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商雙收，探究范蠡的成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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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春秋戰國的中國古代社會是大變革時代。所謂“亂世出英雄”，這一時代出現的人才枚不勝舉，范蠡便是其中之一。

范蠡是楚國人，不僅是出色的政治家，還頗懂經商之道。

在幫助越王勾踐取得吳越戰爭的勝利之後，范蠡沒有被眼花繚亂的功名利祿迷惑，而是選擇激流勇退，泛舟西湖。

從司馬遷的《史記》中可以看出，像范蠡一樣出色的賢才很少有平安的下場，但范蠡不僅能從政界功成身退，還憑藉自身的實力在商界開拓一片天地。

范蠡是什麼樣的人？他成功的原因是什麼？

一、尊禮尚德，堅守使命

司馬遷的《史記》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先秦時期尊禮尚德的思想，不管論事談人總會將“禮”、“仁”作為評判標準。

從《史記·越王勾踐世家》的描寫中能夠看出范蠡戰爭觀中也含有“仁”、“禮”的思想。

當時，吳國摩拳擦掌想要攻打越國，越王勾踐欲先發制人，范蠡勸阻時說：“不可行。兵器是兇器，參與戰爭是違背道德的事，爭相發動戰爭是下等事。

運用陰謀詭計是違背道德，用兵器是兇器，再加上親身實踐下等事，上天一定會發對，這對執行的人來說是不利的事。”

在范蠡看來，兵器、戰爭都違背仁義道德，挑起戰端是為劣等事，認為勾踐親自做這種事對越國很不利。

《孫臏兵法》中說過：“率領軍隊的人不能沒有道德，沒有道德就沒有力量，沒有力量就不能在戰爭中取得勝利。

因此，道德如同兵家的手一樣，不可缺少。”由此可見，春秋戰國時期國家君主或將帥是崇禮尚德都被視為戰爭能否取得勝利的關鍵因素。

為人處世方面，范蠡也尊崇“仁”和“禮”的觀念。

當初，越王勾踐攻打吳國失敗，向范蠡求助，范蠡說：“能夠完全保住功業的人，必然效法天道的盈而不溢；能夠平定傾覆的人一定崇尚謙卑；能夠在做事時有所節制的人就能遵循地道，做到因地制宜。”

作為一國的君主應當放下身段，謙卑有禮，派使臣送禮物給吳國，如果吳國不接受，君王應該親自前往。

中國古代歷史上，人們往往將自身的意圖志向與天的意志相連，認為上天會將自身的意志賦予某些人，從而增加這些人謀事的合理性和使命感。

這些身負“天命”的人，即使承受痛苦也不能懈怠，所以孟子說：“上天要把大責任降臨在人身上的時候，一定會先讓他的心志承受痛苦，筋骨勞累，體膚受餓，行為混亂，從而使其心性堅韌，增強為事的能力。”

“范蠡侍奉越王勾踐，苦身勠力，與勾踐一同謀劃二十多年，最終消滅吳國，雪洗越國在會稽山遭受的恥辱。”

范蠡一心想幫助越王恢復越國，因此一直忍屈受辱，為的就是實現這件事。對范蠡來說，為越國報仇是其堅守的使命，所以即使在吳國做人質也沒有任何怨言。

越王沒有後路、不知所措時范蠡為其出謀劃策；伍子胥死，勾踐躍躍欲試想攻打吳國時，范蠡適時勸阻；越王不忍心拒絕吳國的求和時，范蠡又以天道勸說。

“會稽山被困之事，是上天將越國賜給吳國，吳國沒有接受。現在上天又把吳國賜給越國，越國難道能夠違逆天時嗎？

況且您早早上朝不擺宴席不就是為了吳國嗎？謀劃了二十二年，旦夕之間就要放棄，說得過去嗎？而且如果不接受上天的賜予，一定會受到懲罰。”

越王勾踐臥薪嚐膽為的就是恢復越國，雪洗前恥，因此范蠡舉兵前進，代替越王做了不仁義之事——滅吳。

二、學道謙讓，盈而不溢

學道謙讓指的是學會謙讓，不仗持自身的才能傲視他人，正確認識自我和他人的閃光之處和不足。

在司馬遷看來，認清自己是成就自我的關鍵所在，韓信的居功自傲是為其召來殺身之禍的原因。

勾踐受困會稽山之時，想讓范蠡參與治國理政，范蠡則認為文種比自己更合適，態度謙卑有禮。

韓信不同，當時劉邦問韓信自己能帶領多少兵馬，韓信回答劉邦將十萬，自身則是多多益善，可見其不可一世、洋洋得意。

後韓信死後，劉邦的態度是“且喜且憐”，高興的是除去對自己不利、野心勃勃的人，可惜的是失去了一位才能卓著的夥伴。

將范蠡與韓信放在一同比較，范蠡身上“學道謙讓”的精神體現得更為明顯。

在司馬遷的《史記》中，范蠡可謂“盈而不溢”的典型。

在越王稱霸後，越國上下舉國歡慶，他卻能清醒地認識到越王的為人不可與之共富貴，當機立斷決定抽身而退。

面對越王的挽留也絲毫不動搖，又寫信勸說文種、從文種自殺的結局來看，范蠡的選擇高明至極。

《史記》當中另一位功成身退的例子是張良，子房雖然沒能如願歸隱，但在功德圓滿之時選擇“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於公的圓滿之時全身而退。

與蕭何入獄、韓信被殺、周勃蒙冤相比，張良能透過這種方式保全自身實屬不易。

范蠡隱退後從事耕作商業，沒過幾年又是家財萬貫，齊國請他前宰相，最後范蠡還是選擇將相印歸還，散家財救濟鄉里，隱居他處。

范蠡還跟他的後代約定，經商之時，買進賣出不要追求過多的利益，能賺取本身資產的十分之一就足夠。

從其經商原則中也能看出他盈而不溢，做事張弛有度的處事原則。

三、深謀遠慮，與時逐利

能與越王勾踐深謀二十年滅吳，幫助越王在諸侯之中稱霸，范蠡依靠的不僅是崇禮尚德、堅守使命的精神，他還具備政治家的良好素質。

一方面，范蠡深謀遠慮，能夠冷靜地分析當下的客觀局勢，將不利轉化為對越國有利的因素；另一方面，范蠡對待戰事十分慎重，不會逞一時之快貿然出兵，而是在關鍵時刻把握時機。

面對越國的失敗，范蠡的頭腦十分清醒，多次勸諫吳王勿要貿然攻打吳國，並提出當下最適合吳國發展的建議。

透過勸諫越王放下身段侍奉吳國，吳王的虛榮心得到極大滿足，使越國當下的危機事態得到緩和。

當越國戰勝吳國後，面對吳國大臣請罪，范蠡也清醒地看到把握機會的重要性，越國得以免除重蹈越國覆轍的危險。

不過范蠡能夠幫助越王勾踐消滅吳國，不僅取決於他本身的軍事、政治方面的才能，更在於越國有明君賢臣願意聽從他的諫言，因而其謀略得以實施。

越國被吳國打敗後，越王“食不加肉，衣不重彩”，飽嘗生活艱苦，臥薪嚐膽，時刻提醒自己不要忘記越國受過的恥辱。

勾踐也因此贏得民心，得到賢臣的輔佐，為越國的復興打下堅實基礎。

反觀吳國，吳王夫差擊敗勾踐後，伍子胥極力勸諫趁機消滅越國以免留下禍患。夫差沒有聽從，被眼前利益迷惑，赦免越王，為吳國的滅亡埋下禍根。

夫差的昏亂也使吳國奸臣當道，忠心為吳的伍子胥也被賜死，其最終滅亡的結局可想而知。

越國的范蠡和文種則是同心協力，面對的政治環境較伍子胥簡單，因此范蠡能夠在政治上取得成功。

《貨殖列傳》中曾提到范蠡的經商之道：“范蠡雪洗會稽之恥後，長嘆了一聲說：‘計然的七個計策，越國運用其中之五能夠復國。既然已經用在治國上，我想要用在治家中。’”

由此可知，范蠡用治國之道行經商之路。范蠡在經商上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憑藉自身的智慧的努力積累而來。

從《史記·貨殖列傳》中可知，計然的富國之策強調根據季節預知市場上需要的商品。

范蠡透過學習這些思想，將其運用到經商當中，隨著季節的變化售賣不同的商品，使他的貨物不至於囤積起來。

范蠡善於將謀略運用到生活中，因此他選擇落腳之地也十分慎重，權衡之下定居處於天下忠心的陶地，為自己的貨物開啟市場。

經商方面，范蠡不僅有商業頭腦，還有善於識人用人的眼光。

治家上，范蠡有得力的助手、能幹的下屬，善於識別有用的人才並將他們安排在合適的崗位上，使他們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自身的才能。

經商是一件極需團隊合作的事，並非一個人能夠完成，就像政治上君主需要大臣為其出謀劃策一樣。

明君賢臣的配合能使國家治理得當，經商時具有凝聚力的團隊合作也能讓經商之路更加順暢。

范蠡還主張在盈利之時不能做對不起他人的事，不鑽營取巧，用誠信之心對待每個人，這種思想也是當今社會提出的要求。

范蠡沒有將錢財看得很重，而是運用自己的錢財幫助他人，因此能受到人們的擁戴。

結語

無論是政治還是經商處事上，范蠡都是極為成功的，為官則官至丞相，從商則家財萬貫，這與其智慧分不開。

出仕時，全心全力為君王出謀劃策，幫助越王勾踐在春秋諸侯中稱霸；治家時，以治國之策作為指導，苦身勠力致財富萬頃。

在仕與隱之間，范蠡能夠自由取捨，有獨到見解，於是能使自身在無形之中躲避禍劫。

參考文獻：《史記》《吳越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