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別人的不幸遭遇，他竟寫詩幸災樂禍，原來你是這樣的白居易！

白居易作為儒家讀書人，一直都有兼濟天下做一番事業的理想，從他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些關心民生疾苦的詩中便可窺見。可是他又不願意面對官場上的煩惱紛爭。這種兩難的選擇一直困擾著他，並且千百年來也一直困擾著中國古代的讀書人。但是，白居易在58歲來到洛陽之後，找到了一條不同於前人的人生之路——中隱，並做了一首題為《中隱》的詩：

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囂喧。 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官。似出復似處，非忙亦非閒。 ……人生處一世，其道難兩全。賤即苦凍餒，貴則多憂患。 唯此中隱士，致身吉且安。窮通與豐約，正在四者間。

白居易在《中隱》這首詩裡說得很清楚他說為什麼要中隱，就是中隱這種方式既可以避免做官的壞處，又可以得到做官的好處。這條道路的選擇讓白居易再一次血流成河的屠殺中倖免於難。

大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甘露之變爆發。甘露之變是唐代後期的一次血腥政變，唐文宗籌劃剪除宦官卻為宦官所制，從此受制於家奴。

當時宦官完全控制中樞，大肆殺戮，族滅十七家，其中王涯等宰相四家，士人罹難數千人，有宦官甚至揚言要殺光長安城裡所有的儒生，長安城一片混亂，直到二十七日才基本恢復秩序，從此唐文宗受制於家奴，形同傀儡，而朝臣上朝則與家人訣別。

因為白居易選擇了“中隱”這條路，所以當時白居易在陪都洛陽做官。如果在長安，很可能也是九死一生，因為白居易得罪宦官集團由來已久。

元和四年，上《論太原事狀三件》，抨擊宦官李輔光、劉貞亮擅權，李輔光是老資格的宦官頭子，劉貞亮是擁立憲宗登基的主要宦官；

元和五年，上《論承璀職名狀》、《請罷兵第三狀》等，反對以宦官吐突承璀為鎮州行營兵馬招討處置使，吐突承璀是憲宗潛邸舊人，元和年間宦官集團領袖；

元和五年，上《論元稹第三狀》等，抨擊仇士良、劉士元等宦官凌辱元稹，仇士良是甘露之變的罪魁禍首。

白居易不但上書，而且寫詩，《宿紫閣山北村》、《賣炭翁》分別抨擊神策軍欺凌、掠奪百姓和宦官宮市強買強賣。詩歌流傳極為廣泛，影響很大，引起宦官強烈反彈，白居易自己也知道，在《與元九書》中說：“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所以，在甘露之變後宦官肆無忌憚，為所欲為的情況下，白居易如果身在長安，宦官集團趁亂殺死白居易不是不可能。

甘露之變後，白居易有感而作《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

禍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當君白首同歸日， 是我青山獨往時。顧索素琴應不暇，憶牽黃犬定難追。 麒麟作脯龍為醢，何似泥中曳尾龜。

禍與福無法預期，大都是提早退出朝政的人像是先知。當你們白了頭一同被屠殺時，正是我獨自逍遙青山的時候。估計索要素琴再來彈一曲應該來不及了，回憶牽黃犬去打獵的時候追悔莫及。麒麟被做成乾肉龍被做成了肉醬，哪裡比得上泥塘裡搖著尾巴的烏龜呢。

“顧索素琴應不暇”典出《晉書·嵇康傳》：“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此處是說朝中官員們被害倉促，都來不及像嵇康那樣彈一曲《廣陵散》。

“憶牽黃犬定難追”典出《史記·李斯列傳》：“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此處說朝中官員為求取功名利祿在京為官，招致殺身之禍而追悔莫及。

“何似泥中曳尾龜”典出《莊子·秋水》：“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以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真正見識到宦官的厲害，深深的恐懼催生出由衷的慶幸，慶幸自己還活著。白居易退守洛陽是在大和三年，雖然是主動退守，但是，難免心有不甘，甘露之變後，不甘蕩然無存，從此樂天知命，終老洛陽。只是詩中流露出的那種幸災樂禍的情感，難免讓人對白居易的人品產生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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