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楊瀟：逃離10萬+，以腳步走進歷史的細節

第一次見到楊瀟，是在成都的第七屆華語青年作家獎頒獎典禮上。瘦瘦高高的他穿著一件綠色的風衣，站在臺上靦腆地接過了因《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驛道上尋找西南聯大》獲得的“非虛構作品獎”證書。

在成為一名作家之前，楊瀟曾做了十年特稿記者，先後採訪過昂山素季、石原慎太郎、桑德爾……媒體同行們不吝於誇讚他出色，許知遠甚至稱他是“中國這一代最好的記者”。

如果說特稿寫作經驗是楊瀟創作的基石，那麼“行走經驗”就是他寫作的養料。在還是記者時，楊瀟就經常依靠下樓暴走尋找寫作靈感；開始非虛構創作後，楊瀟更是一股腦邁向了長途徒步旅行：2018年，楊瀟重走了1938年西南聯大西遷路，以徒步為主跨越三省1600公里穿過西南腹地，之後他將這次旅行的記錄寫成了書，也就是這本《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驛道上尋找西南聯大》（以下簡稱《重走》）。

楊瀟/圖據受訪者

正如當時評委對他的頒獎詞所總結的那樣——“豐富的媒體工作經歷和在世界各地的行走經驗，是支撐楊瀟非虛構寫作最實在的養料和底氣。”

對於楊瀟來說，“在行走中觀察”“在行走中寫作”似乎已經自然鑲嵌在他的生活中，當他行走於世間，彷彿浸泡在屬於他的非虛構創作資源庫中。

近日，楊瀟接受了紅星新文化記者的專訪，談及從媒體人到“非虛構”的角色變化，創作歷程以及他心中的“非虛構寫作”。

一

“我本來以為我會做一輩子記者的。”回憶自己十年的媒體經歷，楊瀟無不感慨，2004年剛從南開大學中文系畢業時，他如願進入了南方報業，“那會兒南方報業對畢業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也是最受歡迎的僱主企業之一——其他同列的都是寶潔、‘四大’之類的外企。”

楊瀟/圖據受訪者

但日益變化的媒介環境讓楊瀟很快感到了不適應，因為特稿文章需要釋出到網路平臺，

“如何創作一篇10萬+的稿件”成為了特稿選題的首要指南。楊瀟認為，此時的特稿寫作，無論是從尋找選題上，還是在寫作方式上，都只是在盲目地追求寫一篇“懸念叢生”的稿件，

“如果你費盡心思寫一篇稿件發在微信上，閱讀量只有2000，確實會很受打擊。所以寫稿的邏輯就變成了需要傾向於故事性特別強的、有‘爆點’的選題。只是‘希望得到廣泛傳播’。”

從媒體辭職、成為作家，讓楊瀟感到寫作的自由與快樂，“我離開媒體，就是不願意再受限於10萬+的邏輯，這個邏輯的維度太單一。”他拿《重走》舉例，“

你拿我這本書的任何一篇放在網上，都是很難有極大範圍的傳播。但是，當你把這些文章合成一個整體，它有了一個完整的敘事線，就無需再受限於10萬+邏輯。

此外，我也可以不再管稿子的字數限制，比如說《重走》里長沙的部分寫了10萬字，有很多特別有意思的細節我都放進去了，這在媒體裡是不可能的。”

《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驛道上尋找西南聯大》/圖據出版社

這本讓楊瀟受到極大關注的《重走》，也是在楊瀟徹底離開媒體後偶然間開始的創作。那年36歲的他，突然從繁忙的工作中抽身出來，迷茫之中覺得自己迫切需要一個安身立命的東西——他急切地想要尋找一些選題來寫作。

楊瀟首先想到的是關於鐵路的選題。他曾經寫過一篇《坐火車橫越美國》，記錄了自己在美國搭乘長途列車，行駛3924公里，沿途所看到的風景、遇到的人，以及相關的美國鐵路歷史，“當時這篇文章反響還不錯，所以我本來準備重走一下成昆鐵路，我做了很多很詳細的攻略，比如說怎麼穿行老軌道？火車突然來了怎麼辦？沿途有哪些大站小站？結果開始這個計劃時，我在長沙出現了一個多禮拜的空檔，偶然間發現了這一條‘西南聯大之路’。”

楊瀟背上揹包，重走“湘黔旅行團”之路/圖據受訪者

當楊瀟翻閱西南聯大學子的日記時，一下子就被其中的故事深深吸引。

他想知道，這些年輕人為何上路？他們遇到了什麼？這次旅行又帶給了他們什麼？

於是，2018年，楊瀟丟掉了他的“鐵路選題”，揹著一個45升的登山包，從長沙出發，以徒步的方式開始了41天的行走，他希望在某種意義上“復刻”這個被後人稱為“湘黔滇旅行團”三條路線中的一段。

這一趟旅行是偶然的，更是未知的。“開始走的時候，你並不知道它能產生什麼東西，也不知道你會遇到什麼人、能不能碰到有意思的事，甚至於我能不能找到相關的遺址，我都不知道，我只能先不管結果上路去找。”

鵝翅膀橋以下即當年的湘黔官道/圖據受訪者

“在重走的過程中，我最大的感受是縣城的時間流動是不一樣的。我也在重走的過程中遇到了很多生動的人，經常會有人直接邀請你去家裡吃飯、交談。”讓楊瀟印象深刻的，是去貴州清溪時遇到的那位“黑夾克”江哥。當時，江哥一聽楊瀟要去看清溪的城牆，不僅騎著摩托帶著他四處遊覽，還拉著楊瀟去自家開的川菜館吃乾鍋鴨和喝酒，與他講清溪的老故事。吃完飯，江哥非要留他住下來，說晚上燒狗肉吃，第二天再帶他好好轉轉，江哥說，“外面的人來這裡，是人家看得起！全世界七十多億人，能見一面，不是緣分是什麼？”這讓天性疏離的楊瀟既感到溫暖，又感到盛情難卻的壓力。

要在旅行中兼顧寫作，必定是艱苦的，楊瀟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行走趕路，在這個過程中，累積下來了大量的寫作資料。

這讓他明白，“非虛構寫作”最重要的其實是作者的耐心，“因為有大量的素材和歷史資料需要整理。特別是一些民國的老舊檔案、微縮膠片、電子資料，你需要一點一點謄寫到自己的文件上面。這是一個看起來很笨且很繁雜的過程，你不能找人幫忙，因為要加深印象的話，你只有自己去‘萃取’。”

可能是當初做新聞人時留下的職業習慣，一開始寫作狀態好的時候，楊瀟恨不得能寫得再快一點，但他很快意識到，如今寫的是一本“大部頭”的書籍，需要他沉下心來慢慢打磨。“光寫我就寫了小一年左右，我不停告訴自己，‘要耐心，要慢一點’。期間會有各種情緒相伴，有時候會覺得自己寫得挺好的，就趕緊提醒自己不要飄；有時候又覺得自己寫得太差了，只能安慰自己說‘你寫的是一本書，不要計較一城一池的得失’。最後我寫了46萬字，又經過耐心梳理後，刪到41萬字。”

二

楊瀟目前正在創作的最新非虛構作品，是一部關於德國20世紀曆史的書。

10年前，還是記者的楊瀟參與了一箇中德媒體使者交流計劃，在德國待了3個月。那一次的訪學經歷，讓楊瀟對德國20世紀曆史博物館產生了極大興趣。“德國博物館有很多種類，其中很多都很有意思，比如我去過的古希臘羅馬時期博物館就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但是，對於德國來說，20世紀曆史很特殊，說它黑暗也好，豐富也好，總之我覺得這些史料需要人來梳理。”

訪學經歷，在楊瀟心中埋下了一顆

“以博物館為線索，書寫德國20世紀曆史”

的種子。回國後，只要發現了關於德國20世紀曆史的相關資料，他都會想盡辦法買到或者找到電子版。

查閱資料的楊瀟/圖據受訪者

但“行走”仍然是楊瀟創作非虛構作品必不可少的部分。

2019年，藉助另一個專案基金的支援，楊瀟再次前往德國造訪各個博物館，在德國生活了40余天。“我想看看德國人在博物館策展上，如何面對自己國家不那麼愉快的歷史。”楊瀟這樣介紹這個選題的意義，“

如今我們談起20世紀的德國，總是把它和日本進行對比，並站在一個‘表揚’的角度來說，總是覺得德國敢於直面自己那一段黑暗的歷史。但是如果細想一下，你會覺得有很多疑問：它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它是如何從一個法西斯國家成為如今的‘認錯典範’？

”

楊瀟被這些問題深深吸引，他說，如果以前大家對於“德國面對自己國家黑暗歷史”是一個比較粗線條的認知，那麼他希望能把這個解析度提高一點，“我想弄清楚，到底是哪些制度，哪些因素，哪些歷史變化，甚至於哪些代際的變化，促成了這麼一個情況。”

如今關於以德國博物館為線索的非虛構文章，已經被零星發表在部分文學平臺上。相比於那些已經被人們津津樂道已久的德國著名歷史事件，更讓楊瀟感興趣的，似乎是那些被“已知”所遮蔽的東西。比如今年9月剛發表的非虛構作品《山中的希特勒》，就是他在當年的德國之行中，特意前往阿爾卑斯山深處的上薩爾茨堡山（Obersalzberg）——這個曾一度被規劃為納粹德國在末日臨近時“最後根據地”的地方，尋找關於希特勒的故事。他以自己的視角為讀者呈現出希特勒的形象：“他左手握拳，右手高舉納粹萬字旗，一隻鷹從他頭頂俯衝下來，鷹的背後烈日灼目……圖調得銳度很高，連同希特勒瞪著你的眼神，凶煞翻倍……”

奧地利薩爾茨堡大學的恩斯特·哈尼施教授曾說，“希特勒一手握著薩爾茨堡，一手控制著奧斯維辛。前者是景色秀麗的度假勝地，後者如同死亡工廠，催生了無盡的恐怖。”

地獄般的奧斯維辛惡名遠揚，天堂般的薩爾茨堡卻羞於展示自身與納粹政權的聯絡。

而楊瀟的到來，似乎是用自己的腳步和文字，於阿爾卑斯山迷霧中將埋藏於此處的歷史故事娓娓道出。

通往“鷹巢”的汽車站指示牌。圖據圖蟲創意

這部已經籌備了10年的關於德國曆史的非虛構作品，對於楊瀟來說，不僅在寫作情感上與《重走》很不一樣，同時也帶來了新的困難，“《重走》中的很多素材，是真的覺得和自己生命緊密相關的，所以我會有很多覺得很感慨的東西；但我現在寫的這本，畢竟是國外的事，我只是覺得‘它很有意思’，但暫時還沒有感受到像《重走》那樣的‘貼近生命’般的熱情和激情。這是我面臨的現實情況，也是我在接下來的創作中需要解決的難題。”他笑言，“所以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寫完，明年初能寫個大概吧。”

三

如何在寫作中將“虛構”與“非虛構”交織在一起，是許多非虛構作者所面臨的創作困境，但這一點對於寫了十年特稿的楊瀟來說，早已成為他十分熟悉的寫作模式。“《重走》中有許多歷史與現實的交織敘事，包括我接下來的這本關於德國曆史的非虛構作品也是。之前許多人問我，這是怎麼做到的？其實這對於一個特稿記者來說，並不是一個問題，無論是交錯敘事也好，重建場景也好，還是運用一點文學性手法表達虛構部分也好，這是我當初寫特稿時一直在做的事。非虛構創作是我特稿的延續。”

楊瀟在南嶽尋找聯大文科教授曾居住的“停雲樓”/圖據受訪者

在國內的文學創作市場中，相比於虛構作品，非虛構作品無論是在數量上，還是在選題廣度上，都難以望之項背。提及國內文學創作體裁的傾斜，楊瀟感嘆道：“當下談論非虛構寫作的人很多，但真正動筆的人少之又少。”

“一個好的非虛構文字，選題固然重要，但一定得需要公共性、思想性和啟發性。”楊瀟認為，

虛構與非虛構在創作層面上區別很大——虛構是私人的生命體驗，而非虛構卻是自帶公共性，必須得與社會公共話題發生共振，才能顯示出這篇作品的意義

，“如果一篇非虛構作品連公共性都沒有了，我覺得它甚至都不能被稱之為一個‘選題’。”

在楊瀟看來，對於一篇合格的非虛構作品來說，無論主題人物或故事是什麼，它背後一定需要有一個重要的議題，“比如說美國作家何偉（彼得·海斯勒）寫的《江城》，看起來寫的是一個小小的涪陵，但正因為他寫的故事發生在中國社會變遷的一個節點上，那麼他這篇作品就是有很強的公共性的。還有美國作家蕾切爾·卡森的《寂靜的春天》，是講環境保護的。這些都是對人類很重要的選題。”

何偉（彼得·海斯勒）的非虛構作品《江城》

“選題太侷限，這是現在國內非虛構創作做得不夠好的地方。”楊瀟認為，

國內非虛構作品往往“實踐內容”太少，而“文學描寫”“歷史梳理”等等內容相對偏多，

“比如說我這本《重走》也是一樣，1/3寫現實，2/3寫的都是歷史，所以它也在向‘旅行文學’‘歷史材料’傾斜。可能是因為非虛構寫作需要作者下很大的決心、投入很大的精力，比如說《重走》這本書，我需要行走那麼遠的路。這導致許多作者放棄了，轉而去創作更加‘個人’的虛構小說。”

但是，相比於虛構作品，非虛構有它自己難能可貴之處。在楊瀟看來，

非虛構最大的價值就是“真實”

，這也是楊瀟對自己作品提出的要求——處處有信源、資訊有出處。“我需要百分百真實，因為這是與讀者的預期相關的。”

楊瀟結合虛構小說解釋道，“當一個讀者面對‘虛構作品’和‘非虛構作品’時，他對故事的戲劇性程度預期是不一致的。如果你知道這是一個非虛構作品，你的期待就不會太高，如果它達到了一定的戲劇程度，讀者就會感嘆‘天吶居然有這種事？’”這既是非虛構作品創作的容易之處，也是困難之處：容易在於它不需要達到小說一樣極致的戲劇程度，就可以滿足讀者；困難之處在於無法編造，似乎只能“看天吃飯”，等待事情發生後按照邏輯還原它。

“我希望有更多的作者參與進非虛構創作中來。”楊瀟說，“國內原創小說中，80後、90後作者已經都很厲害了，但非虛構作者卻很少。比如說我這次來成都，我就覺得在成都有很多重要的歷史故事值得作者挖掘、書寫。”他笑著舉例，

比如說成都的華西壩就是很重要的地方，“不過不一定是我來寫，我希望有人來寫。”

紅星新聞記者 曾琦 實習記者 毛渝川 編輯 蔣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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