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家書作為史籍的補充材料，在史學上，對後世有何價值？

史籍作為重要的歷史檔案，是我們瞭解歷史的主要依據，但由於史籍大多是由後人編撰，其中記載的內容並非絕對真實。

魏晉朝代更替頻繁，其文獻材料更是多由後人撰寫，而家書作為當時世人與親族之間的主要資訊載體，比起後來的史籍則更具有真實性。

家書不僅記錄了當時書寫者的個人心聲，而且能夠反映當時個人視野下的時代風氣和人物品性，為我們瞭解當時的社會環境和社會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原始資料，具有很高的史學價值。

01

觀摩時代風氣

魏晉是以士族為主體的時代，魏晉家書也以士族為主要創作者。

熊禮慧曾經指出，“一個時代計程車人心態，必將直接影響這一時代的文學思潮、審美觀念和創作風氣”，因此我們可以透過士族所作的家書看出士人心態，進而探究魏晉時期的時代風氣。

這一時期，士族注重家族利益，在家書中展現了較強的族類意識，彰顯出儒學在魏晉時期的多元文化思想中始終佔據主流地位。

以下可從三個方面進行論述：第一，魏晉士族重視對家學、家教的傳承，並透過形成優美獨特的家風而與庶族相區別，這與當時複雜多變的社會環境有著緊密的聯絡。

魏晉戰亂頻繁、政局動盪，各種社會矛盾不斷激化，士族、皇族不得不為家族安危和家道久遠而做出實際的努力。

他們在為人處世中始終以家族利益為核心，並將這種觀念應用在對儒家道德禮法的學習和傳承上，不僅自己做到謹言慎行，而且在家書中宣揚低調和順的家風，要求子輩修身養性，注重儀禮，和睦持家。

這種現象“恰是魏晉儒家政治理想趨於衰歇而家庭倫理觀念得以凸現的反映”，對此陳寅恪先生也提出，“夫士族之特點，既在其門風之優美，不同於凡庶，而優美之門風，實基於學業之因襲。故士族家世相傳之學業，乃與當時之政治社會有極重要之影響”。

第二，魏晉士族所在的宗族家庭中以族長掌權獨尊，這一點是在東漢豪族的基礎上繼承而來。

東漢時期，豪族扶持皇族建立政權。

政府為了鞏固封建統治，大力宣揚儒家尊宗敬祖的宗法理論，鼓勵宗族發展，士族逐漸掌管宗族祭祀繼而掌握宗族實權。

後來士族幫助皇族平定天下，士族直接變成皇族，其族權與中央皇權可謂不相上下，一直持續到了隋朝建立。

因此在魏晉時期，家、族併為一體，族長作為宗族大家庭中的大家長，手握家族實權。

如陸雲在與其族叔陸典書的書信中說：“華亭之望，以大人為宗主，宜令小大得分，亦崇洪業也”，提出在家鄉華亭，陸氏家族以陸典書為宗主來振興家國大業，並稱贊陸典書“恢皇綱之大烈，垂榮祚乎祖宗”。

如今來看這種以族長獨尊的宗族制度，雖然表面上看是為了家族的發展，但歸根結底還是為了鞏固皇權的需要。

第三，魏晉士族具有較強的孝道觀念，主要反映在養親敬親、修身立德、顯姓揚名以及薄葬追思上。

這主要源於魏晉統治者對孝道的推崇。

為了穩定政局，魏晉繼承了兩漢“以孝治天下”的統治方式，推崇研讀《孝經》，培養百姓孝行，不僅將孝廉作為重要的選官標準，而且將家族倫理制定在法律之中。

這種將“孝”由禮入法的轉變，促進了士族對“生孝”“死孝”等問題的探討，如王昶《家戒》雲“夫人為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王祥《訓子孫遺令》雲“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

他們的孝道觀念，不僅突破了傳統觀念和名教禮制的束縛，而且表現出了鮮明的個人情感和時代特色。

存在決定意識，家書不僅是個人獨立思想的反映，更是當時社會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的反映。

家書作為第一手資料，為史學研究提供了價值層級較高的史料，其補充和實證可以推動史學研究。

透過對魏晉家書的梳理分析，對我們進一步研究魏晉歷史有重要意義。

02

鑑識個人風度

在魏晉政局複雜多變的背景下，士族們謹言慎行，如履薄冰，而家書的私人性質使他們在面對親人寫作時能夠放下防備，敞開心扉，暢所欲言，因此我們能夠從家書中發現他們在官場之中、在朋友面前未曾展露的一面。

陶淵明追求淡泊寧靜的高尚節操歷來為人所稱道，他在臨終之文《與子儼等疏》中同樣展現了歸園守志的一面。

在這篇家書中，陶淵明細數自己的平生過往，訴說自己的情懷與志趣，表現了一位老者經歷滄桑之後淡然處世的情懷，和對田園生活的嚮往與留戀。

同時，我們還能在家書中看到對其未曾見過的一面。

從《與子儼等疏》中，我們可以看出陶淵明晚年生活十分困頓，為此他對子輩感到十分愧疚，希望兒子能夠理解他的選擇，並告誡兒子要和睦相處，友愛相待。

文中對兒子的百般叮嚀，突破了以往傳統書信中的嚴父形象，慈父之情，溢於言表。

因此清人林雲銘在《古文析義》初編卷四中評價此文說：“與子一疏，乃陶公畢生實錄，全副學問也。窮達壽夭，既一眼覷破，則觸處任真，無非天機流行”。

與之相似的還有嵇康，他在臨終前寫下《家誡》一文，對當時不滿十歲的幼子敦敦教導，告誡兒子不僅要心懷大志，不忍小情，而且要言行謹慎，立身清遠。

這與嵇康自己一生放浪不羈的性情形成了巨大反差，對此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中評價他說“嵇康是那樣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這樣庸碌”。

還有一些士族，因其所處政治、社會地位較低，史籍中對這些人物往往不能詳加記載，但從魏晉家書中可以尋其部分蹤跡。

王羲之《雜貼》中出現諸多史籍未載的人物和事件，如王羲之對家族中嫁出的幾個妹妹十分關切，在《雜貼》中時常對她們進行問候：“劉氏平安也。梅妹可得；袁妹腰痛，冀當小爾耳”，“曹妹累喪兒女，不可為心，如何”；再如王羲之晚年經歷諸多子孫夭折，“延期官奴小女，病疾不救，痛愍貫心”，“從弟子夭沒，孫女不育，哀痛兼傷，不自勝，奈何奈何”。

從這些家書中，也可以看出王羲之的晚年生活過得並不理想。

他在辭官之後退居山林，雖然遠離了官場喧囂，但對親人的思念、

累

喪子孫的悲痛加上服食修煉的病害，給他帶來了無盡的痛苦。

家書的私密性決定了它內容的真實性，據此我們可以補史之闕、正史之誤。

同時我們也要增強甄別和評判的能力，能清晰感知個人敘述具有不完整性和不全面性，認清書信內容的可信度和史料價值。

若將魏晉家書應用於課堂教學，不僅方便我們有的放矢地補充史料，豐富我們的課堂教學，而且還能加深學生對古人的瞭解，增強學生的歷史思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