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率先重視法家，為何又因“內外有別”，使儒家學說得以復興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社會問題，也有一個時代的施政方針。當天下大亂、滿目瘡痍的時候，人們最希望的是結束戰爭、安居樂業，所以漢初黃老無為思想佔了上風。隨著戰爭創傷的逐漸撫平、社會財富的逐漸積累，社會競爭也趨於激烈，漢朝需要以新的面貌崛起。這樣，社會思潮開始由“無為”轉向“有為”，但率先受到重視的並非儒家，而是法家。

儒家仍然屬於“學問”，法家才是“事功”。漢武帝即位之後不久，命丞相、御史大夫及中高階官員推薦敢於去直言納諫的賢良之人。這個概念很有意思。“賢良方正”主要指為人的品質，“直言極諫”更多指處世的個性。用現在的話說，就是道德高尚，既有一定社會影響，又敢於對國家事務發表意見的社會各界人士，即“社會賢達”。漢武帝要向他們徵詢國方略。但是，“社會賢達”們的總體表現令漢武帝失望。因為在他們之中，不但有許多人專門研習法家，想效法商鞅、韓非子，更有不少在修習縱橫家，想比肩蘇秦、張儀。這本來並不奇怪，戰國遺風的影響力是巨大的。大家說，法家學說不是很好的嗎？

李悝、商鞅先後幫助了魏國和秦國的強大，商鞅變法還推進了秦朝統一中國。縱橫家不是也很可愛嗎？自稱是鬼谷子學生的蘇秦、張儀，給戰國時代增添了多少色彩。但問題是，無論是法家還是縱橫家，以及被後人稱為“百家爭鳴”中的墨家、兵家、陰陽家等，都是春秋戰國時期天下紛紛攘攘的產物，大國之間、小國之間的角逐與鬥爭，是“百家”學者最有利的生存環境。秦漢大一統，政治形勢變化了，需要有統一的思想、統一的主張，需要有號召力、有凝聚力的思想和主張。法家熱衷法治、崇尚暴力，主導的是控制跟反控制、防範呵反防範的是琢磨強大自己、打擊他人的學問。

這種學問很好，但只能由統治者掌握，卻不可以成為大眾通曉的學問，否則，天下豈不大亂了？這就叫作“內外有別”。法家固然不可作為社會主流思想，縱橫家就更不行了。四處遊說，縱橫牌闔，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挑動東家鬥西家、教唆西家騙東家。如斯聽任這種風氣盛行，朝廷豈不盡是是非，社會又怎麼可能穩定？所以，以丞相、御史大夫為首，官員們建議禁行法家、縱橫家，得到漢武帝的認可。其他的家怎麼辦？比如道家、墨家？道家講究無為，墨劣主張非攻，雖然有些消極，但對社會並沒有破壞性，沒有“禁”或“罷的必要，漢朝也沒有釋出過關於道家、墨家等的禁令。

這樣，值得倡導成為社會主流思想的，也許只有儒家了。第一，雖然孔子在政治上不得意，但是，任何逆境之下，孔子都在孜孜不倦地總結和傳播人世間最基本的為人與處世原則，都在堅定不移地構建社會和諧的核心價值體系。所以，孔子生前，身邊總是聚集著大群的有志青年，不棄不離；孔子死後，仍然有眾多的擁躉和粉絲。這就是信念的力量、人格的力量，三千弟子、七十二賢人並非虛傳。第二，弟子多則聲勢大，弟子多則能人多，儒家學者多以講學為職業留下的著述也多，這是春秋戰國時期任何一個學派都無法望其項背的。第三，相比其他的學說，儒家學說的“武庫”更豐富。既有積極進取的精神，也有聽天由命的思想；既有修身養性的教導，也有處世應變的智慧；既有以人為本的思想，也有崇尚尊親的教誨；既有矯枉過正的衝動，也有適可而止的權宜。

也就是說，需要什麼，就可以提取什麼。第四，特別重要的是，孔子一生的追求，是恢復構建他理想中的西周秩序，也就是“大一統”的秩序。儘管法家學說促進了秦國的強大和秦朝的統一，但要維護這種統一的局面，要強化這種統一的秩序，卻沒有任何一家的學說比孔子的學說更為有利、更為有效。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推行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的政策，以吏為師，目的都是一個，用思想上的統一為政治上的統一服務如果秦朝不是二世而亡，而是統治繼續下去，也必然要轉變統治思想，儒家學說也一定會受到重視。

雖然儒家屬於“學問”，法家才是“事功”，但是法家只適合由領導者掌握，並不能使得搭中通宵，所以才不能作為社會主導思想的，相反儒家思想相比其它的學說包含性更廣，更適合穩定統一的秩序，所以儒家能迅速發展並受到重視是有理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