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說“當局者迷，旁觀者清” 原來是有科學依據的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清·劉鶚《老殘遊記》第十三回），指的是比起旁觀者，當事人往往無法洞悉事物的全貌，從而無法做出明智的抉擇。蘇軾的名句“不知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也是此意。不過，古人的智慧似乎只是停留在日常經驗以及哲學思辨，缺乏相應的科學實證依據。近些年，加拿大滑鐵盧大學的伊戈·格羅斯曼（Igor Grossmann）團隊率先從生理、行為層面對這個話題進行了系統的探討。

其實，西方人同樣也意識到了旁觀者視角的重要性，著名的所羅門王便是一個例子。他是猶太王國的第三位領袖，因其明智的判斷而聞名於世，他經常被描繪成智慧的典範，人們四處尋求他的忠告。然而，當他為自己做出重要決定時，便缺乏了洞察力，例如私吞國庫財產、濫用手中的權力，這些錯誤都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了他的王國滅亡。格羅斯曼等人將這種現象稱為“所羅門悖論”（Solomon’s Paradox），並做了一系列實驗，為其提供了科學心理學的依據。首先，他們找到兩組實驗參與者，要求其中一組思考關於自己的問題（想象一下，你的伴侶對你不忠，並且與你最好的朋友發生了越軌行為），一組思考他人的問題（想象一下，你的朋友的伴侶對他（她）不忠，並且與他（她）的好朋友發生了越軌行為），然後請他們思考接下來事情會如何發展、為什麼會這麼發展、自己/朋友該做些什麼等問題。隨後，研究者把兩組實驗參與者的回答轉錄成文字進行編碼，並測評了參與者的智慧水平。他們將智慧分為如下四個維度：認知謙遜性，即對自己知識侷限的認知；尋求妥協，即尋求與伴侶的和解；視角採擇，即考慮當他人遇到這個問題該如何思考；認知靈活性，即尋求多種不同質的解決方案。結果發現，實驗參與者在思考他人的問題時，比在思考自己的問題時體現出了更高的智慧水平。

但“所羅門悖論”並非無法破解。格羅斯曼等人又做了進一步的探索，他們創新性地將密歇根大學伊森·克羅斯（Ethan Kross）等人關於 “自我抽離”（self-distance）的研究應用其中。自我抽離，即個體能夠超越自我中心，將自己視為“客體”（object），增強“適應性反省”（adaptive self-reflection），以旁觀者的視角看待自身問題。與之相對應的是“自我沉浸”（self-immersed），即從自我中心的視角看待自身問題。實驗結果發現，比起自我沉浸視角，當實驗參與者以自我抽離的視角思考自身問題時（比如指導他們：當“張三”面對我目前所處的困境，他會怎麼想？）體現出了更高的智慧水平。後來，格羅斯曼等人又對以上結果進行了系統的檢驗，進一步增強了實驗結果的穩健性。

破解“所羅門悖論”的解釋有多種。一種說法是自我抽離視角改變了個體對情境的感知，在頭腦中重塑了個體主觀建構的情境，這顯著地減弱了自我—他人不對稱性（self-other asymmetry），從而促進了個體的智慧水平。廣泛應用於認知心理學與社會心理學領域中的“雙重加工理論”（the dual-process theory，DPT）認為，人的思考過程大致可分為系統1與系統2，也有學者稱為熱系統（hot-system）和冷系統（cool-system），系統1或熱系統是快速的、直覺的、啟發式的，不需要佔用過多的認知資源；而系統2或冷系統則是緩慢的、反思的、系統的，需要佔用大量的認知資源。當個體以一種自我抽離的視角或旁觀者視角看待自身面臨的衝突情境時，則更多地啟用系統2，從而更理性、更周全地思考問題。此外，建構水平理論（construal level theory，CLT）認為，自我抽離視角增大了個體與經驗的心理距離（psychological distance），引發了更多細節性的認知加工，從而更冷靜地思考衝突情境，不容易受情緒的干擾。

格羅斯曼等人進一步探索了“所羅門悖論”的生理基礎。研究者以心率變異性（Heart Rate Variability，HRV）為指標，要求實驗參與者思考關於澳大利亞人的政治與社會問題，並將參與者分為了自我沉浸組與自我抽離組：在自我沉浸組中，主試要求參與者將自我融入到情境中，並儘量使用第一人稱（I/me）敘述；在自我抽離組中，則要求參與者將自我從情境中抽離出來，並儘量使用第三人稱（he/she）敘述。在實驗過程中，研究者利用心電圖裝置（Electrocardiograph，ECG）測量了參與者的心率變異性。結果發現，自我抽離組比自我沉浸組的參與者體現出更高的智慧水平與更低的偏見歸因（biased attributions），且在自我抽離狀態下，更大的心率變異性預示著更高的智慧水平，這是因為旁觀者視角可以充分調動大腦中的“執行環路”（executive circuits），增加個體的心率變異性與執行功能，從而促進智慧水平。這進一步地驗證了之前的發現，並提供了生理層面的證據。

尼采說：“有些人無法開啟自身的枷鎖，然而卻可以拯救自己的朋友”，這恰與“所羅門悖論”暗合。學者斯托丁格（Staudinger）和費拉里（Ferrari）等人將智慧分為個人智慧（Personal Wisdom，是指一個人對自己人生的洞察）與一般智慧（General Wisdom，是指從觀察者的角度對他人生活的總體洞察）。以往研究發現，個人智慧與一般智慧往往不是平衡的，譬如上文提到過的所羅門王。格羅斯曼等人的一系列研究為其提供了新的科學解釋，併為一般智慧與個人智慧的整合提供了一個新的研究視角。此外，智慧研究領域一直存在“特質論”（trait，即認為智慧是穩定的人格特質且很難進行干預）與“狀態論”（state，即認為智慧是可以隨著情境或認知模式而改變的且可以進行干預）之爭，格羅斯曼等人的研究也能夠說明智慧並不是一個高高在上、遙不可及的高峰，而是可以透過簡單的人稱視角轉換就可以得到提升的思維品質，他們的研究也為個體智慧的干預提供了一條切實可行的路徑。

（作者單位：杭州師範大學心理科學研究院）

原標題：“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的科學依據——自我抽離對智慧的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