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西域經營戰略的需要，對西域政治秩序的重建歷經三朝

漢唐清三代無疑都認識到了西域的戰略意義，但三個王朝的西域經略方式卻存在較大差異。漢代對於西域的認知，存在著較大的侷限，大多數場合下“西域”指代的是有地理界限的狹義西域。這種認知，反映了漢王朝的實際需要。

漢武帝開拓西域，是為了達到“斷匈奴右臂”的戰略目標，即削弱匈奴政權的實力。

一旦匈奴的威脅得到解除，漢王朝經營西域的動力便會減退，如東漢時期的“三廢三置”。

不難發現，從漢代到清代，中原王朝的西域經略經歷了一個從以軍政到民政，從追求虛名到追求實利的一個過程。唐代的西域經略可以說是這一變化過程的重要階段。與漢代相比，唐代的西域經略更加務實且規劃更為長遠；與清代相比，唐王朝在西域的統治機構又較為簡單，不夠精細。

不能否定的是，唐代的西域經略在整個中原王朝經營西域史上扮演著承前啟後的角色。

一、太宗對於西域秩序的重構

追求利益始終是一個國家制定戰略的出發點與立足點。中原王朝積極經略西域，看中的就是西域地區獨特的戰略價值。對於中國這樣典型的農耕民族國家，自然環境惡劣的西域並沒有什麼經濟上的吸引力。

如康樂所言：“遊牧民族的控制此區（西域），主要從經濟上著眼；而漢族中國介入此區，卻往往以打擊遊牧帝國的戰略要求為其出發點。

經濟利益及貫通中亞國際商道的控制，對漢族中國而言，經常只是附帶的收穫。”

從歷史記載來看，在中原王朝經營西域的動機中，對貿易以及奢侈品的獲取都是次要的，更不會有賦稅方面的需求。因此西域經略活動就可以理解為基於純粹政治目的的考量。

太宗主政後，國家內部的割據勢力基本平定，宿敵突厥也因內亂而衰落，這種良好的政治環境給唐王朝創造了對外經略的條件。順應時勢的唐太宗，積極調整國防策略，轉守為攻，出兵漠北，一舉消滅了稱霸一時的東突厥汗國。

滅亡東突厥之後，唐王朝國防戰略的重心由北方轉向西北。

史載：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疲弊中國，所獲無幾；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盡為編戶乎！

唐太宗時期經營西域，與漢武帝相比較，唐太宗的著眼點是“所獲”，亦即所得到的實際利益。唐太宗認為自己超過漢武帝的所獲，即“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盡為編戶”，使邊遠之地成為大唐國土。由此可見，唐太宗經營西域更在乎實實在在的利益，比如土地和人口。

由於生產以及生活方式的共性，只要中原地區形成了龐大而且完整的整體，西域地區自然更傾向中國。

但即使如此，中原王朝經略西域的計劃也總是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約。

一是集權帝國自身的動員成本和離心傾向；二是地理環境以及經濟生態；三是原住人群的政治組織形態。

這些因素往往綜合發生作用，但在不同地區又各有偏重。這三個因素決定了對外軍事行動的成本，而對成本的忍受力取決於政治目的的強弱。漢武帝傾全國之力討伐大宛，追求的是“威德遍於四海”的虛名，希望畢其功於一役；而唐太宗看重的戰爭的策略以及獲得的實際利益。從滅高昌設三州，再到討伐焉耆、龜茲，每次戰役的規模都不算很大，但成果豐碩。

二、高宗武后在西域的政治捭闔

高宗即位後，隨著西突厥勢力的徹底瓦解，唐朝在西域的統轄範圍達到極致。根據每個地區的不同情況，唐王朝在西域設定了三種形式的行政區。

除了太宗時代就已存在的三州以及安西四鎮，還在蔥嶺以西，波斯以東，印度河以北，鐵門關以南的吐火羅地區廣設羈縻府州。

同時唐王朝扶持漢化程度較深的突厥王族為西突厥可汗，希望透過他們維持對庭州以西草原地區的控制。這樣一來，西域邊將群體變成多民族共存的群體。

高宗後期，吐蕃崛起，唐朝不僅兵敗河湟，而且在吐蕃的軍事壓力下多次放棄安西四鎮。在吐蕃的鼓動之下，原本歸附唐朝的突厥部落也蠢蠢欲動。

這一時期西域駐軍數量不多，唐王朝的西域經略被迫由攻勢轉入守勢。

長壽元年是唐朝西域經略史上重要的分水嶺。這一年，王孝傑與阿史那忠大敗吐蕃，恢復了安西四鎮，並率三萬漢軍駐屯四鎮。面對吐蕃、突厥的威脅，武則天在國力不強時仍不放棄四鎮，體現了武后對太宗西域政策的延續。可見，唐王朝西域經略是一貫的國策，不會輕易動搖。

這次駐軍行動大大增強了唐王朝在西域的軍事力量，這一方面結束了與吐蕃在塔里木盆地長期拉鋸的狀態，另一方面也增強了西域邊將在處理邊疆民族事務上的自主性。

唐與吐蕃關係的緩和的同時，突騎施勢力開始崛起。突騎施終結了舊突厥王族阿史那氏的統治，使得唐朝被迫承認了其在西突厥的統治地位。雖然突騎施表面仍接受唐朝的冊封，但已然成為獨立勢力，對唐王朝不承擔任何藩屬性質的義務，

這意味著西突厥部落首領已經脫離西域邊將的範疇。

為了應對這一變化，唐王朝將天山北麓的金山都護府改置為北庭都督府，和安西都護府分統天山南北。安西北庭兩大都護府的形成，一方面代表著唐朝軍政體系的成熟化，另一方面也是西域邊將群體去突厥化、集權化的過程。

三、玄宗重建中亞霸權

武周後期，隨著周邊強權的相繼崛起，唐朝的邊防壓力陡然增大。為了應對形勢，唐朝將兵力基本上都佈局在北方綿長的戰線上，自建國以來形成的內重外輕的軍事格局被徹底打破。隨著軍隊從中央流向邊陲，邊將的實力迅速增強，成為了夾在唐王朝與其它政權之間的第三股力量。

為了適應邊疆形勢發展的需要，同時也為了拉攏邊將，從睿宗景雲二年開始，唐朝開始推行節度使制度。唐朝在西域最早設定的節度使是伊西節度使，隨後又相繼出現了磧西節度使、北庭節度使以及安西四鎮節度使。

開元初年的西域形勢對唐王朝來說是非常不利的。從西面來看，大食名將屈底波已經將河中地區收入囊中，其兵鋒直指藥殺水（錫爾河）流域，大有挺進蔥嶺的架勢；在東面，復國後的東突厥舉兵西征，在天山東路攻城略地；在南面，吐蕃也乘勢進逼西州，與東突厥形成南北夾圍之勢。

西域邊將臨危受命，將三面之敵一一擊破，穩定了西域局勢。

之後唐王朝調整戰略，希望重新恢復西突厥阿史那氏在十姓故地的統治，但是十姓故地已經被突騎施部控制。很明顯，這個戰略與西域的現實情況背道而馳，很有可能將突騎施這一潛在“盟友”推向大食。由於這一時期的西域邊將熟知西域實情，因此立即上書中央，提出招撫突騎施的策略。

在西域邊將的建議下，唐朝決定改換策略，不再積極支援阿史那氏復辟，這一決策為後來唐和突騎施聯合對抗大食奠定了基礎。

面對大食的不斷的軍事東擴，原本敵對的唐朝和突騎施因為共同的利益走到了一起。開元六年，雙方達成妥協。突騎施願意幫助唐朝抗擊大食，並接受唐朝的宗主地位，作為回報，唐王朝割讓碎葉，並承認突騎施在十姓故地的統治地位。和突騎施達成協議之後，唐王朝西方的軍事壓力得到了緩解，可以集中兵力應對東突厥以及吐蕃的侵擾。

唐王朝和突騎施的聯合可以說是西域邊將一手促成的。隨著西域邊將權位的增強，他們有更多的機會參與到中央決策中去。相比早期只對中央負責的西域邊將，他們更加註重實際情況，不會盲目追隨中央的決策。邊將自主性的增強，其實對唐王朝來說，是一柄雙刃劍。

對於邊將來說，其終極的追求是軍事上的成敗；但從唐王朝的角度來說，顯然戰略上的成敗更加重要。大多的情況下，軍事目的與戰略目的並不是完全重合的。邊將為了獲取軍功，不惜毀壞盟約，製造沒有必要的衝突，這反而成為國家戰略難以實現的重要因素。唐和突騎施關係的破裂以及後來怛羅斯之戰的失敗，與邊將的恣意妄為有很大關係。

天寶年間，隨著後東突厥以及突騎施的相繼滅亡，唐朝在西域有一次佔據了優勢。

西方的大食也在這一時期陷入內亂，對中亞的統治再次出現鬆動。唐王朝決定趁機奪取小勃律，鑿開通向河中地區的通道。在蕃將高仙芝的策劃之下，唐朝順利奪取勃律，唐王朝再一次將勢力延伸到了蔥嶺以西。

小勃律之戰後，高仙芝日益驕縱，又“破竭師”，打通了安西四鎮通往吐火羅地區的道路。爾後高仙芝繼續西進，劫掠石國，造成河中諸國反唐情緒蔓延。在這樣不利的條件下，高仙芝依然繼續西征，在怛羅斯之戰中敗於大食。此戰之後，蔥嶺以西皆不屬於唐朝。不久之後，安史之亂爆發，唐代的西域經略也逐漸走入尾聲。

總結

從設立安西都護府一直到怛羅斯之戰，安西都護在唐代的西域經略中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作為太宗西域戰略的政治遺產，安西都護的雖然職權與活動範圍有所變化，但是其地位始終不墜，一直被後來的統治者們所重視

。

作為唐王朝在西域較早設定的職官之一，安西都護始終處在西域經略的前線，因此可以說，安西都護的成或敗，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西域的政治走向，決定了唐王朝西域經略能否有所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