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樂》和妻子離婚的夏竦，為何宋仁宗賜諡“文正”而群臣反對

和電影相比，我對電視劇沒什麼興趣，近20年也就追過美劇《權力的遊戲》。這幾天因創作的緣故跳著看了幾集《清平樂》。雖劇情較平淡，但總的說來我這煙臺老鄉張開宙執導得不錯。我沒有看過原著《孤城閉》，不知道里面有沒有反面大BOSS，看劇感覺是俊男靚女很多，正人君子很多，而反面人物少了點。那個家庭不和，被婆娘告狀，後來離婚的夏竦算是個“奸邪小人”了。

夏竦的“奸邪”形象由來已久，《宋史》記載“

竦材術過人，然急於進取，喜交結，任術數，傾側反覆，世以為奸邪

。”在大宋時，他雖然工作幹得不錯，但就是不討臺諫的喜歡。他死後，宋仁宗擬諡為“文正”，遭到群臣的強烈反對。不得已，宋仁宗才改諡為“文莊”。

那麼夏竦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物，為什麼宋仁宗要賜諡“文正”，群臣卻極力反對呢？

勤政愛民 多有政聲

夏竦字子僑，生於太宗雍熙二年（985），祖籍江州德安（今江西省九江市德安縣）。夏竦出生於一個普通的封建官吏家庭，北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朝廷為表其父戰死沙場之功，被朝廷錄為“三班差使”。

“三班差使”是沒有品級的武階官，“急於進取”的夏竦怎能甘心。好在夏竦很有才華，工於寫詩，他向當朝宰相李伉獻詩，其中有“

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

”的佳句，李伉很欣賞，就向宋真宗建議改授他為潤州丹陽縣主簿（正九品）。

夏竦這九品芝麻官沒幹上一年，就被調到京城去了，這次提攜他的是王欽若。

王欽若塑像

王欽若和夏竦都是江西人，都屬於“南人”。在北宋初期政界，存在著嚴重的地域歧視，朝廷用人重北輕南。宋太祖和宋太宗時同平章事、參知政事、樞密使等要職幾乎全是北人。

仕途的艱難讓南人養成了善於揣摩迎合帝意的群體特徵，這又讓北人更加鄙視。

瞭解王欽若的都知道，他是寇準的死對頭，北宋初期有名的大奸臣。

夏竦和王欽若走得近，也是被人們視為“奸邪”的原因之一吧。

兩人怎麼搭上線，不得而知。除了南人這一身份外，我認為王欽若也是看重夏竦的才華。

王欽若把夏竦調到京城，是來編修大型史學類書《冊府元龜》的，這活沒點才華還真幹不了。

《冊府元龜》是“宋四大書”之首，歷時八年才編修完，所有編修人員都受到朝廷嘉獎，此後，夏竦仕途順暢，不斷升遷。大中祥符七年（1014）夏竦被任命為東京留守推官。同年，在王旦的推薦下，夏竦開始教太子趙禎讀書，這一

東宮身份為他日後仕途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時日不久，夏竦升任尚書禮部員外郎、知制誥。

那時的夏竦意氣風發，在朝堂上敢於直言進諫，並不人云亦云。

當時以丁謂為首的群臣都迎合真宗皇帝講求符瑞、神仙，主張大興土木，唯獨夏竦挺身而出，據理力爭，阻止這些耗資巨大，又沒有什麼用處的工程。

真宗天禧元年（1017），夏竦因家庭糾紛被貶到黃州任知州，這是夏竦在仕途上的第一次挫折。但地方上的歷練，即增長了他的才幹，又為他贏得了很多聲譽。

夏竦出任黃州時，龐籍正任黃州司理參軍，夏竦對他十分優待。龐籍一次重病在床，以為自己不行了，就找夏竦交待後事。夏竦安慰他說：“異日當為貧宰相”。日後，龐籍果然為相，由此可見夏竦識人之準。

在襄州任職時，襄州發生大饑荒，百姓流離失所。夏竦多方奔走，尋找救荒之法。夏竦開啟公廩，向災民放糧，同時又勸說全州的富人拿出餘粟，共募集到十餘萬斛，用來賑救災民。夏竦此舉，最終保全了四十六萬百姓。皇帝賜書褒諭，百姓感激夏竦的恩惠，就把詔書刻在石碑上，永誌不忘。

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夏竦出任洪州知州。洪州此地巫風盛行，當地活躍著1900多戶巫師，當地民眾，十分迷信，舉凡婚喪嫁娶、修房造墳、生病患疾等，無不求助巫師。巫師們正是利用民眾的敬畏和迷信心理，在地方上橫行霸道，作威作福，騙取錢財，不擇手段。很多百姓受騙後無端死亡，有的還傾家蕩產甚至家破人亡。夏竦到任後，採取了一系列打擊巫師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當地信鬼尚巫的不良社會風習。夏竦還上書朝廷，詳述此旁門左道的危害性，朝廷不久就在全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禁巫運動。

經略西疆 堅持守策

大宋建國六十年間，在邊防上注意力一直在北方，西疆一直沒有得到重視。而西疆党項一族則在李繼遷-李德明-李元昊的帶領下逐漸強大起來。

寶元元年（1038年）李元昊十月十一日稱帝，建國稱夏，他一面派兵侵擾宋朝邊境，一面遣使入宋，請求冊之為君。當時的大臣們都認為西夏“小丑可即誅滅”，不以為然，沒有制定積極的作戰措施。直到三川口之戰，宋軍一敗塗地，朝野震驚，如何對付西夏就成了宋朝的頭等大事。

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夏竦被任命為陝西經略安撫使，和他搭班子的是一代名臣韓琦和范仲淹。

班子成員經略西疆的思想並不統一，

夏竦和范仲淹主張守勢，韓琦主張攻勢

。

夏竦向朝廷上《陳邊事十策》：

一教習強弩以為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為藩籬；三詔唃廝囉父子併力破賊；四度地形險易遠近、砦柵多少、軍士勇怯，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為兵，州各一二千人，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獵戶以備城守；八並邊小砦，毋積芻糧，賊攻急，則棄小砦入保大砦，以完兵力；九關中民坐累若過誤者，許人入粟贖罪，銅一斤為粟五斗，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及減騎軍，以舒饋運。

夏竦的西疆經略思想是以大宋為主，諸部族為輔，以西夏為中心，堅持守策才是長久之計。這是在充分分析敵我實力的基礎上作出的決策，也是最適合大宋的西疆經略思想。

但在群臣眼裡，夏竦沒有提出明確的作戰計劃，認為夏竦所上的《陳邊事十策》為敷衍之詞，朝臣紛紛彈劾夏竦怯戰。

最終宋仁宗還是採納了韓琦“畢其功於一役”的攻策，結果好水川一戰宋軍幾乎全軍覆沒，宋仁宗“為之旰食”，這時才“悔不用公（夏竦）言”。

《清平樂》中的韓琦

韓琦難辭其咎，主動自劾。夏竦並沒有落井下石，而是挺身而出，上言是大將任福貪功冒進導致大敗，

韓琦因夏竦得以保全。南宋的洪邁評價此舉“

英公此事賢矣，而後來士大夫未必知也

”。

結怨言官 反對新政

韓琦回朝後，向宋仁宗彙報了夏竦經略西疆的成就，宋仁宗決定任用他樞密使。但宋仁宗這一任命遭到了群臣的強烈反對。

臺諫（歐陽修、蔡襄等），交章論夏竦在陝西，畏懦苟且，不肯盡力……且言竦挾詐任數、奸邪傾險……

竦陰交內侍劉從願，內濟險譎，竦外專機務，奸黨得計，人主之權去矣。——御史孫邈

當時夏竦已到國門，言官們講得更激切，乞求宋仁宗不要讓夏竦進殿面君。宋仁宗無奈，只好把夏竦判亳州。

夏竦到了亳州，上萬言書自辯。翰林學士孫抃批答為“

圖功效，莫若罄忠勤；彌謗言，莫若修實行。

”

自從宋仁宗親政後的十年間，夏竦多被外放，夏竦自認為自己幹得不錯，這次任命為樞密使，得以迴歸朝廷。沒想到卻慘遭群臣口誅筆伐，迴歸朝廷無望。

與之相對應的是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人受到重用。諫官蔡襄言“

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於朝，庶民歌於路…眾邪並退，眾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

”蔡襄將這次朝臣的重新任命歸結為進賢退邪。

國子監直講石介是當時有名的“憤青”，他寫了一首《慶曆聖德詩》，在詩中極力推崇范仲淹、韓琦等人，而把夏竦等稱作“妖魃”、“大奸”。

一時間《慶曆聖德詩》上了“熱搜”，人們爭相傳閱，也引發了很多的爭議。范仲淹看到此詩，不禁說道“

為此鬼怪輩壞事也

”。

夏竦丟了樞密使的官職，本來就窩火，現在又被石介稱為“大奸”，受到天下人的恥笑，心中的惱恨可想而知。從政治上講夏竦屬於保守派，本來就反對新政，但他和范仲淹、韓琦之間並沒有私人恩怨，但經新政派石介這一攪合，也引發了他對范仲淹、韓琦等人的敵視。

夏竦出手了，一出手就直擊新政派的“命門”。

慶曆四年（1044）初，他就鼓動朝臣說范仲淹、富弼、歐陽修、石介等拉幫結派，是“朋黨”，引發了朝廷對“朋黨”的爭論。

宋仁宗與朝臣論及對朋黨的看法，范仲淹回答說“

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自古以來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為一黨，不可禁也，在聖鑑辨之耳。誠使君子相朋為善，其於國家何害？

”

朋黨是歷朝統治者的大忌，“朋黨”前面加上“君子”，它還是“朋黨”。

范仲淹公然承認自己是“君子之朋”，引起了宋仁宗的疑懼。

同年四月，歐陽修寫了《朋黨論》，公然宣稱“

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

”還進一步指出“

故為君，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這就是間接承認了他們和夏竦、呂夷簡之間的私人恩怨就是“朋黨之爭”，這無疑是在挑戰宋仁宗的心理底線。這讓

宋仁宗對新政派十分不滿，對改革的熱情也消退了

。

夏竦接著又發動了第二輪攻擊，這次直接拿石介開刀。

石介給時任樞密副使的富弼寫了一封書信，讓富弼行“伊周之事”。伊川和周公都是大名鼎鼎的功臣和忠臣，石介這是在勉勵富弼為宋仁宗鞠躬盡瘁。不想這封信竟被夏竦截獲了，讓女婢練習石介的筆跡，然後把“伊周”改為“伊霍”。“伊霍”取西漢權臣霍光廢立皇帝之意，廢立皇帝是大逆不道之罪，足以誅九族。

夏竦把信交給宋仁宗，

宋仁宗雖不相信石介、富弼敢廢掉自己，但加深了對范仲淹、富弼等人的反感。

范仲淹和富弼也驚懼不安，都要求外放。不久兩人都離開京城，保持原職宣撫地方去了。這兩位新政派領袖的離去，也基本宣告了“慶曆新政”的失敗。

慶曆四年（1044）十一月，御史中丞王拱辰又搞了個“進奏院案”，隨後宋仁宗下詔書公開批評范仲淹這些“朋黨”，新政派官員全部被貶出朝，“慶曆新政”徹底失敗。

石介成為眾矢之的，被外放通判濮州，還沒到任，就於慶曆五年五月，病死在家中。

但夏竦和石介的恩怨還沒完。後來夏竦兩次造謠石介詐死，讓石介差點遭受開棺驗屍之災。

諡號之爭 文采斐然

保守派得勢後，夏竦也逐漸回到了朝廷。慶曆六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慶曆七年宋仁宗召他做宰相，又一次遭到諫官、御史的反對，宋仁宗只好改任他為樞密使，並寫下了“

文行忠信

”賜給夏竦給與安慰和勉勵。同年，進封英國公。

皇祐三年（1051）九月病故，宋仁宗親自前往祭奠，輟朝三日。

夏竦死後，起初諡號擬為“文獻”，結果有人提出應該避諱僖宗，只好重擬。這次宋仁宗想特賜給自己老師“文正”，結果又遭到了群臣的反對。司馬光連上兩狀，極言夏竦是如何貪婪、無信和姦邪，而其奸邪的面目已是天下共知，仁宗如果執意為其定諡號“文正”，將會無法面對天下正直之士。

面對群臣的重壓，宋仁宗只好讓步，最後夏竦的諡號定為“文莊”。

宋仁宗特賜給夏竦“文正”諡號，的確不妥當。夏竦中傷石介、富弼一事，為時人不齒，被定性為奸邪，在重氣節的封建時代，夏竦怎能給貼上“正”的標籤呢？宋朝的諡法制度已經十分成熟，自有其規矩，仁宗越過考功司、尚書省，特賜夏竦諡號，必然會遭到大臣們的反對。

最後夏竦的諡號定為“文莊”，比較客觀的對應了他的生平事蹟，這場風波才平息下來。

《宋史》稱夏竦“

竦資性明敏好學，自經史百家、陰陽律歷，外至佛老之書，無不通曉為文章典雅，藻麗……多識古文學奇字，至夜以指畫膚，文集一百巻。

”

王珪在《夏文莊公竦神道碑》中也提到“

其為文章，閎衍環麗，殆非學者之所能至。凡朝廷有大典冊，屢以屬之，其譽滿天下。”

《清平樂》中展示了夏竦和小妾共同吟唱《鷓鴣天·鎮日無心掃黛眉》的情景，其實夏竦最擅長的是作詩。

夏竦少有詩名。17歲時，他在通州狼山，作《渡口》詩：

渡口人稀黯翠煙，登臨猶喜夕陽天。

殘雲右倚維揚樹，遠水南迴建鄴船。

山引亂猿啼古寺，電驅甘雨過閒田。

季鷹死後無歸客，江上鱸魚不值錢。

北宋王闢之評價說：“後之題詩無出其右”。

夏竦20左右歲時，參加制科考試，對策廷下，剛出殿門，翰林待讀學士楊徽之見他少有詩名，叫他做“賢良一篇，以卜他日之志”。夏竦乘興題詩“

簾內袞衣明日月，殿前旌旆動龍蛇。縱橫落筆三千字，獨對丹墀日未斜。

”楊徽之一看，點頭稱讚道：“真宰相器也！”

夏竦41歲時，仁宗命他奉使契丹。夏竦因為父死於契丹入侵，不願拜見契丹國主，上表說：“

父歿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夷樂之聲。

”堅決推辭不肯前去。他這個表被當時認為是“四六（駢文）對偶精絕”。

夏竦在文學上的造詣，諡為“文”，當之無愧。嚴敬臨民曰“莊”，夏竦勤政愛民，多有政聲，也配得上這個“莊”字。

結語

夏竦宦海沉浮四十年，身前身後爭議不斷，傾向於新政派的《宋史》把他和王欽若和丁謂列為一傳，視為大奸之人。的確，他“

立身行事有苟合之處、少有剛正不阿之氣、直言讜論之節

”，但他絕非大奸大惡之人。他任職地方，勤勉政事，多有政聲，在民間的名聲很好。“

其為郡有治績，喜作條教。於閭里立保伍之法，至盜賊不敢發……

”和韓琦、范仲淹一起經略西疆時，“治軍尤嚴，敢誅殺”，也多有針對形勢變化的良策。但他在歷史上的形象和韓琦、范仲淹有天壤之別，除了他自身原因，也和他身前身後話語權缺失有關。

話語權放大了他的負面形象，掩蓋了他的正面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