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鮑之交 國學大師錢穆與顧頡剛

民國聞人在四川18

雷文景 文/圖

嚴耕望本為樂山武漢大學學生，1941年3月19日錢穆從成都去武大作短暫講學，授課中強調，要學好歷史學必須精研歷史制度與歷史地理。嚴耕望聽後不覺興奮異常，因為他彼時正好對此發生著興趣。

不久，當錢穆邀請他畢業之後去作助理研究員，嚴耕望當然是求之不得。當年的8月5日，嚴耕望離開樂山到了成都，兩天之後，他饒有興趣地坐上川西平原特有的雞公車，一路吱呀著來到離城30裡的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所在地賴家院子。

在這裡，他追隨錢穆約三年時間，得耳提面授，得讀書要訣，更為關鍵的是，他獲得了治學信心。

錢穆先生 資料圖

傳道有方

當年愛徒成大匠

錢穆、嚴耕望師徒二人當年在成都有如下問答：

嚴問：“我總覺自己天資有限，求得一方面的成就已經不容易，若要奢望走第一流的路線，恐怕畫虎不成反類狗！”

錢答：“這隻關自己的氣魄及精神意志，與天資無大關係，因為聰明的人總無毅力與傻氣。你的天資雖不高，但也不很低，正可求長進！這番話猶如醐醒灌頂，支撐著嚴耕望在歷史學領域中沉潛下來，勇猛精進，他後來完成的兩百餘萬字的史學鉅製《唐代交通圖考》，被認為是中國人文地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與此相映襯的是，當年被師生公認天資一等，與他同時在賴家院子追隨錢穆的另一位同學，正是因為沒有“毅力與傻氣”後來果然成就平平。此事說明錢穆不但識史亦能識人，不但能作普及性演講亦能渡後學迷津。

嚴耕望一生敬服四位史學前輩：呂思勉、陳垣、陳寅恪及錢穆，其中錢穆對他的影響無疑最為深刻而細緻。在公開講座上，錢穆那行雲流水般的高談闊論感染過無數人，卻沒有幾人有機會能與之朝夕相伴，隨侍左右。在賴家院子的鄉居生活中，在田埂之間，茶座之上，庭院之內，抑或在月白風清之夜，師徒二人曾有過數不清的娓娓敘談，對學生而言，那些看似閒聊的語詞比起高頭講章更親切而受用。

俗話說“假傳萬卷書，真傳一句話”，便是這些金子般的隻言片語擊中了嚴耕望的心扉，成就了他的學術也成就了他與成都的緣分。嚴耕望後來在研究唐代人文地理的系列史論中發現了一個關於成都的秘密。

在黃寬重的《嚴耕望先生訪問記》一文中，黃問：“您選擇以成都為研究唐代人文地理的第一篇，有何特殊的意義？”

嚴答：“唐代重要都市如揚州、長安、廣州、洛陽都有人寫過論文，成都卻沒人寫，所以我寫唐代都市就從成都開始。此文寫成，我才發現成都在唐末竟是全國最大的都市，唐末五代的揚州、長安都沒落了，只有成都反而更繁榮，其程度超出了我事先所想像的。”

凡史家皆以發前人未發之覆而自豪，打撈出漫漫長河中被後人所忽視的一個壯麗古都，嚴耕望既驚詫而又欣慰，同時也不會料到，幾十年前他曾與恩師客籍過的那片土地，竟再次在紙上的歷史中以一抹驚豔與他不期而遇。

1940年6月，蘇州，前排左起錢舒秀、錢穆、錢偉長，後排左起胡嘉生、華燮和

管鮑之誼

錢穆顧頡剛相交疑雲

錢穆在蘇州中學教書時撰寫的《先秦諸家論禮與法》及《先秦諸子系年》引起當時學界注意。據說胡適有一次去蘇州講學只想做兩件事，其中一件便是想結識隱匿於學界之外的高人錢穆。蜀中通人蒙文通也是在閱其大作之後與錢穆相識。另一位學界名流顧頡剛與之相識也因其故。1929年，顧頡剛推薦錢穆到中山大學任教，錢因故未往。1930年，顧頡剛再次推薦他去燕京大學，從此錢穆得以踏入高校講壇，躋入學術界。1939年夏，顧頡剛再次邀請錢穆去成都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錢穆於翌年踐約前往。

二位大師是同鄉，但性情不同，在成都賴家院，他們以不同的風貌出現在學生面前。錢穆善言，總能滔滔不絕，出口成章；顧頡剛訥言，授課每以板書示生。錢穆好動，每拄杖遊歷；顧頡剛喜靜，常埋首書齋。錢穆事務少，多閒適；顧頡剛俗事雜，多應酬。錢穆稱呼同仁學生皆直呼其名，顧頡剛視人皆為同事且口稱先生。錢穆有名士風度，不過問研究所瑣事小節；顧頡剛事必躬親，屈主持人之尊參加門房值班。可以說，倆人性格相差天壤，但是在學術上，他們卻成就了一樁被譽為“管鮑之交”的美談，其中善於發現人才的顧劼剛當然是其中的鮑叔牙了。

顧頡剛第一次向錢穆約稿，錢穆寄了一篇《劉向歆父子年譜》，此文發表於顧頡剛當時在北京編輯的《燕京學報》。須知，此文所闡述內容與顧頡剛的史學觀點相反。僅此一事，即可見出顧頡剛在學術上的寬廣胸懷。他在推薦錢穆到成都任教時給齊魯大學校長寫過一封信，其中筆墨完全看不出他所推薦之人是與自己觀點相異之士，相反，滿篇不惜讚美之詞，“賓四先生穆，在北大任歷史講習已逾十年，學識淹博，議論宏通，極得學生歡迎。其著作亦均縝密嚴謹，蜚聲學圃，實為今日國史界之第一人，剛敬之重之。”錢穆在晚年回憶起顧頡剛對他的幾次推薦時未忘知遇之恩，“此種胸懷，尤為餘特所欣賞，固非專為餘私人之感知遇而已。”嚴耕望也在回憶中說到老師錢穆“每提起此事，總感頡剛先生之胸襟，最不可及”。

關於錢顧二人的友誼，江南大學的顧德融教授在《中國史研究動態》2006年第12期發表過一篇文章，特以表彰“從他們相互關係中折射出來的中國傳統文化中優良的人際關係”。

然而，歷史有時候並非清澈明淨，在2012年1月出版的《顧頡剛自傳》中，對錢穆“敬之重之”的顧頡剛在談到當年他如何離開成都的原因時，卻給後人留下了費解的筆墨。

顧頡剛說，那時候齊大的張維華讓他去的原因：“是為想把持研究所，要我當個傀儡主任，但我的負責任的精神使我不能當傀儡，他就感到礙手礙腳，聯絡了錢穆來倒我。說到錢穆的起來，我應當擔負一半的責任。”

顧頡剛還說道，“錢穆講課每次必在大禮堂，使他覺得自己真成了聖人，驕傲的氣焰撲人慾倒。張維華看他有如此地位，就聯合了他來打擊我，想入非非地造出謠言來。”

顧頡剛這篇文字的文氣極像一篇交待材料，寫作時間在1950年的5月到6月之間，那時候他與錢穆於成都一別之後已有9年，期間只在抗戰勝利後獲見一面，從此錢穆居香港，顧頡剛居北京。在那些分別的歲月中或許發生了什麼事？或許這些文字並不是顧先生的真心之言？今天，後人還是寧願相信他們之間美好的“管鮑之誼”，或者相信錢穆1940年7月2日致顧頡剛信中所言：“弟與兄治學途徑頗有相涉，而吾倆人性所異則所得亦各不同，妄以古人相擬，兄如房玄齡，弟則如杜如晦。昔唐太宗謂房君善謀，杜君善斷。”

1967年的錢穆與夫人

。

不負天府

治學養身皆有成

抗戰勝利後，內遷大學紛紛返回原址，思鄉的愁緒讓許多學者迫不及待地離開了成都，錢穆卻是最後離開的人之一，時間在1946年夏。其原因，他解釋為自己體弱多病經不得折騰，另一個原因他沒有直接說出來，即是成都的生活很舒適，日常開銷也相對於其他地方便宜。當年，另一位文史大家繆鉞先生從遵義來到成都執教，很大的因素便是看中了天府之國的便利生活。這個溫柔之鄉，確實是利於錢穆養身兼治學的。

不知道錢穆在成都是否瀏覽過宋代大詩人陸游的入蜀詩，陸游對成都梅花的陶醉、對此地的潤澤與溫暖幾欲留戀不去。錢穆素來就喜歡陸放翁，而且他還很羨慕這位大詩人的長壽，平日裡，自己也非常注意身體保健。他說過：“人生不壽，乃一大罪惡”， 將儒家的“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的思想發揮到如此地步，也將之履行到自己的生活實踐之中。他曾堅持洗冷水浴，還曾迷戀靜坐，郊遊與登山更是不計其數。

在成都的日子，他得以充分地將息自己的胃病，曾有幾個月的時間臥於華西壩那棟別墅之中看書靜養。那時候，華西壩的“三大學聯合醫院”彙集了眾多的中國名醫，是當年全中國最好的醫院之一，他曾入院治療十二指腸潰瘍，出院之後，聽從醫生的告誡，每天少吃多餐，在羊奶、麥片、豆漿、藕粉的餵養中，一天一天的養足了精神，健全了腸胃。同時，也在華西壩的阡陌之中、柳枝之下，叩問著中國歷史的脈搏，完成了一系列的論文或著作。

這期間，錢穆寫就的文字有：《神會與壇經》、《政學私言》、《清儒學案》、《中國文化史導論》等。還曾為華西壩的“東西方文化學社”寫了發起辭《東西文化學社緣起》，發表了至少兩次大型演講，一為《智識青年從軍的歷史先例》，二是對“五大學”學生作的《本屆畢業典禮演講辭》。

錢穆著作《國史新論》。

在學術交往中，錢穆除了與顧頡剛以及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同仁往還密切，當他來到華西壩時，尚與穿梭於壩上的眾多名流有過交往。陳寅恪那時也在華西壩，錢穆在他的回憶文中說他常與散步的陳先生碰面，但由於他倆身體皆欠安，所以沒有能夠切磋學術，他是有點遺憾的。不過他與另外兩位大師梁漱溟和馮友蘭有過詞鋒相交。梁漱溟那時熱心參加政府的政治協商會議，見到錢穆的著作《政學私言》，鼓動錢提交會議進言，錢不以為然，梁“大不悅”。

馮友蘭有一次來講學，華西壩的教授們設宴款待，錢穆在座。席間談到民族文化，錢穆向來是懷著民族溫情主義的，這引來馮友蘭的駁斥，馮是主張現代人當做一世界人的。錢穆再反駁說：“欲為世界人，仍當先做一中國人，否則成為日本人美國人均可。奈今日恨尚無一無國籍之世界人。”錢穆的駁斥可謂尖刻，遺憾的是，梁與馮後來也和顧頡剛一樣，與在香港和臺灣的錢穆再不能面對面做學術交鋒了。

錢穆下圍棋。

洞察不凡

女弟子不可小覷

那時候，錢穆尚結識了幾位蜀人，其中有華西協合大學文學院院長羅忠恕。錢穆佩服他發起成立的溝通中西文化的國際性學會，對羅常年著長袍而不穿西裝印象極為深刻。一位治學有方的彭雲生先生他亦有所交往，還曾拜託彭在西安為其購置清代學人的著作，彭不食言，為他買回來二十餘種書籍，且多有善本，這著實令錢穆高興了一陣。在青城山養生時他得識一位道士，與之敘談中每覺其是一位真正的逸士高人，他評價為“頗有識力”。

自古以來，蜀人多瑰異。青城隱士自不必說，便是那羅忠恕，他在平日言談中與顧頡剛一樣，是多少有些口吃的，但卻能聯絡美國與歐洲的眾多文化名流、發起組織一個跨越中西的國際性學會，懷有印象偏見的人恐怕是不會相信的。

此外，還有一位從中央大學轉投錢穆門下的研究生黃少荃女士，也讓他刮目相看。後來黃少荃成為四川史學名家，但那時錢穆身在海外，已經與之中斷了聯絡，但他在暮年時仍然對黃少荃十分關心，因為這位女弟子當年在與他過從交往之時，已經完成了《戰國編年之楚國》，錢穆當即便評其為“斐然有述作之意”，而錢穆以後在臺灣重刊的《先秦諸子系年》一書，所增加的數條補正，則是用黃少荃的心得。

黃少荃身為女流之輩，於史事洞察不凡，已經令錢穆驚詫，而在生活中，竟然又能豪飲四川烈酒。師生二人常在華西壩那棟頗有著西洋情調的別墅中對飲，錢穆酒量有限，每每甘拜下風，對這位女弟子，便愈覺不可小覷。

看來，史學名家錢穆在成都的六年生涯，既領略了蜀風的溫婉，也品嚐了蜀人的烈性。

（部分圖片據《中國文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