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之父之阿爾契德·加斯貝利

相比羅伯特·舒曼的“顛沛流離”，阿爾契德·加斯貝利無疑是幸福的，至少他的家鄉人民只經歷了一次的“籍貫變更”，從奧匈帝國的臣民轉變為義大利人。

阿爾契德·加斯貝利生活的地區叫做特倫蒂諾，是屬於奧匈帝國義大利少數民族的自治區，相當於我們現在的吉林延邊鮮族自治州，不過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失敗後，奧匈帝國解體，身為後期倒戈到協約國的義大利正好“名正言順”接收了這一地區，這也使得加斯貝利順利的進入了義大利的政治舞臺，在1921年入選議會，兩年後，也就是1923年，成為了人民黨秘書長。

稍遜於羅伯特·舒曼的是，阿爾契德·加斯貝利只掌握了2種語言，一種是從小就說的義大利語，另一種德語是在他上中學才開始學習的。對於德國文化，在維也納讀德國文學的時候加斯貝利就被吸引了，後來更是達到了第二母語的級別，也正是因此，在後來的政治生涯中，加斯貝利運用熟練的德語在與德國以及周邊的國家同僚們，互相流暢的交談。

當時一戰結束後的義大利除了歐洲國家的通病——常年戰亂導致的債臺高築以外，還有著內部南北發展差距巨大這一隱患。北方富裕穩定，南方貧窮混亂。北方嫌棄南方拖了整個義大利的後腿，恨不得把它踹出去；南方怪罪北方不夠意思，一家人總說兩家話，總不幫它。南北的差異和摩擦直到今天都沒有改變多少。當經濟危機到來時，可分配的利益少了，就導致南北差異化越發的嚴重，當社會矛盾嚴重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最簡單的辦法就是轉移民眾的視線，塑造一個共同的敵人，這就導致了民族主義的肆意滋生。墨索里尼可謂是順風順水的當上了義大利的總理，不像是希特勒經歷了“九九八十一難”。

在當時的大環境下，加斯貝利並沒有隨波逐流，因為他發現了純粹的民族主義無法給予義大利更好的生活，帶給義大利的只有通往地獄的單程票，於是毅然決然的，加斯貝利成了議會抗議運動的領袖，並且很快的成為了法西斯份子的眼中釘肉中刺，並在1927年被捕入獄。經過了兩年的牢獄折磨，也就是在1929年，因為義大利國王的特赦而出獄，要不是庇護十一世手下的一個主教為他在梵蒂岡圖書館謀到一份職位，當時47歲的他只能和家人一起流浪街頭了。

皇天不負有心人，在1944年，養精蓄銳了15年之久的加斯貝利再次從政，出任解放區各黨聯合政府的外長。在1945年到1953年，短短的8年時間裡，連任7屆政府的總理。由此可以看出：當時的義大利也是風雨飄搖，即使見風轉舵再快，經濟也是瀕臨崩潰了；加斯貝利當時多麼的德高望重，不管什麼樣的政黨都不願或者說不能放棄他這塊金字招牌。畢竟義大利之所以這麼快擺脫“牆頭草”的身份，在國際層面上被徹底平反都與加斯貝利有著直接的關係。

可能是基於都是都是基督教民主聯盟，同屬於一個意思形態陣營的關係；也可能是同病相憐，身為曾經的“查理大哥”幫幫自己兄弟的意思，加斯貝利開始力促德國儘快擺脫戰敗國的地位。在德國和美英法之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1950年10月，加斯貝利正式的邀請德國總理訪問義大利，這是聯邦德國第一任總理阿登納任職後接到的第一個來自西方國家政府首腦的邀請，可以說是里程碑一樣的邀請。次年6月，《歐洲煤鋼聯營條約》簽署2個月後，阿登納第一次正式出訪，這是讓阿登納和整個聯邦德國激動不已的時刻。同年9月，加斯貝利回訪德國，雖然當時兩國關係被貿易摩擦蒙上了陰影，但是兩位政府首腦依然相談甚歡。

歐洲之父的三人中，加斯貝利是第一個得到“查理獎”的。所謂查理獎就是授予對歐洲融合做出傑出貢獻的政治家們。加斯貝利是第三位獲獎者，前兩位分別是國際泛歐聯盟創立人的理查德·尼古拉斯·馮·康登霍維-凱勒奇和歐洲聯邦主義者聯盟主席的亨德里·克布呂格曼，阿登納是在兩年後獲得的這一獎項，而舒曼則是1958年的查理獎得主。

加斯貝利念念不忘的“歐洲防衛共同體”，在他有生之年很是遺憾的沒有成為現實。1954年法國國民議會在長時間的馬拉松辯論之後對《歐洲防衛共同體》這一條約投了否決票。而在議會表決的第11天前，也就是1954年8月19日，加斯貝利離開了世間，享年73歲。令歐洲人民感慨萬分的是：在加斯貝利去世前三個月，他當選了煤鋼共同體議會（也就是歐洲議會的前身）主席，可以說加斯貝利為了歐盟的成立奮鬥到了生命的最後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