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喜歡“娘娘腔”藝人，女孩除夕夜被父輩掌摑：追星有錯嗎？

原創 維舟 維舟 收錄於話題#社會觀察1個

大年初一，聽人講了一件一言難盡的家事。感謝當事人的信任，我將這個故事發出來。

以下根據她的口述整理，照舊以第一人稱敘述：

除夕之夜，我正在看春晚。看到第五個節目，因為有我喜歡的小明星出場，我就很開心，但是家裡晚宴還沒散，所以我就拿著平板電腦在餐桌上看。坐我旁邊的二伯也邊吃邊掃一眼螢幕，並沒有說吃飯不能看節目什麼的。

然而，就在我喜歡的藝人出場時，他瞥了一眼說：“你就喜歡這些娘娘腔，塗脂抹粉的另類。”

我說：“沒有啊，他們在生活中也很陽光好動。”

他嗤之以鼻，說：“還陽光？男人不像男人，沒有男子氣概。”

我問他什麼是男子氣概。他反問：“你覺得呢？”我說：“人品好、善良就夠了。”

他說，你喜歡的東西違反了公序良俗。他根本就不知道我的愛好是什麼，我只是坐在他旁邊和他一起看了個春晚喜歡的節目，我就違反公序良俗了。我說，那古代婦女纏足不也是你說的“公序良俗”？他說我狡辯，以為自己讀了書就了不起了。

他說：“這個世界就是弱肉強食的，要是你喜歡的這些娘娘腔對社會有貢獻，我就不說什麼了。要是打起仗來，這些人有什麼用？”我說，那現在是和平年代，總有追求美的權利吧？

我爸在旁邊突然說了句：“你真是商女不知亡國恨。”

我聽了這話，非常傷心。我大學讀的也是人文學科，知道這句話的分量，也絕不是對社會、政治漠不關心的人，覺得這真的很侮辱人，一下子淚水湧上來，就帶著哭腔質問我爸：“你說這話什麼意思？”

他說我是被煽動的年輕人，在一些社會問題上認識模糊。他說：“你知道美國對中國做了什麼嗎？知道國際局勢有多動盪嗎？你不知道，你就迷戀這些娘娘腔。”

我懶得辯解說，自己喜歡的明星也是血氣方剛的青年，有什麼好的氣質，因為大環境下追星女生的無知盲目的形象好像是公認的，但我強調，就算是少數人的愛好，也有存在的權利，你們也要抹殺嗎？

我爸說：“要是你願意為少數人的權利奮鬥終生，你就去做，我們家沒這個條件。”二伯冷笑說：“權利？你要什麼權利？你怎麼被壓迫了？誰壓迫你了？”爭執中，也不知二伯受了什麼刺激，當場把我趕下飯桌，要我滾出去，說：“我們家裡沒你這種人。”

我對我爸說，你說我“商女不知亡國恨”，這話不對，他說，錯就錯了，你想怎樣？我說，我算是把你看透了。也不知這句話怎麼戳中他們了，我二伯上來就給我幾耳光，說是幫我爸教訓我。

這個除夕之夜，真是太難過太委屈了，我完全想不通，就算對我喜歡的明星看不上眼、不屑乃至憤怒，為什麼要在大年三十的家庭聚會上把我趕出飯桌？奶奶都躺在地上了，二伯還在廚房裡摔碗。我一年就跟二伯見一次面，憑什麼打我？我都成年了，我只是在看節目而已啊。

真的很害怕，急怒中，我大概說了他們不尊重女性，二伯說：“我沒有不尊重女性，你不值得我尊重。打你的時候就沒把你當女的了，都是小輩，該教育就教育。”

我到現在也想不通，怎麼就能從追星一直扯到“國際局勢千變萬化”，爭論的東西範圍之廣，完全顛覆了我的認知。大年初一也沒法過了，想到他們我都噁心得吃不下飯，我甚至覺得自己是不是第一天來到這個家。

可能只有中國家庭中才會發生這樣的事，更進一步說，可能只有當下這個轉折時期的中國家庭，才會面臨這樣的代際衝突。

當事人跟我說，她怎麼也想不通，“簡直用我長這麼大所受的教育都無法理解這件事的前因後果，離譜程度無異於走在路上平白無故被人捅了一刀，就因為穿的衣服他不喜歡”。

的確，她從這個角度是沒法想通的，因為這個理念已經內在隱含了多元主義：你喜歡什麼是你自己的事，別人無權干預。衝突的爆點恰恰就在這裡，這是年輕一代的權利主張，但卻是父輩不予承認的。

故事裡的爸爸和二伯，為什麼會暴怒？簡言之，他們從細微之處察覺到，自己所認同、捍衛、守護的秩序出現了動搖，而他們竟然無法說服晚輩信從，這本身又證實了秩序動搖本身，最後他們發現，只能訴諸暴力來壓服。

就此而言，他們雖然試圖表現出威嚴，但實際上卻是出於遭顛覆的恐懼；乍看是在重申男性氣概，最終卻損害了“男性氣概”的信譽——因為使用暴力適得其反，不僅沒能讓晚輩迴歸秩序，甚至更強化了她的質疑。

為什麼明星的“娘娘腔”會讓他們如此不滿？因為儒家“禮”的秩序是一種“角色本位”，強調每個人都要按符合自己身份的行為規範來做人做事，這樣才能天下太平。通俗地說就是“男人要有男人樣，女人要有女人樣”，當然，“晚輩也要有晚輩的樣子”。

這樣一來，當他們看到不符合他們認定的男性形象時，就會貶低為“娘娘腔”，而這種人竟然得到崇拜，那就更威脅他們心目中的社會秩序。因為一個失範社會的特徵，就是“自定規制”，人們不按原有的規範行事，想怎麼樣就怎麼樣——你眼中的“自由”，在父輩看來很可能就是“失範”，也就是俗話說的“沒規矩”和“亂”。

這在以往並不是一個大問題，因為每個人都潛移默化地接受了這個大前提：“禮”的秩序包含等級、權威與權力。但在社會逐漸繁榮多元之後，現代化打亂了原有社會秩序的認識基礎，流動的個人面對的是碎片化的身份。不知不覺中，年輕人的價值取向已不再和父輩一致，以往那種主動、自願的服從逐漸消退，秩序已全面動搖了。

在這裡，父輩的內心其實是相當矛盾的：他們在理性上也意識到“時代變了”，但在感性上卻本能地抗拒，不願意接受這一點。他們其實已經落伍於時代現實，有時他們自己也承認這一點，但卻不認為“新”就是“好”。

這引發一種保守的反應：面對自己“看不懂”或“看不慣”的現象，他們不是順應變化，甚至不是“自己做不到，但放手讓年輕人去做”，而是激起了他們對“混亂”的恐懼和危機感，他們試圖運用自己手中尚存的權力，防微杜漸，逆轉這一變化，其結果，權威的運用，反倒往往引致衝突和爭端。

此時，他們看到的並不是年輕人的“權利”（因為權利訴求本身就潛在地威脅他們心目中的秩序），甚至也不是“個人”，而是身份角色。一如張東蓀、張德勝等人都曾指出的，儒家的價值規範，一大問題就是存在結構性的偏蔽（structural bias），也就是說，“只見角色，不見個人”——只看到“男人就該有男人樣”，但淡化乃至無視“不同的男人可以有不同的個性”。

近來強調男孩子的“陽剛之氣”，就折射出這種保守傾向的焦慮。劉慈欣在《三體》中，以一種從未來回望的虛擬視角說：“公元20世紀80年代可能是最後一個崇尚男性氣質的年代，那以後，雖然男人還在，但社會和時尚所喜歡的男人越來越女性化。”

但這是壞事嗎？取決於你怎麼看了。林奕華在《等待香港》中，“香港先生”的選手大多有一個共同點，“雖身為男性，但陽剛的男性氣質普遍薄弱，唯有加強渲染成分”——他尖刻地稱之為“男扮男裝”。這類“Muscle Mary”（穿上肌肉來偽裝陽剛）和“花樣美男”的出現，常被視為現代化的必然產物，也預示著女性慾望空間將更為開放。

《消費文化：20世紀後期英國男性氣質和社會空間》一書在回顧歷史時指出，戰後英國社會在多元化的過程中，很多老派人士也曾對此不滿、焦慮，但“時尚工業認為，這種對男性氣質的混亂認識是件好事。對於一個以多元文化為生命的社會成分來說，新人物的出現總是受歡迎的，他們實質上是男性品味和風格款式向多樣化發展的一個結果。”

如今，中國社會也到了這樣一個關口。兩代人恐怕都不覺得自己做錯了什麼，因為他們遵循不同的邏輯。

原標題：《追星有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