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落後就要捱打 中國可否打破“李約瑟難題”

2020年1月10日，北京舉行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強調科技創新的重要，表示會加大財政支援以築牢基礎研究的根基。曾於2014年提及“科技是國家強盛之基”、“我國落後捱打的根子之一就是科技落後”。對近代中國來說，科學科技滯後的嚴重後果充滿血淚，船堅炮利不僅轟垮了古老的城牆，更衝擊民族信心。因此中國加速扶持科技創新，實折射期盼國家富強的焦慮。

著名歷史學家李約瑟（1900─1995年）曾提出著名的“李約瑟難題”（又稱李約瑟之謎），其在氏著《中國科學技術史》裡既肯定被嚴重低估的中國古代科技成就，又不免對此提問：為何中國沒有發展出現代科學？為何在西方科學革命之前，中國又能在千年多的歲月領先西方？這些疑惑，不但是對中國文化的深層叩問，更關乎中國可否突破科技落後的窘境以臻進步的急迫現實，絕非單純的歷史問題。因此時至今日，中外學界仍對此激辯不已，惜乎尚無一個普遍叫人滿意的定論。

中國古代的科技成就，除了耳熟能詳的四大發明之外，還有諸多傲視人類文明的光輝。譬如農業，善於精耕細作的中國人民，早在戰國時期就構思出複種輪作法，漢代時更先後發展出代田法與區田法，令土地得以集約化利用而不需休耕，同時鐵犁也在戰國至漢代間不斷改良，使得農獲量與人口得以大幅提升。相比之下，歐洲卻直到8世紀仍在採用輪作休耕法，1050年以前的西歐農民甚至連金屬農具都罕有。而此種農業技術差距最直接的影響，即是中國在人均耕地比歐洲狹小的情勢下，仍能供養大批人口。

在天文歷算方面，中國在觀測星宿、推算日月交食的精確度，也長期令東亞各國瞠乎其後，例如日本就採用唐朝《長慶宣明歷》超過800年以上，直到17世紀才自編《貞享歷》。秦漢時代，中國便出現彙集四則運算、開平方與立方根、分數、勾股定理、二次方程式等數學問題的《周髀算經》與《九章算數》；南北朝數學家祖沖之（429─500年）還推算出圓周率的近似值；南宋秦九韶（1208─1261年）提出“大衍求一術”的演算法來解一次同餘方程式，歐洲直到高斯（1777─1855年）才對此有更高深的研究。

然而，為何這些成就最後無法刺激更進一步的創新？為何中國古代科學理論無法完全擺脫陰陽五行學說與皇權色彩，蛻變成現代科學？李約瑟嘗試解答中國科技滯後的根本原因，渠認為氣候條件、地理環境型塑了中國官僚制度，卻反倒制約現代科學和資本主義的發展。但李約瑟的詮釋反而引出另一個矛盾，即中國很早就誕生複雜又成熟的官僚制度，與科學落後於西方的時間明顯不符，因此其餘學者又試著補充或推翻李約瑟的假說。

比如中國學者金觀濤使用“超穩定結構”一說，認為中國社會模式陷入死迴圈，從而導致科學停滯；梁漱溟（1893─1988年）則從文化比較的角度，主張東方民族缺乏實驗精神，使得科學與民主無法生根；林毅夫則將矛頭對準科舉制度的侷限，且在技術發明上未達到實驗科學的優勢；另外還有書寫文字不利科學、中央集權太發達、私有財產保護權不足、高水平均衡陷阱等五花八門又各有優劣的理論，但都沒法完美解惑。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明清時代的牢固官僚集團與守舊心態，確實已阻撓科技創新的機會。比如清初楊光先（1597─1669年）猛烈詆譭湯若望（1591─1666年）推行新曆法，不惜喊出“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除了有敵視天主教的動機之外，更有排斥新知的蠻橫。荒謬的是，楊光先本人自承“止知歷理，不知歷數”，數理運算能力十分不足，但仍強調沒精確曆法“不過如漢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猶享四百年之國祚”，絲毫不以落後為恥。

即使到了清末甲午戰爭大敗的衝擊，逼使中國社會開始務求西學自強，但仍有張之洞（1837─1909年）提倡設定存古學堂，呼籲在西方科學之外不能偏廢傳統經史學問。俞樾（1821─1907年）、王仁俊（1866─1913年）等大儒更是強烈抱持“西學源出中國”的信念，認定中國文化仍屬上乘，不肯輕易向西學低頭。雖然，渠等儲存中國傳統的苦心值得稱許，但依舊形成阻礙西方科學傳播的阻力，而這也顯見彼時中國在制度與思想上吸收新學的阻力有多龐大。

也因此，隨著新中國後獲較穩定的環境後，中國便不斷加大科研力度與普及教育，就是不願重蹈清末落後卻又自大的覆轍。縱使在冷戰時期面臨歐美封鎖與蘇聯抵制，中國仍艱難地推進工業化與科學研究。

所以儘管在部分高階領域上，中國仍與世界有段差距，但在5G、人工智慧、量子衛星、高鐵等領域上的耀眼表現，以及高質量論文與專利的增加，都在在顯示如今的中國已急起直追，欲以實際成就打破“李約瑟難題”對中國文化與中國現代化的雙重質疑。思維上以海納百川取代閉門造車、在制度上保障人才培養與流動，最後把握自主權以免淪為科技圈裡的被殖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