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初期面對遺留的門戶之爭，他是什麼樣的態度？

崇禎時期的門戶之爭系繼天啟年間而來，而啟、禎之際的權力轉移，改變了天啟時的門戶力量的對比。明思宗從魏忠賢手中收回朝政大權，並將之處死後，在一段時期內，其遺黨大部分仍在朝中，其勢猶盛。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他對閹黨一派又進行了進一步的打擊。崇禎元年（1628年）上半年，在大學士劉鴻訓的幫助下，閹黨人物楊維垣、李恆茂、楊所修、田景新、孫之獬、阮大鋮、徐紹吉、張訥、李蕃、賈繼春、霍維華等先後被斥。接著，“欽定逆案”，給閹黨以致命的一擊。這一舉動緣由御史吳甡等倡議而開其端。

崇禎元年十二月，吳甡上疏說：“京察在邇，恐遺奸未盡，借察以掩其奸。若輩非考功之法所載也…此輩若溷入察典，非法之平。宜命部院科道匯敘前罪、職名，各注事實，合疏請旨，特賜處分。”明思宗認為其言可行。於是指令大學士韓爐、李標、錢龍錫等確定從逆名單。韓爐等為人寬厚，不欲廣搜樹怨，僅以四五十人報上。明思宗嫌少，令再議。韓爐等“又以數十人上”，明思宗仍嫌太少，“令以贊導、擁戴、頌美、諂附為目”，重新擬定，且指出：“忠賢一人在內，苟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其內臣同惡，亦當入之。”韓爐等表示“外廷不知內事”，明思宗當即駁回，說：“豈皆不知，特畏任怨耳。”一天後，明思宗再召韓爐等“人便殿。案有布囊，盛章疏甚夥”，告之“此皆奸黨頌疏，可案名悉入”。

由於明思宗態度相當堅決，一個包括了絕大部分閹黨成員的逆案名單，終於在崇禎年三月被確定下來，並以詔書的形式公佈於全國。列入這個名單的有：首逆凌遲者魏忠賢、客氏二人，首逆同謀決不待時者崔呈秀等六人，交結近侍秋後處決者劉志選等十九人，結交近侍次等充軍者魏廣微等十一人，交結近侍又次等論徒三年輸贖為民者顧秉謙等一百二十九人，交結近侍減等革職閒住者黃立極等四十四人。此外，還有“忠賢親屬及內官黨附者”五十餘人。“逆案”之定，極為沉重地打擊了朝中閹黨的勢力，使整個崇禎一朝中，閹黨一直沒能重新恢復元氣。

明思宗打擊閹黨的舉動，使得與閹黨緊密相關而又絕對對立的東林派，自然而然地成為被肯定的勢力，從而東山再起。崇禎元年（1628年）春，編修倪元璐首先上疏，稱頌“東林，天下才藪也，而或樹高明之幟，繩人過刻，持論太深，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從而打破了魏忠賢專權以來，東林派被官方誣為“邪黨”的局面。隨著東林派的昭雪，東林人士得以漸漸重返官府，史載：“自元璐疏出，清議漸明，而善類亦稍登進矣。”同年四月，倪元璐又上疏請求焚燬以攻擊東林黨人為能事的《三朝會典》；五月，明思宗下令執行。這更為東林人士的再起創造了有益的環境。不久，“東林大盛”的局面得以繼天啟初年之後再次出現。截止到崇禎二年（1629年）春“定逆案”，東林派的勢力遠遠壓倒了閹黨。

不過，這並不是說閹黨一派從此不復存在了。當時，由於種種原因，一些閹黨分子在定逆案時漏了網，有的甚至還留在官府之中。如右庶子楊世芳即是一個漏網的閹黨，他是韓爐的“姻家”，因而得到了包庇。

另外，“素附璫，仇東林”的吏部尚書王永光及由閹黨楊維垣等引進的御史史高捷等，都是著名的漏網閹黨。那些正式列名逆案的閹黨分子，一般說來，對於自己的失敗也並不甘心。這樣，兩派的鬥爭勢必還要進行下去。兩派鬥爭的前途如何？倘若沒有外力干涉，其結果當是出現東林派專權、閹黨趨於消滅的局面。但實際並非如此。因為當時出現了外力干涉，這個外力便是明思宗。明思宗不同於對政務不感興趣的明熹宗，他對政務很關心大權一直握在自己手中不肯些許放鬆。於是當時的門戶之爭就深深地受到了他的態度的影響。為了鞏固自己乾綱獨斷的政治地位，對於士大夫的門戶之爭，他採取了兩點方針：一是已經頒示天下的“欽定逆案”，始終堅持不動，不許翻案；二是禁止臣下互相黨附、分門別派。崇禎元年（1628年）春天，倪元璐的一個奏疏中曾說：“陛下明旨曰‘分別門戶，已非治徵’，曰化異為同，日天下為公’。”這便反映了明思宗不喜士大夫分立門戶的立場。

崇禎二年（1629年）三月二十五日，“欽定逆案”頒佈後不過十天，發生了戶科都給事中解學龍彈劾薊撫王應豸一事劾疏中除“克響激變”的內容外，還有指責王系“魏璫私人”之語。明思宗閱後說：“應豸克餉虐兵，罪在不赦。何必又引魏黨所私！”在這裡，明思宗對劾疏中指責王系“魏璫私人”表示不滿，也表現出了他對統治集團內部分別門派的反感。明思宗對待統治集團內部門派之爭的這兩條方針，雖然無法達到根本消滅這種爭鬥的目標（政界一旦出現門戶，不經過相當長的時間，其對立情緒是不可能靠強迫命令而消除的，這是一般規律），但限制了閹黨勢力的迅速恢復，也使得東林派無法無限擴充套件自己的力量，使之不可能像天啟年間的閹黨那樣壟斷朝廷大權；此外，兩者爭鬥的規模，也不可能發展得太大。

這樣，崇禎年間的閹黨和東林派的門戶之爭，便處在了長期的或明或暗的斷斷續續狀態之中。從總體上看，閹黨處於劣勢，但對手並不能將之消滅。另外，如前所述，由於明思宗剛愎自用而好虛榮，給奸佞之徒竊取官位創造了條件；而這些奸佞之徒因其有為人奸佞的壞毛病，便往往與較為正直的東林派格格不入，對於邪惡的閹黨分子則經常是一拍即合，同氣相求。

於是，這一時期統治集團內部的門派之爭又具備瞭如下一個特點：舊有的閹黨分子在對東林派的鬥爭中，常常得到新進入政權的奸佞之徒的支援，甚或形成新的邪惡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