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化儒家的工具——三綱

以現代的自由平等的眼光來看，儒家倫理最缺乏吸引力的就是所謂的“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20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對儒學體制所進行的打破舊習的行動造成一種印象，即三綱的基本精神是控制，是權威試圖對臣民、青年和婦女施加控制。基於這種印象，三綱被說成是三大繩索，儒家倫理則被詛咒為專制的、獨裁的、家長控制的、老人統治的以及男性主宰的。

從歷史上看，三綱的觀念見於儒家文獻是比較晚的，大約是在孟子首次提出“五倫”之德的四百年以後。在朝廷的贊助之下，漢代（前202一220）儒士為了把儒家倫理轉變成政治意識形態，進行了系統化的努力，他們促使三綱成為道德教育的主要組成部分。頗具諷刺意味的是，三綱的觀念最早是見於《韓非子》這部法家典籍中：“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

顯然，漢代的思想家像法家一樣，所關心的主要是三綱的功能和作用，是把三綱當作象徵性的統治機制以達到社會穩定的目的。然而，認為這些基本關係的規範化有助於維持政治秩序的看法，與儒家的觀念並不相容。

儒家認為，君臣父子夫婦這些基本的對應關係，既是私人的，亦是公共的，是信用社群的基礎，而三綱的意識形態所包含的僵化的社會等級對於人類的繁榮昌盛是有損害的。確實，三綱完全改變了孟子的意向，揚棄了互惠共生的精神。

三綱立足於主從關係，強調社會等級是維持社會秩序的神聖原則。它關心的不是處於這些對應關係中的個人福祉，而是關心嚴格的行為規範所帶來的特殊的社會穩定模式。

父子關係的核心內容，為三綱提供了正當性的基本結構，且有助於為君王與丈夫的政治權威新增說服力。在一個等級分明和父權主導的社會中，令人信服的情況只能是，君王和丈夫像父親一樣，應當是道德法典的解釋者、執行者和裁定人，因為他們對社會的穩定與和諧負有全面的責任。

在這裡，地位和性別就像年齡一樣，被認為是社會地位的自然形態。如果下位者向上位者挑戰，或者妻子試圖控制丈夫，那麼社會的道德網就會被破壞。一旦這種推理（以現代的眼光來看則是不合理）獲得承認，那麼臣子的存在特徵只能是無條件服從，除此之外別無選擇。

同樣的，當以男權為中心的觀點普及化後，地位和年齡又雙雙被歸於性別的範疇之下：因為女子無論如何都不能擔任統治的角色，所以她必須學會“順從‘一一一女兒順從父親、妻子順從丈夫、母親順從丿L子，也就是所謂的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順從的價值，主要是由兒子、下、妻子所奉行，在三綱的意識形態中顯得尤為重要。

儒家倫理的政治化從根本上重構五倫關係，使其成為象徵性控制的“法家“機制，而不是實現孟子相互信賴的共同體之理念的人際基礎。我用“法家” 一詞來描述三綱，用意是提示它們來自法家，也強調它們所具有的強制特性。

然而，三綱作為政治化儒家的工具，遠比它們的法家來源及特性還要求得更多。當《韓非子》說“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他只是從行為的角度對一個有秩序的社會進行了描述性的陳述，但是政治化儒家的三綱理念所要求的卻不僅是正確的行為，還有端正的態度，也就是教條式的信念。

三綱的內在意蘊似乎明顯地具有儒家的特性了。當然，“儒家“一詞在這裡已經具有新的涵義，不再是指孔子及其弟子的遺訓和學說，孔子和他的弟子臺無政治權力，只是在精神上承襲並傳播聖王之道。

而西漢鼓吹三綱的都是朝廷中的大儒，他們正在塑造一套儒家範疇下的新興政治意識形態，他們受皇上的指派，為解決這個國家所面臨的重大字宙觀和倫理學等問題而努力達成國家性的共識。

毫無疑問，作為象徵性控制的政治化儒家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三綱倫理與孟子的五倫觀念有著很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