的是，這起鬥毆事件的“主角”竟大多是未成年人。

橋頭的“戰爭”

根據路上的監控錄影以及路人拍攝的畫面，基本可以還原整個鬥毆過程。23點43分，一方的人馬到達了永和橋，從北向南開始進軍。他們乘著電動車，手持由殺豬刀與鋼管拼接起的長刀，陣型整齊、殺意凜然。20秒後他們發現了路對面已經抵達的另一夥人，隨後雙方擺好陣勢，並投擲了易拉罐與鞭炮製成的“煙霧彈”。在煙霧的掩護下，幾名骨幹成員率先衝鋒，迅速撕破了對方陣型。隨後一擁而上，打得對手倉皇逃竄。

這由一百多人組成的鬥毆團伙使用的武器是刀棍結合的長刀，殺傷力很強。還投擲了有可能爆炸的物體，使得整個路口混亂不堪。其間有人不斷“增援”，儘管整個鬥毆持續時間並不長，場面卻令人心驚膽戰。勝利後，參與者將武器砸向地面，大聲嘶吼喝彩，還燃放了煙花。在他們眼中，真將打群架當成了一場“決鬥”，事實上鬧市鬥毆，不顧往來的車輛和行人，不顧自身的安危，這樣的行為已經觸犯了法律。

在公共場所集聚一百多人，持刀互毆並投擲爆炸物，這場景發生在電影裡還算正常，發生在現實中當真讓人害怕。何況做出這種事情的還是一群未成年人。

誰動了我的“社會搖”？

萬幸，經過警方確認，這場大規模鬥毆只造成了兩人輕傷。雖然傷害不算嚴重，但一百多參與鬥毆的人中幾乎都是未成年人。

參與者供述的打架原因令人哭笑不得，竟只是為了爭奪“社會搖”舞步的原創權和替網紅出氣。“社會搖”是一種風靡社交網路的舞步，節奏感強，頗受年輕人們歡迎。來自南寧城中村“萬秀村”的琪琪是個網紅，在社交網路上有不少粉絲，網名“小辣椒”，因為嘲諷另一個社群“大沙田”的年輕人抄襲萬秀村的社會搖舞步而與大沙田的小杰發生了口角。兩人在鍵盤上十指連彈，不久就開始互相問候家人健康，並將這些“友好”的聊天記錄轉發給了各自的朋友，開始辱罵對方的社群。此舉完全點燃了兩個社群間的怒火，大家決定將唇槍舌劍升級成線下切磋，並約好了時間地點。

約架的結果是萬秀村戰勝了大沙田，可作為“導火索”的小杰卻根本沒有到場。替他躺在醫院裡的是大沙田地區的“大哥”安子，安子管理著一個名叫“南寧情場秩序”的QQ群，專為大沙田的年輕人“主持公道”。看到自己的社群被侮辱，安子馬上聯絡了小杰，表示能夠提供“火力支援”，本以為自己可以站在小杰的人馬後面“撿漏”打幾個萬秀村的人出出氣，沒想到膽小的小杰根本沒來。在冬日的寒風中，安子看著馬路對面浩浩蕩蕩的萬秀村青年，發現自己並不是對手，想逃跑卻太遲。警方找到他時，他正在醫院接受治療。

越軌的青年

事件調查過程中，警方與參與鬥毆的人員進行了溝通，發現大多數人並不覺得自己的行為觸犯了法律，有人只是看在“小辣椒”的面子上才去，有人是為了捍衛社群的“榮譽”，有人則是單純想看看打群架是什麼樣子的。正是因為這些幾乎算不得理由的理由，一百多名未成年人導演了一起令人震驚的鬧劇。那段“社會搖”到底是誰原創，反而並沒有那麼重要。

2018年12月，法院對這起聚眾鬥毆案進行了宣判，組織者“小辣椒”被判有期徒刑八年，幫她製作“煙霧彈”的曉嶽和另一方的帶頭人安子被判有期徒刑六年，其餘被告人分獲兩年三個月至五年不等的刑期。對於參與鬥毆的其他未成年人，法律選擇了寬容和原諒，交由父母和學校對他們進行批評教育。

想到這些“社會”的青年，我們腦海裡浮現的是五顏六色的髮型，土味十足的說話方式，還有諸如啤酒澆頭、街頭哭鬧等譁眾取寵的行為。人們在社交網路上圍觀著他們，以審醜的心態將他們作為無聊生活的調劑品。甚至當得知他們因一段“社會搖”的原創問題大打出手時，不少人仍會下意識地捧腹，但他們是怎樣的人，又是如何變成了現在的樣子，卻值得我們思考和關心。

根據警方的調查，參與鬥毆的孩子們有九成已經輟學，超過半數的孩子父母離異，脫離了大人的管教。他們跟隨父母生活在城中村，物質和精神上的匱乏使他們選擇用外表來掩飾內心，於是弱不禁風的女孩披上性感的裝束假裝成熟，在家被父親打罵的男孩提起棍子當起了“大哥”。人們的圍觀，甚至是嘲笑，讓他們得到了久違的關注。儘管這些目光少有溫暖，但對一無所有的人來說卻是珍貴。

長久以來，我們習慣用“問題青年”這一標籤概括他們，或者乾脆將他們的越軌行為歸結為青春期的叛逆。這無疑將十分複雜的社會問題簡單化了。他們成長於怎樣的環境，想要追求什麼，透過誇張、越軌的行為，他們想要表達的又是什麼？只有收起戲謔去了解這些，才能真正幫助到他們。

我們忽視了什麼？

“小辣椒”琪琪2歲的時候就跟隨父母來到了南寧。童年中，她一次又一次搬家，父親一直在外掙錢，對孩子幾乎沒有任何關心。11歲那年，母親因為無法忍受家庭暴力選擇了出走，琪琪生活中最後一點溫暖也消失了。年幼的琪琪離開了家，獨自搬到萬秀村，在組織鬥毆之前，剛滿18歲的她居然已經獨自在社會上打拼了7年。

琪琪幾乎跟父親斷絕了聯絡，但一直牽掛著母親。母親去了另一個城市，有時一年都無法見一面，即便見面也相顧無言。她對母親是充滿矛盾的，一方面不滿她拋棄了自己，另一方面又渴望著被愛。但不管愛或恨，她都難以找到途徑表達出來，親情對她來說早就成了海市蜃樓，看得見但再也觸碰不到。

庭審的時候，琪琪的母親沒有來，入獄一年多，也未曾寄過一封信。在母親心中也同樣覺得與琪琪有所隔閡，她表示，不想聯絡琪琪是怕自己的負面情緒傳染給她。更深層次的原因可能是，看到女兒將一切獨自承受而不責怪任何人，這個從小缺位的母親心中無疑更加羞愧與自責。

琪琪說：“時間不等人，出去以後她也老了，我能孝順的時間又少了幾年。”“本來說長大要保護她，可連自己都沒保護好。”孩子有這樣的擔當，母親卻一直在逃避。

大沙田的“領頭人”安子也是跟隨打工的父母一起來到南寧。父親在外打工，每天早出晚歸，與兒子的交流幾乎為零，為數不多的接觸就是爭吵與毆打。他也絲毫不重視兒子的教育問題，孩子不想上學反而給家庭節省了開銷，索性聽之任之。事發後，父母驚異兒子怎麼可能做出違法的事情，卻不知自己也推了孩子一把。

琪琪的朋友曉嶽也表示，自己與父親幾乎沒有交流，甚至一個月都說不上幾句話。離異後的父親組織了新家庭，曉嶽不久便搬出去一個人生活，父親對他幾乎不管不問。大人只顧掙錢，不顧孩子，亦或拋下孩子組建新家庭，缺愛的孩子不斷越軌甚至犯罪，這種情況並非個例，而是發生在我國許多城市中的共性問題。

比起父母，同齡的朋友更願意傾聽自己的心聲。父母對自己不管不問，相熟的朋友卻可以不問理由就來為自己出頭，在這群未成年人心中，朋友們給予的感情支援無疑比父母大得多。這些身世相似、意氣相投的人們報團取暖，也渴望被關注、被關心。大量青年越軌行為都源自渴望關注的心理，而這種心理也折射出了社會對邊緣群體關懷的缺失。

法院對案件的審理已經結束，但任務尚未完成，對這一百多個孩子來說，引導他們走向正軌，也是國家和社會應盡的責任。本案件折射出了打工者子女的典型問題，多數城市中，關於進城務工人員子女的教育、戶籍等各方面政策都還有較大的可提升空間。同時，來自親人和社會各界精神層面的關注，也會有助於引導他們以健康的方式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