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美術鑑藏源流之一·先秦時期-藝創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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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江，中國美術館研究員、中國國家畫院研究員、廣州美院中國近現代美術研究所所長，粵港澳大灣區美術家聯盟學術委員會主任。 曾任中國美術館副館長、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所長、中央文史館書畫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2016年巴西奧林匹克美術大會評委和論壇召集人、2012年倫敦奧林匹克美術大會主任策劃委員等。

中國美術鑑藏史是中國美術史學科的分支。所謂“美術鑑藏”，乃是由賞、鑑、藏以及流通四大要素整合一體的，一種歷史悠久的社會化活動。鑑是前提，藏為手段，流通乃屬中介環節。賞，才是根本目的，也是藏品之所以產生精神價值和物質價值的基礎。賞，是審美和藝術批評所著力研究的基本內容。鑑，涉及考古、鑑定以及相關的科技檢測手段。藏，是目錄學、博物館學以及文物儲存、修復工作的主要物件。

流通，固然是商業和市場行為。而它又與不同歷史時期的體制和經濟氛圍連在一起。

這就是說，我們所探究的美術鑑藏史，需要涉及不同歷史段落的美術創作、藝術品評、科技和工藝方法、工商業狀況，更不必說考古歷史和具體的鑑定手段了。從藝術和社會，生產與消費的角度考察，美術鑑藏活動在接受和消費一端。它至少處於歷史、工商業史、考古學、藝術批評史和美術創作史這五種學科的交叉地帶。以上，是本文從學理角度對中國美術鑑藏史提出的初步構想。

從來沒有純屬私人化的鑑藏活動。即便專斷如帝王，宮廷珍藏也會與佞臣共賞。民間藏家、文士的雅集和唱酬往還，實際上都遵從一個約定俗成的私人庋藏、賞鑑共享的遊戲通則。判斷一件藏品是否珍貴，大體不出經濟價值、精神意義和歷史文物意義三種尺度。美術鑑藏是一種社會化活動，藏品之價值往往因為“可望不可及”才進一步得以凸顯。也因為如此，歷史上便有了以戰爭，以買賣，以交換，以巧取豪奪方式而求擁有珍稀藏品之種種典故。中國的美術鑑藏，向來推宮廷藏品為大宗。唐宋以降，私家所收也日漸普遍了。一般而言，天下之珍薈萃皇室。但，血與火之中一再演繹朝祚更迭的歷史劇，宮廷藏品大聚大毀也成為例行格式。部分藏品散落於私人手裡，富可敵國有時並不全是誑言大話。皇室所藏和私家所藏彼起此伏，成了歷史賡續和名品聚散的兩大渠道。這，也就是中國美術鑑藏的基本歷史框架。

筆者所撰《中國美術鑑藏史綱》，試圖以描述、敘述而非論述為主的方式，對中國幾千年來美術鑑藏的發生、發展、延宕遷變之歷史脈絡作一儘可能全面和準確的勾勒。在行文中，就最早的藝術收藏家是誰，第一次有記載的藝術品買賣在何時，最早的書畫贗品出現在哪裡，南宋和元內府的藏品是否豐贍，以及關於《考工記》的解讀等等，都在麕集前賢之說，爬疏典章文獻和偏霸雜史的基礎上，嘗試提出了與目前學界不同的見解。

“中國美術鑑藏源流”這一專題，系從全文約二十五萬字的《中國美術鑑藏史綱》中節選而出，按編輯計劃將分五次連續刊載。由於這一研究課題的架構尚無前例可援，力所未逮及窳陋粗疏在所難免，亟望識者有以匡正。

一、從《尚書》看最早的藝術鑑藏

《尚書》詰屈聱牙，非常難懂，但卻是古代一部十分重要的歷史文獻，歷代學者無不高度重視它。司馬遷寫《史記》，就從中引用了不少。在先秦，《尚書》的篇數有幾千篇之多，相傳由孔子刪為百篇。《漢書·藝文志》說，“《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所謂序，是排列。孔子刪為百篇而按時代之先後次序而排列，是《尚書》的第一個選本。秦焚書之後，漢初蒐集到二十九篇，除其中的《泰誓》後來亡佚外，所傳二十八篇用當時通用的隸書寫定，叫《今文尚書》。漢武帝末年，魯共王拆除孔子故宅壞壁，發現了一部用古代文字書寫且多出十六篇的《尚書》，稱《古文尚書》。孔子後裔孔安國得到後，依古文字形狀寫成隸書，故又稱隸古定本。以上三種，《尚書》百篇本亡於秦時，伏生的《今文尚書》亡於晉，孔安國的《孔傳古文尚書》亡於唐朝，都沒有流傳下來。東晉元帝時（公元317-322），豫章內史梅賾又向元帝獻了一部共有五十八篇的《孔傳古文尚書》，據梅氏說是魏晉之際的學者鄭衝傳下來的，此為《尚書》的第四個本子。至宋人對此方有懷疑，清代學者閻若璩經細心考據，揭穿了這個本子中的二十五篇經文實為晉人偽託，且全部註釋和序文也是偽造的。不過，自東晉以後，這個真偽雜糅的本子便一直流傳下來，它不但進了唐初《五經》的標準讀本，清代阮元的《十三經注疏》本也採用了它。《尚書》所收，除了記述虞、夏、商、周時期的歷史事實，大都是一些誓詞、文告、告誡之詞。除了史料價值，還保留了上古語法字義的許多特點，可說是上古訓詁的寶庫。在文學界，歷來把《尚書》推為古代的第一部論說文和記敘文集子。在美學思想史上，《尚書》也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例如，“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的著名主張，就出自其中的“堯典”。

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以四萬三千人的兵力聯合諸候，同商紂王七十萬大軍在牧野展開決戰，大獲全勝，一舉消滅了腐朽的殷王朝。緊接武王執政的是其子周成王姬誦（公元前1063年至前1025年在位），靠了叔父周公的輔佐，周王朝出現了著名的“成康之治”。周康王初年的《顧命》，是一篇記事文章，所記為公元前1025年周成王之死、康王即位及視朝的情況。此文內容豐富，敘事清晰，綿密細緻又文字流暢，文學史上常引為周初記事文體發展的例證。

所謂“顧命”，是囑託大臣眷顧嗣主的命令，相當於遺囑。周成王將死，恐太子釗不勝任，命大臣召公和畢公輔佐太子，所以有《顧命》之作。此文細緻記述了治喪及太子釗接受冊命儀式中的陳設和佈置：

“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佰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向，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幾。西序東向，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幾。東序西向，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幾。西夾南向，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幾。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輅之前。”【藝創藝術品商城】

這段話的大意是說，丁卯這天，命令作冊制定喪禮。到第七天癸酉，召公命令官員佈置各種器物。狄人陳設斧紋屏風和先王的禮服。門窗間朝南的位置，鋪設著雙層竹蓆，飾著黑白相間的絲織花邊，陳設彩玉，用無飾的几案。在南牆朝東位置，鋪雙層細竹篾席，飾著彩色的花邊，陳設花貝殼，用無飾的几案。於東牆朝西位置，鋪設雙層莞席，飾著繪有云氣的花邊，陳設著雕刻玉器，用無飾的几案。在堂西邊夾室朝南的位置，鋪設雙層青竹篾席，飾有黑絲繩連綴的花邊，陳設漆器，用無飾的几案。於東西序坐北，擺設了越玉五種，陳列著先王所寶之器物。赤刀、大訓、大璧、琬、琰，陳列在西牆向東的席前。大玉、夷玉、天球、河圖，陳列在東牆向西的席前。胤製作的舞衣、大貝殼、大軍鼓，陳列在西房。兌製作的戈，和製作的弓，垂製作的竹矢，陳列在東房。王的玉車放置於賓客們所走的臺階前，金車放置在主人走的臺階前，象車放在門左側堂屋的前面，木車放在門右側堂屋前面。①清代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人稱善本。其中對這一段文字解釋說，門窗間朝南，陳設著五色彩玉和花貝殼的几案，乃“旦夕聽事之坐”。東牆朝西鋪兩層莞席，陳設雕刻玉器的，“此養國老饗群臣之坐”。西邊夾室朝南擺放了漆器的，“此親屬私宴之坐，故席幾質飾”。文中所提到的彩玉、雕玉、越玉、漆器、大璧、琬琰、天球、河圖等等，都是周王朝的內府藏品。越玉，為“越地所獻玉也”。天球，為“雍州所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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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成王姬誦（？―前1021年）

夷玉，是“東夷之美玉，說文夷玉即珣玗”。

赤刀，按鄭玄注，是“武王伐紂時刀，赤為飾，周正色也。”

大訓，是記載先王禮法的典籍，或稱“虞書典謨”。

弘璧即大璧。琬為圓頂之圭，琰是尖頂圭。

河圖，則是神物，“伏犧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及典謨皆歷代傳寶之。”

胤之舞衣，“胤國所為舞者之衣，皆中法。大貝如車渠，鼗鼓長八尺，商周傳寶之。”

善於製作戈和弓箭等武器的能工巧匠之名，也首次賴《尚書》得以傳世。《十三經注疏》說“兌、和，古之巧人也。垂，舜共工所為，皆中法，故也傳寶之。”②

兌與和到底何時人，己不可考。阮元引唐孔穎達《尚書正義》語：“正義曰，垂是舜之共工，竹矢蓋舜時物。其兌、和所作，則不知寶來幾何世也，故皆言傳寶之耳。”

這裡記述了屏風畫著斧形花紋，竹蓆鑲飾了黑白相間或畫著雲氣的花邊，有玉器、漆器、樂器、兵器，還有河圖典謨等典籍。至於其中的“先王所寶”之物，由於語焉不詳，至今已難以確知。不過，儀式中鄭重其事所列出的各種物品，無一不屬周成王時王室所珍藏。在周代，紙張文具和書畫尚未出現，玉器是最貴重的收藏品。從《顧命》這不長的段落中，我們第一次知道了周王朝成康之際的藝術品收藏概況。王國維說過，“後世謂考周室一代之古典者，惟此篇而已”。由於文中所述的陳列“皆象成王生時”，說周成王是已知的最早收藏家並不為過。

《旅獒》，是梅氏偽古文尚書中的一篇，但對於今人而言，至少它也是出自東晉，足可引起我們重視了。所謂“旅獒”，是西方遠國的大犬。召公勸周武王不要接受西旅所獻大犬，以免玩物喪志，乃有這一篇告辭：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於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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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被歌舞女色所役使，百事的處理就會適當。戲弄人是喪德，玩弄物會喪志。自已的意志要靠道來安定，別人的話要按道來接受。不做無益的事去妨礙有益的事，目標就會達到。不追求奇異之物和不輕視日用物品，百姓才能富足。不是土生土產的犬馬不要畜養，珍禽奇獸不要收育於國內。不寶愛遠方的物品，遠方的人才會臣服。所重的是賢才，周圍的人便會安定。

這一段話，幾乎句句在理。召公勸勉武王修德慎行，著眼的是治理國家之道。不過，從這裡卻透露出當時一種令人憂心的“玩物”風尚。按照《尚書》的說法，武王克商之後，開通了交往四周國家和民族的道路，“四夷鹹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八方來朝，可供衣食器用的種種土產異物紛紛貢獻中土，這種盛況助長了一種玩物獵奇的心理。召公從治國安邦的高度呼籲不可“玩物喪志”，給沉湎於此道的人敲響了一記警鐘。

“玩物喪志”自此成了千古名句，此處暫且按下不表。從這裡，我們不難看到《尚書》不僅在史料，而且己在理論上觸及了美術鑑藏的一些根本問題。

二、中國最早的藝術品交易記錄

中國的藝術品買賣記錄始於何時？有人說是在齊王之臺畫妻子像聊以釋懷的畫工敬君，有人說是畫王昭君像的毛延壽，這都未免牽強。

《左傳》記載了公元前526年鄭國商人買賣一隻玉環，並由此引發而出的一大段故事。這年三月，晉國韓起出使到小國鄭國聘問，得到了隆重的禮遇。韓起本來有一副玉環，其中一隻卻已落在鄭國的商人手裡，他便趁出使的機會，向鄭國要求拿回玉環。身為國君的子產（公孫僑）卻不給，還面有難色說：“這不是國庫中保管的器物，寡君不知道。”鄭國的大臣都勸諫道：“韓起也沒有更多的要求，如果因此給人在兩國間挑撥，為一個玉環惹起了大國的討厭就不好了，為何不把玉環找來給他呢？”子產正顏厲色講了一番忠實守信的大道理，說道，大國的要求，不符合禮儀的就要駁斥，他們哪裡會有滿足的時候呢？一次給了，一次不給，所得的罪過反而大了。韓起是奉命出使來的，卻在這裡求取玉環，貪婪和邪惡已太過分，這難道不是罪過嗎？雖是一隻玉環，我們會丟了作為一個國家的面子，韓起也會成了貪婪之人。子產說：“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也銳乎？”由區區一隻玉環而引致兩種罪過，這確實有點犯不上。無奈之下，“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起只好向商人購買玉環——這樁買賣已經成交了，鄭國的這個商人又說：“請你一定要告訴君大夫。”韓起便回去告訴子產說：“前些時候，我想要玉環，你們都認為不符合道義，所以沒敢再說。現在我已從商人手裡買到了。”子產說，從前我們先君桓公跟商人們都是從周朝遷移出來的，一起居住在這裡，世世代代互相信賴。先人們曾發誓說：你不要背叛我，我不強買你的東西，不要乞求掠奪。你有好買賣好貨物，我不加過問。如今，你來敝國強買商人的東西，不就是讓我們違背盟誓嗎？我如果獻上玉環，也就是不遵守小國貢獻物品的法則，只是把鄭國看作晉國境內的一個城邑了。得了玉環卻失去諸侯，你一定不肯吧？一席話令韓起恍然大悟：“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即使再不聰明，也不會為得到玉環而弄成兩項罪過，於是，連忙把買來的玉環退回去了。到四月份，韓起要回去了，鄭國六卿在郊外為其餞行。韓起鄭重其事向各位贈送了馬匹，又特別拜見子產，送上玉器和馬作為禮物，說：“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引文均見《左傳·昭公十六年》）

有關玉器買賣的，還有另一則記載：

“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於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左傳·昭公二十四年》）

成周的寶珪本已在祭河神儀式中沉到河中了，第二天船工卻又把它撈起來。陰不佞當時是周大夫，他聽說這事便帶領溫地人襲擊，拘捕了得玉的人。可是，當他準備把奪得的寶珪賣掉時，玉卻變成了石頭。後來，他把此玉獻給了周天子，得賞賜東訾這塊土地（今河南鞏縣東部）。玉珪是否真神妙如此，那當然需另作別論。但由此可知，當時是存在買賣寶物之市場的。有以此為業的商人，有交易運作的規則，即連國君也不可隨意干預，收藏物品的買賣流通顯然已有一套較完備的規範。

以下面一段記述中，可約略推知王室庫府儲存了什麼物品：

“十二月，公疾，遍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已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左傳·昭公三十二年》）

魯昭公在病中慷慨地賞賜大夫，大家都不接受。賜給子家子一雙禮神用的玉琥、玉環和大玉璧，還有又輕又暖的衣服，子家子收下了。這樣，大夫們也都接受了賞賜。到昭公死去，大家又把受賜的東西歸還給管理庫府的人。這原因，是昭公病中頭腦昏然，眾人雖不敢逆君命，但知道這時他的話已算不得數。

三、《呂氏春秋》說先秦時期的盜墓和作偽

《呂氏春秋》又名《呂覽》、《呂子》，是秦丞相呂不韋門下食客的著述。《史記·呂不韋列傳》裡記載著“奇貨可居”這個歷史典故。作為一個商人和政客，呂不韋為什麼要編書呢？據說是眼紅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齊有孟嘗君，以秦之強卻屈居人後，不能不引以為恥。別人著書，自己眼紅又苦於沒有學問，於是便廣招文士為門客，搞百科全書式的著述。書成之後，上懸千金公佈於咸陽城門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這種做法，已很有點炒怍的嫌疑。

雖然如此，這本集體的著述自有其編撰體例。《漢書·藝文志》列之入雜家，乃因為它“兼儒墨，合名法”，包括了歷史範圍內各方面的內容，即便僅從史料角度上來看，也是先秦時代一部極有價值的著作。先秦諸子百家的著述散佚很多，有些是靠《呂氏春秋》引徵的片言隻語而得以儲存。而呂氏門客數千人中，頗有當時各家各派的飽學之士。從《呂氏春秋》一百六十篇中，可看出包含著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陰陽家、縱橫家、農家、兵家、小說家等等學說。秦始皇焚書坑儒，各國史書遭嚴重損失，而《呂氏春秋》尚屬完整儲存，因而更成了後世研究先秦歷史的重要史料。

在《呂氏春秋》裡，有些頗具體地涉及工藝製作的文字，不妨與《考工記》互作參證，這有助於我們更完整地把握古代藝術品製作和使用的要求。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無或不良。百工鹹理，監工日號。無悖於時，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

“是月也，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工緻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④

季春即三月。這個月，命令工匠的頭目傳令各類匠人，清查五類倉庫的儲備。銅鐵、皮革、獸筋、獸角、獸齒、鳥羽、箭材、油脂、膠汁、顏料、漆水等，看看是否有質量低劣的。各類工匠都須差派停當，監工則日夜號令督促，不得違悖時令季節。不能製作淫巧詭奇之物，免得動搖君上心志。孟冬為十月。令掌管百工的工匠進獻其製品，依照法度陳列祭器。不得製作奇巧詭怪的器物動搖君上的心神。精巧細改是首要標準。器具上要刻上工匠的姓名，俾侯考察其是否盡心盡意。若有工作上的紕漏，一定執行處罰，追究其巧詐之情。對於百工製作器物的要求，寫得清楚明確，這是很少見的。尤其特別的是，這裡明確列出了當時國庫所存放的各種工藝製作原材料，記載了監管和核查的制度，還說到祭器擺設須符合規制，製作要工緻又不能淫巧，要刻上製作者姓名以明確責任這三項標準。這些資料，不論在工藝史上還是鑑藏史上，都是極為少見的。《呂氏春秋》於每季的開頭往往詳細述及天時人事的種種安排，其中尤重視帝王佩帶何種玉飾，使用什麼祭器之類。這所說的主要是禮制上的事，而書中說得往往很具體，實際上也牽涉了鑑藏問題。

在《呂氏春秋》裡，不時可看到鑑藏寶器的記述：

“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鼎以往。齊侯弗信而反之，為非。使人告魯侯曰：‘柳下季以為是，請因受之。’魯君請於柳下季，柳下季答曰：‘君之賂，以欲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也有國於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之所難也。’於是魯君乃以真岑鼎往也。”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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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鼎又稱崇鼎、讒鼎，天子的寶器。齊國為索求岑鼎而攻打魯國，魯君運了另一隻鼎前往搪塞。齊候也不是省油的燈，退了回來，還派人告訴魯君說：“如果柳下季說是岑鼎，我就接受它。”柳下季是魯國人，魯君向他請求證明時，他說：“你送岑鼎往齊國，是想留下真岑鼎還是想免去魯國禍患呢？我是以信為國的，現在要破壞我心中之國而為你免除國難，這是我的為難之處。”於是，魯君只好將真岑鼎送往齊國去了。漢代高誘註釋這段話時，引用了《論語》“非信不立”的說法，推許“柳下季有信，故能存魯君之國。”顯然，《呂氏春秋》的立意，是借鼎之真贗和柳下季得體的說法，勸喻人們要喜於審察時物。而這，恰恰是鑑藏活動中很重要的一點。

在《呂氏春秋》當中，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勸戒話語。有一段話說：

“今有人於此，為石銘置之壟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拍●，拍之必大富，世世乘車食肉。’人必相與笑之，以為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者。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是無不拍之墓也。嘆耳目所聞見，齊、荊、燕嘗亡矣，宋、中山己亡矣，其皆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是故大墓無不拍也。而世皆爭為之，豈不悲哉。”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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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什麼蠢人在墓上放上墓碑，上面刻著“這墓中有很多珍珠、寶石、玩物、財貨、寶器，不可不掘，掘之必大富，世代將乘車吃肉。”大家一定會笑話這糊塗蟲。但世間厚葬的風氣不就和這一樣嗎？從古到今沒有不亡的國家，亡國不可勝數，所以大墓沒有不被掘的。世人爭相為此，實屬可悲。上面就說到《呂氏春秋》曾述及不良之徒“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拍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與分之”，手法極為詭異。更明目張膽的，是“宋未亡而東冢拍，齊未亡而莊公冢拍，國安寧而猶若此，又況百世之後而國己亡乎？”（《呂氏春秋·孟冬紀第十》）宋國尚在，城東的宋文公陵墓己被盜。齊國未亡，齊莊公墓也己被人挖掘了，國家安寧時尚且如此，何況百世之後國家己經滅亡了呢？

《呂氏春秋》反對厚葬，用心良苦，裡面甚至不惜舉孔夫子為例證。魯國大夫季孫氏辦喪事，孔子前往弔唁，見主人正用君王的佩玉璵璠殯殮死者，“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⑦

為了糾正季孫氏過失，孔夫子逾規躐等穿過中庭登上臺階，顧不得禮儀了。這個不可多得的小故事，也從一個側面折射出當時以寶玉珍物隨葬的時尚。

在《呂氏春秋》卷二十二的“慎行論”當中，有說到解疑的：

“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幹者。”“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⑧

玉，本為石之美者，與一般石頭的區別不易，碰上璞玉未雕就更難分辨了，這是玉匠所擔心的事。鑑別寶劍的人擔心會碰上吳國干將那樣的劍器，這道理是一樣的。從《呂氏春秋》所舉這些人所熟諳的例子裡，不難想見當時玉器雕琢行業的一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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