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託情言政，批判矛頭指向綱常尊卑和男權社會

《紅樓夢》開篇，作者即言是“為閨閣昭傳”，書之題名《金陵十二釵》應是為閨閣昭傳之別稱。作者在書中自稱：“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女子，一個個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

“我之負罪固多，然閨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也。”“我雖不學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衍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破一時之悶，醒同人之目，不亦宜乎？”

石頭與空空道人對話時，也聲言作品不過“大旨談情”，上面雖有些“指奸責佞，貶惡誅邪之語，皆是稱功頌德眷眷無窮。”此之反語，真“正言若反”也，此即作者為避免文網羅織而編造的假說，“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

其實，“大旨談情”是作者的虛指妄稱，其真意並不在此。“大旨談情”者，揚情鞭理也。情之所欲，理不可達也。在這裡，託情言政之構思，以情反理之主旨已初露端倪了。

《紅樓夢》的矛頭所向，都指向貴族階層，指向官場宦海，指向倫理綱常，指向等級尊卑，指向男權社會。也許這一動機正是作者創作《紅樓夢》的一個原動力，而並非作者一再宣告為“閨中作傳”，“大旨談情”，這種指責貶誅，完全是從場面和情節本身流露出來的。

《紅樓夢》是一曲富有才情的婦女頌歌！《紅樓夢》呼喚出女性的人格尊嚴和美的永恆魅力。讀者從《紅樓夢》中看到，中國女性從歷史的深處走來，她帶著獨特的性格和卓異風采，悠遠綿長，文雅風流，在顯示中國女性大家風範和優美氣質的同時，步入現代社會。

《紅樓夢》是真正為女性樹碑立傳的文學作品。他集中刻畫了一大群女性形象，而使男子成為陪襯。《紅樓夢》誠心誠意讚頌女性，肯定女性的價值，歌頌女性之美：美的容貌、美的才華、美的思想、美的心靈、美的語言等等，當這些美好的東西被毀滅時，人們就對她更加珍愛。

《紅樓夢》所產生的藝術效果，是同藝術欣賞者的審美心理有關的，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正如魯迅先生所言：“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在我的眼下的寶玉，卻看見她看見許多死亡。”紅樓夢是大海，目不暇接，或拾彩貝，或掬浪花，或楊風帆，或逐浪頭，雖日日而遊，然收穫殊異。

在《紅樓夢》裡，一切都在沉淪、衰落、破滅。作者為那個沒落的階級和時代，奏起了一闋音調淒涼的喪禮進行曲，是一首哀怨的輓歌。

曹雪芹含辛茹苦、飽蘸血淚寫成的《紅樓夢》為迴光返照的舊世界敲響了暮鼓，唱起了輓歌；為霞光欲吐的新時代敲響了晨鐘。

《紅樓夢》是一首為封建制度唱的輓歌，但作者始終對生活中美好的、光明的一面，充滿感情，不遺餘力的在肯定，在讚頌。他好像在唱著晨曲，迎接新的太陽。

紅學家馮其庸說：《紅樓夢》不僅是對2000年來封建制度和封建社會（包括它的意識形態）的一個總批判，而且它還閃耀著新時代的一線曙光，它既是一曲行將沒落的封建社會的輓歌，也是一首必將到來的新時代的晨曲。

曹雪芹不是一個歷史學家，但嚴格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使他比任何康乾盛世的歷史學家更清楚地看清時代的本質，並在小說中以真實的細節描寫，形象的再現了那個時代的真實生活。可以說，《紅樓夢》比我國古代任何小說及歷史專著都更有歷史感。其哲理意蘊之宏旨可客下中國古代全部歷史。

《紅樓夢》是中國古典文學的最後總結。中國第一位大詩人屈原在孤獨中行吟，以身殉國；曹雪芹則在豐厚文化積澱的土層上建立了一座封建王朝沒落的豐碑，唱出了一曲末世的輓歌。並以賈寶玉這個為世人所不可理喻的形象昭示人們：封建專制制度後繼無人，賈寶玉將在新時代的曙光中跚跚而行，不知所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