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高能賦”背景概述，制度與行人之官

社會的變革推進著文學史的動態發展，社會制度、階層及觀念意識的改變，影響著文體的隆替與擅變。

如近代學者王國維在論戲劇源起時認為“靈（巫）之為職，或但以象神，或婆要以樂神”，“詩賦之學，亦出於行人之官”，再如魯迅論小說“緣自來論斷藝文，本亦史官之職”等等，皆著意於此。研究賦的變遷與文人辭賦心態，必先考鏡源流，由導源而觀擅變，文學與社會制度、階層及觀念意識又有莫大關聯，故述春秋時期的“升高能賦”背景。

背景介紹

春秋時期（前722-前464），舊的社會秩序開始瓦解，這個時候，社會的各個階層都開始發生變化，很多東西有著相互影響，他們不停變革，見證了當時社會歷史的變化。較之諸侯爭霸、越非禮之世的戰國時期，崇禮官，尚禮儀和邦國外交的春秋時期，社會結構可稱為整齊有序。統治集團尚算穩固，各階層雖出現流動，但終究還未達到頂端。

直至春秋末期，禮崩樂壞，卿大夫和貴族篡奪君主權威，促進改革。然缺乏直接記載春秋的歷史史料，僅以記錄春秋大事的《春秋》和《左傳》為主，以《詩經》和相關時期的青銅銘文等遠古文獻、文物中的稀疏史料為輔，來研究春秋時期社會制度和歷史背景。

我們在研究這些的時候，不能只專注於表面，雖然主題是研究春秋時期的背景，但是為了真實性，我們必須從多個角度來考慮和制定合理的研究方向，比如當時的國家制度如何，百姓生活狀態是怎樣等等。

周代是將家族關係與封建制度相結合的辦法來治理國家，但分封的春秋列國均擁有實際的統治權，周王已是名義上的統治全國。

各國統治者通常任命他的兄弟擔任重要行政職務的大臣，大臣又分卿和大夫，相比較之，大夫的等級更低，並且在大夫這個級別中，還有更為細緻的分類。國家的權力中心就是由君主和不同等級的大夫共同構成，士處於權利集團與被統治者庶民之間。周代實行井田制，上地層層向下級分封，勞役的庶人生活在社會最底層，《詩經》中的《七月》就描繪了庶人的艱苦生活。

春秋時期的社會階層初始頗為分明有序，封建社會的統治上層和奴役下層等級分明，

總的來說，君主、卿大夫和士（官員、武士和貴族的家宰）是絕對的統治階層，如果一定要很仔細分類的話，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可以稱士為平民，這是因為當時社會階級制度非常流行。春秋是一個尊重傳統的時期，是和諧層面上的“禮俗社會”，任用懂朝廷禮儀的貴族紳士為官。

在此之後，孔子的言論和理念受到了後人的無數追捧和學習，在很多的國家都享有極高的稱讚，凡是從士之人，沒有不學習儒學崇尚儒學的，與此同時，他們還格外注重禮儀，尊詩致用的文化觀念與氛圍己是普遍事實。即使是在晚期禮崩樂壞的時代中，春秋時期的宗法家族取向心理與社會等級分明的階層，及尚禮儀的文化氛圍，依然是維持局面穩定的強大力量，春秋時期總的態度就是尊詩致用。

“賦詩”制度

較為詳細記載春秋“賦詩”活動的史料為《左傳》與《國語》，具有口的。賦，診釋頗多，作為特定春秋時期的“賦詩”之賦，是對詩中鋪敘事物的表現手法，轉變為禮樂制度上征斂獻納詩之意的延承，先秦“賦”是為征斂獻納之意。

而春秋時期“賦詩”，陳韻竹己論，可以是針對時之政教善惡，自己創作出新的詩歌用來進獻以達到目的，也可以透過另外背誦詩歌的方法來傳達自己的想法和志向。在澄清“賦”字之意基礎上，以鄭玄“凡賦詩者，或造篇或誦古”為據，言之鑿鑿，確可信據。“賦詩”既是行為，便與制度相關聯。

“賦詩”制度是相對於春秋時期比較寬泛的禮樂政教而言，關於“賦詩”制度，《國語·周語上》載，又《周禮·春官·宗伯第三》上載，以上是對“賦詩”制度的相關文獻記載。《周禮》中“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的兩則記載，足可見春秋時期的禮樂政教。《史記·樂書》載“樂師辨乎聲詩”，又可見周代的樂師，詩樂習禮的同時，還擔負著辨音知聲的功能，肩負著諷誦詩歌以為蒙正的職責。《國語·楚語上》記載：同樣《國語·周語下》記伶州雞曰，兩例實則說明瞥、嫂、朦之獻曲誦賦，是為制度。故而從以上所引述的記載來看，春秋時期，“賦詩”是一項關乎禮樂政教的制度。

行人之官

由“賦詩”制度延開，賦詩活動又專屬於春秋時期的行人之職，是涉及邦國外交禮儀的“賦詩言志”。春秋時期，天子與諸侯國間，以及各諸侯國之間的外交活動十分頻繁，雖偶有大臣充任使者的例子，但是都只有極少部分。鄭氏注《周禮·秋官·司寇》中“大行人”之職為“主國使之禮”，又賈公彥疏:“大行人、小行人、司儀皆掌賓客之禮。”，可見春秋行人，是接待四方朝聘，掌邦國賓客及諸侯使者禮儀的往來之官。

《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後序引劉向《別錄》載：由此記載可見，邦國之間的外交及禮儀中的“賦詩言志”，是春秋行人進行外交活動時候的要務，行人可謂春秋時代職業性質的外交專家。

如《左傳·文公四年》中載，此言魯文公四年，行人衛甯武子來訪魯國，魯文公賦詩《湛露》及《彤弓》，衛甯武子聽後不辭不答，文公使行人問之，答因文公賦詩不當。可見行人具有溝通雙方的職能。又如《左傳·文公十三年》，此言文公十三年，鄭穆公設宴招待魯文公，宴會上雙方賦詩的情形。

子家賦《小雅·鴻雁》，去晉國說情。整個外交過程，皆是透過“賦詩言志”來完成的。再如《左傳·襄公三十一年》中記載的鄭國著名行人子羽，其“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義善為辭令”，《韓詩外傳》卷六中，也有對卜商作為行人時與衛靈公問對的情形記載。上述諸例足見行人精通詩樂與言辭，往來於各國的聘問會盟，互相溝通，都用禮儀來互相尊重，同時又表達自己的看法。

結語

“賦詩”活動是春秋的常例，《左傳》和《國語》中對此有許多記載。如《左傳·隱公四年》中“衛莊公娶了我的妹妹，莊姜，但是奈何我的妹妹雖然很美卻一直沒有辦法生育子嗣，所以衛公就為其作了一賦。”

《左傳·閡公二年》中“許穆夫人賦《載馳》”、《左傳·襄公二十七年》中“鄭伯享趙孟於垂隴”，趙孟請鄭國卿大夫“賦詩言志”、《國語·晉語》中“秦伯賦《採寂》，公子賦《黍苗》…秦伯賦《雞飛》，公子賦《河水》，秦伯賦《六月》”等等。這些記載國君、公子、后妃和人臣等“賦詩”者，應當為春秋行人“賦詩”習俗的流風波及。

而天子與諸侯，邦國間交往的“賦詩言志”制度，則當專屬於行人之官。

研究賦與行人之官的關係，近人劉師培在其《論文雜記》中對此論之尤詳，此論行人用詩而賦，以達到自己的目的。綜上，春秋行人是接待四方朝聘，邦國賓客及諸侯使者禮儀的往來之官，是春秋“升高能賦”的直接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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