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賁：什麼是“心魔”

什麼叫心魔

2013年5月6日《中國青年報》刊登一篇題為《用閱讀消除“心中魔鬼”》的報道，說的是復旦大學校長楊玉良在復旦大學讀書節上的“人文·讀書”主題演講。楊玉良說，他最近讀的書中有一本是菲利普·津巴多的《路西法效應》，書中一群年輕人發生了從天使到惡魔的變化，折射出人性中“群體力量遠超過個人力量”。楊玉良在2013年復旦大學本科生畢業典禮上也提到《路西法效應》，他引述道，“社會心理學有大量的資料能夠佐證，在特定的情境脈絡下，情境的力量遠超過個體的力量。” 楊玉良提醒聽眾不要急於譴責社會中出了問題的個體， “因為我們必須知道……‘情境’究竟給他們施加了怎麼樣的一種影響，才決定了他們的走向。”

津巴多在《路西法效應》中用“情境”來理解人的“心中魔鬼”，這是一種對“心魔”的社會心理學，而非良心道德論（或人文主義）的理解。良心道德論往往在人心中既看到天使，又看到惡魔，即善惡兩面。“心魔”指的是人心裡的惡魔，是人的心智缺陷或“幽暗意識”，如仇恨、貪婪、驕傲、固執、自私。心魔可以一直存在、可以突然產生、可以隱匿、可以增長、可以吞噬人、也可以歷練人，人格修養便成為人在內心抑惡揚善的修煉之途。“幽暗意識”不是說人性本惡，無可救藥；當然更非是說人性本善，必然迴歸正道，而是將人理解為一種“可上可下”的不確定動物。不過，人的“可上”和昇華是有限度的，人雖然可以得救，但卻永遠不能變得如神一般完美。然而，人的“可下”和墮落卻是無限度的，可以變得禽獸不如；而且變化的速度也很不相同，即所謂“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因此，對人性的評估必須從人的無限可墮落出發，助其遏制，促其化彌。

然而，這並不是津巴多在《路西法效應》中討論的心魔，比起人的內在心智缺陷或幽暗意識（“成魔”的結果），他更關注的是“成魔”的過程，那就是，來自特定情境、環境和制度的外部影響力是如何使好人變成惡魔的。比起如仇恨、貪婪、驕傲、固執、自私這些“惡念”來，他更關心的是“心智控制”（mind control）使人作惡的社會心理機制。

作惡的力量由兩個部分合力而成，一個部分是人的一些基本“心理原理”，另一個部分則為特定的“外界因素”。津巴多寫道：“心智控制是個人或集體的選擇和行動自由遭到破壞的過程；破壞這種自由的人用心智控制來改變和扭曲他人的察覺、動機、感情、認知和由此而來的行為。”

人基本的“心理原理”既不神奇也不神秘。心理學實驗和例項研究早就充分揭示了人的隨眾、順從、勸說、失調（dissonance）、抗拒（reactance）、 罪感、恐懼、仿效、認同，等等。當這些因素一起發生作用時，再加上一些現實生活中的外界因素，它們就會形成一個大熔爐，這個大熔爐能極大地改變人的思想和行為。

在社會心理學對“心魔”理解中，良心道德論所關注的“幽暗人性”已經退居次要的地位，而環境力量對人的行為影響則成為關注的核心。津巴多在《路西法效應》中將人們對心魔的兩種不同理解歸結為“特質取向”與“情境取向”。“特質取向”看待惡的方式是，“當面對一些不尋常的舉動、一些突發事件或一些反常無理的現象時”，就會從“固有的特質……如基因、個性、品格、自由意念等傾向”來加以解釋，“要是論及暴力行為，則研究其兇殘的人格特質，要是提及英雄壯舉，則搜尋個人利他奉獻的基因”。

相比之下，“情境取向”在“在試圖瞭解非常態的行為原因時，則會盡量避免這類針對特質的論斷”。這也正是與道德論不同的社會心理學研究“心魔”的方式。津巴多說，“社會心理學家以自提的問題開始，尋求是‘什麼’造成結果，在‘什麼’狀況下會造成特定的反應，‘什麼’事件會引發行為，‘什麼’情境下最接近當事者狀況。社會心理學家會問，何種程度的個體行動可以追溯外在因素，如情境變項和特定安排下的環境歷程。”

津巴多接著解釋道，“‘特質取向’和‘情境取向’就如同‘健康醫療模式’和‘公共衛生模式’。醫療模式嘗試在受影響的個人身上找尋病灶的來源，相對地，公共衛生模式的研究者認為，疾病的觸角衍生自環境創造出的致病狀態，生病常常只是環境病原體導致的最後結果。”一個出現學習障礙的孩子，醫療模式會用藥物和糾正行為來克服他的缺陷。但是從情境取向來看，根本問題可能不在於孩子，而在於他生活的不良環境，例如誤食家中牆壁剝落的油漆而造成鉛中毒，因此，“結論就會是因為貧窮而使病情惡化”。情境論看待“心魔”的方式與此類似，只是它關注的“外界因素”不是牆壁上的油漆，而是來自統治權力的“心智控制”。

無論是良心道德論還是情境作惡論，無論是 “健康醫療模式”和“公共衛生模式”，都必然關乎某種“知識”，也關乎知識可以並應該導向何種“行動”的實踐問題。良心道德論的人格修養方法的關鍵是精神（“心”）和精神的實體（“良知”）。良知是一種知識，這種知識是如何獲得的呢？對此有兩種不同的解釋，第一是人透過學習得來的（道德知識），第二是人天生就有的，是人就不能不已經知道的（天良）。後一種看法似乎比前一種為大多數中國人所接受。這樣理解的良知是一種有關是非和善惡的直覺或未加思考的知識。由於這種直覺知識在人的精神中是先天的，因此“良知”自然應該成為道德首要的和最終的依據。

一般正常的情況下，由良知所規定的道德準則不能導致道德的行為，是難以想象的。也就是說，一般人難以理解為什麼有良心的人會做壞事。人們固然在這個世界中看到許多“言行不一”的事，但在這些事例中，一般認為，那是“言”的虛假和不真誠所造成，而不是“天良”本身出了毛病。他們以為，如果一個人對先天的良知是真誠的話，那麼他總是言行一致的。人們還在這個世界中看到許多“知行不一”的事例。在這些事例中，一個人的天良起不了作用，是因為處在一個整體不良的環境之中。許多人知善而不能行善，是因為世道險惡，人心敗壞，行善不過是為他人火中取栗，或者甚至簡直就是自取其禍和自我毀滅的愚蠢行為。在這種情況下，良心道德論無法提出如何改變整體不良環境的有效方案，因此只能滿足於空談一些要麼過時，要麼空洞的所謂“思想道德教育”。

富蘭克林·羅斯福說，“人類不是命運的囚犯，而是他們心靈的囚犯”。深入瞭解別人如何把我們變成心靈的囚犯，可以使我們獲得某種自我解放的力量，這樣的知識，津巴多說，“教導你如何對抗有害的社會影響，如何抵抗專家的誘惑。我們想要了解如何對抗那些用心靈控制讓人遵從、順從、服從殘暴、自我懷疑及放棄選擇自由的策略。”雖然這樣的知識強調情境的力量，但是它也認同人類警覺、審慎的行動能力。總會有一些獲取了這種知識的人們願意堅持他們的抵抗，而且不達目的絕不罷休。情境作惡的制度和環境影響是非常強大的，我們每個人都可能因為它瀰漫滲透的力量而迷失方向、隨波逐流。但是，我們也可以藉助自由意志和心智啟蒙的力量，變成聰明、精明的個體或公民，變得不那麼容易受到權威、人群、群眾環境、盲從壓力的影響。這樣的人開始也許只是少數，但他們的存在便已經足夠證明，情境之惡不是不可抵抗的。如果說惡的情境可以把好人變成惡魔，那麼，人的自我覺醒和自我解放則可以使這個過程發生逆轉，而這正是人類最終可以戰勝心魔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