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西方社會學與當代中國社會學

作者：北京師範大學中國社會管理研究院社會學院 尉建文，中國社會科學院 李培林

內容提要：中國近40年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在很多方面超越了西方傳統理論。“後西方社會學”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根據各國不同的新發展經驗對當代社會學的重塑。“後”不是擯棄、顛覆、反抗和解構，而是創新、發展、重構甚至超越，是試圖共同建構一種超越西方和非西方二元對立的社會學知識體系。“問題導向”的當代中國社會學，將社會學研究和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現實問題密切聯絡起來，為“中國經驗”的積累提供了有力的知識支援，是“後西方社會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社會結構轉型研究超越了西方“傳統”和“現代”的分野，揭示了社會轉型動態和連續譜式的複雜程序；產權研究摒棄西方中心主義的理念，提出了關係產權、混合產權和集體產權等概念，深入揭示產權的實際運作邏輯；“單位制”和“人力資本失靈”的研究，拓展了西方的社會成本理論，挑戰了人力資本理論，豐富了轉型時期的組織研究；“中等收入群體”的概念和農民工積極社會態度的發現，對於加深西方中產階級的研究，促進國際移民的社會融合都具有重要啟示；“關係”已經進入西方學術話語體系，中國關係社會學的理論體系應最大限度地容納、修訂、改造，使其成為世界的關係社會學的藍本。

關 鍵 詞：後西方社會學/中國社會學/“中國經驗”/國際對話/Post-Western Sociology/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ology/Chinese Experiences/international dialogue

標題註釋：北京師範大學2016年青年教師基金專案“差序格局、圈子現象與社群社會資本的本土化研究”。

“後西方社會學”這個概念，是由中國和法國的一些社會學家們共同提出的。確切地說，李培林研究員和羅蘭（Roulleau-Berger）教授共同主持的一箇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的國際合作實驗室使用了這樣一個名字，即“後西方社會學和田野工作實驗室”。根據李培林的解釋，“後西方社會學”有以下幾層含義：首先，在非西方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社會學都是從西方引入的，大學裡教的社會學課程中，通常都有一門“西方社會學理論”或“西方社會學思想史”，在某種意義上，“西方社會學”相當於“經典社會學”；其次，“後西方社會學”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根據各國不同的新發展經驗對當代社會學的重塑，這裡的“後”，更多的是創新、發展、重構甚至超越的含義，而不是擯棄、顛覆、反抗和解構的含義；最後，“後西方社會學”是一個開放的、面向未來的學術體系，它將基於各種新的發展經驗，融合各種新發現的社會規則，塑造能夠面對新的社會問題的當代社會學。

社會學的興起是對現代社會出現的一種迴應，我們可以說社會學是探索與反思現代性的一門學問（Aron，1971）。在過去的現代化理論邏輯中，現代化從來都是與西方社會相聯絡，與工業化、都市化等相聯絡，與經濟發達、政治民主、社會自由相聯絡（李培林，2008）。但全球化的過程總在變化之中。一方面，全球化為世界帶來了一個普遍的現代性格，非西方世界都在現代化過程中，整個世界正在形成一個“全球體系”（Sklair，1995）；另一方面，全球化激發了世界各地重新去發現自身的特殊性、地方性與差異性，突顯了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宗教和歷史傳統，甚至形成反全球化的思潮。亨廷頓認為，在非西方社會現代化早期，是西化促進現代化；在現代化後期，則是現代化推動“去西化”（Huntington，1996）。現代性的全球化實際上是一個多元的現代性格局，現代歷史社會的發展不能嵌入到“西方及其他”（west and the rest）格局之中。構建現代世界的多樣性，需要“去西方中心化”，走出東西方二元對立的社會批判（Therborn，1995）。

當下，全球化程序使得社會科學知識具有更廣泛的包容性。歐洲、亞洲、非洲等社會的歷史經驗和實踐，越來越多地被納入全球社會學的知識體系，使更為普遍的社會學成為可能（布羅代爾，2002）。在過去近四十年間，隨著亞洲地區經濟的快速發展，亞洲各國的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都有了長足的發展，理論和方法都在不斷地創新。由於知識的迴圈和全球化，新的中心和新的外圍地區已經形成，新的層次結構悄然出現。甚至有學者認為，全球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知識創新中心已經開始轉向亞洲（羅蘭，2014）。其特點是超越現代性的宏大敘事和社會科學舊有規範，打破了民族中心主義在特定時空建構起來的學術失衡，構建去殖民化的“後西方社會學”（Li &Roulleau-Berger，2013；Roulleau-Berger，2016）。

“後西方社會學”並非後殖民主義話語中解構西方話語霸權的武器，更非“東方”概念進一步的“意識形態化”，而是試圖共同建構一種超越西方和非西方二元對立的社會學知識體系。從研究主體來看，“後西方社會學”是由西方和非西方國家在內的多國社會學家們分別或共同建構起來的，是這些不同國家的社會學家們對各自和共同的社會生活體驗及歷史記憶的一些理論抽象。從話語體系來看，“後西方社會學”是由西方和非西方不同國家的社會學家們，在包括西方和非西方國家不同話語體系的引導和約束下來建構起來的；從使用語言來看，“後西方社會學”是包括西方和非西方國家的語言在內的不同語言首次表達出來的（謝立中，2017）。

中國社會學的知識取向與中國的“現代轉向”是同軌的，當今的中國社會學應該從全球化的視野去理解和建構中國的現代性（金耀基，1998）。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等大國的興起，可能會形成與“西方現代化”不同的現代化道路。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近四十年的改革實踐超越了很多西方傳統理論。“中國經驗”不完全是一個具有地域規定性的概念，應成為“後西方社會學”的重要內容。它不排斥其他國家的經驗，也不追求普世價值，但它會成為世界發展理念的重要組成部分。

當代中國社會學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問題導向”，或者說，它的成就更多地體現在為解決各種發展問題所發揮的作用，可能還沒有哪一個國家的社會學，像中國社會學那樣，遠遠超出學術的圈子，在社會上產生如此廣泛的影響。本文梳理了中國社會學自20世紀80年代初恢復重建以來的重要研究，選擇了對建構國際社會學或者說“後西方社會學”能夠形成對話的五個專題進行總結，以期推動中國社會學的國際對話。這五個專題是：社會結構轉型、產權安排、企業與組織、社會分層、社會資本。

一、社會結構轉型與資源配置

社會結構轉型是社會學研究世界現代化程序的一個經典問題。西方社會結構轉型理論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傳統”和“現代”的對立與分野，如身份社會和契約社會、軍事社會和工業社會、民俗社會和都市社會、前現代社會和現代社會，等等。傳統與現代之間是涇渭分明的，二者之間似乎存在著一條難以逾越的門檻。西方現代化理論家們習慣於把西方發達國，家作為現代社會的理想型別，然後從這種型別的反面去推導傳統社會的特徵。但傳統本身就是一個蘊含著過去、現在和未來的動態積澱過程。真實的世界是一個連續譜，存在許多看似“過渡”，其實相當“穩定”的資源配置型別（李培林，1992）。

中國社會學界從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開始討論社會結構轉型問題，並形成了一批有影響的研究成果。中國的社會結構轉型除具有一些帶有普遍意義的共同特徵外，還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中國社會轉型呈現出三個顯著不同於西方社會轉型的特點，並由此形成了一些特殊的社會執行規則。

第一，社會結構轉型和經濟體制轉型同步進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生了兩個巨大變化：一方面是社會結構轉型（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即從一個農業的、鄉村的、封閉半封閉的傳統社會向工業的、城市的、開放的現代社會轉型；另一方面是經濟體制轉軌（The transition of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即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軌（李培林，1995）。這兩個過程疊加在一起，使中國發展的模式既不同於被稱為“東亞奇蹟”的東亞四小龍模式，也不同於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的轉軌國家模式。

第二，中國社會結構轉型是一種重要的社會資源配置方式。人們通常認為，決定社會資源配置的力量有“兩隻手”：一隻是“看不見的手”，即市場的力量；另一隻是“看得見的手”，即政府的力量。一些學者認為，中國模式的特點，就是在注重市場經濟的微觀搞活的同時，更加強調政府的宏觀調控。他們所忽略的一個深層因素是，中國的社會結構轉型是既不同於市場調節也不同於國家干預的“另一隻看不見的手”，它所形成的變革和創新力量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社會資源的配置狀況和發展方向。中國在社會轉型和新舊體制交替過程中，很多微觀領域出現了正式制度的空白和模糊狀態，而這個空白由各種基於社會結構的非正式制度填補。中國社會結構的一些最基本的實體要素，如家庭經濟、集體經濟、社會網路等，都成為特殊的社會資源配置形式，在現實社會發揮著巨大作用（李培林，1995）。

第三，中國社會結構轉型在時間和空間上的疊加。中國是一個13億多人口的巨型社會，近40年來的迅猛發展，形成發展階段的疊加，一些地區已經進入高收入國家的工業化後期發展階段甚至後工業化階段，另外一些地區處於中上收入國家的工業化中期階段，還有一些地區處於中下收入國家甚至低收入國家的工業化初期階段。這個巨型社會在區域上形成東部、中部、西部的“梯度發展格局”，在城鄉之間形成都市社會、城鄉混合社會和鄉村社會的“三元格局”，既面對著工業化初期的資本積累問題，也面臨著工業化中期的社會整合問題，還面臨著工業化後期的資源環境問題，而這些問題都可能以不同的形式演變成社會問題。這些不同的發展階段、不同的社會生活、不同的發展問題，都凝聚在同一個國家的同一個現實空間，這在過去的現代化歷史上是罕見的（李培林，2016）。

中國社會結構轉型將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但2010年之後，即改革開放30年之後，中國在城市化速度、勞動力供給關係、職業結構變動、收入分配格局、老齡化社會等方面，都出現了一些具有標誌性的“轉折點”，中國似乎從“經濟起飛時期”進入“新成長時期”（李培林，2016）。

中國社會學家們對中國社會結構轉型的研究，在理論上的一個貢獻，也許就是使中國社會學走出了“國家與社會”對立分野分析框架的束縛，在政府、社會、市場的三維視角中研究和分析問題，特別是注重對不同於政府和市場的社會力量的研究。

二、產權安排與經濟發展

在以社會轉型、經濟改革、現代化和全球化為主題的學術研究和社會實踐中，產權是非常重要的議題。在西方學術界，產權理論主要是在新古典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的框架中進行的。最基本的命題是：“產權是一束權利”，即產權界定了產權所有者對資產使用、資產帶來的收入、資產轉移諸方面的控制權（Demsetz，1967）。西方產權理論的參考框架是沒有任何產權的自然經濟。在這個前提下，經濟學家強調產權歸屬明晰化的效率意義，即只有界定清楚的產權才能有效率（Coase，1960）。但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產權問題不能簡單地從經濟、法律或政治等任何一個單一維度來理解，而應考慮其嵌入的社會、歷史、制度和文化背景（Hann，2007）。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範圍的擴張，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轉型，促發了學者們努力摒棄產權研究西方中心主義的理念，試圖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產權”概念進行恰當的文化翻譯，建立和完善一套產權跨文化研究的話語（Stark，1996；周歆紅，2016）。

在中國轉型經濟社會中，經濟改革中制度變遷的初始條件與新古典經濟學的“自然經濟”起點不同。非市場機制的交換活動普遍存在，產權變革被嵌入在各種制度基礎之上（周雪光，2005）。西方排他性為主導的產權理論，在解釋中國企業改革和經濟發展時遇到了挑戰。“產權模糊”的鄉鎮集體企業，在中國改革之初曾取得異乎尋常的成功（李稻葵，1997），但“產權明晰”並沒有能夠解決鄉鎮集體企業後期改制中存在的諸多實踐難題（折曉葉、陳嬰嬰，2005）。近年來，中國社會學家基於本土經驗和實踐，提煉出有別於西方古典經濟學的產權概念，並建立了具有普遍意義的分析方法和理論假說，名之為“產權的社會視角”（曹正漢，2008）。

一個重要研究領域是混合產權和關係產權。倪志偉最早提出了企業“混合型產權”在中國轉型經濟過程中的意義。他認為，在中國經濟中，政治權力和市場機制是相互並存、相互競爭的資源分配機制。企業面臨的市場環境複雜，交易成本高。混合型產權則是企業克服不完全市場所產生的各種問題、降低市場交易成本的一種制度安排（Nee，1992）。劉世定對“產權”這一概念及其分析框架在中國問題上的概括力和解釋力提出質疑。他根據鄉鎮企業研究的經驗，提出了“佔有”的概念，並從三個維度對佔有制度進行了分析。隨後，他又提出了“關係合同”的概念，認為合同只部分依靠於法律體系，部分則嵌入於人格化的關係體系之中（劉世定，1999；2003）。周雪光則著眼於組織與環境的關係，即與其他組織、制度環境或者內部不同群體之間穩定的交往關聯，進一步提出與經濟學“產權是一束權利”不同的“關係產權”概念。“關係產權”強調“產權是一束關係”這一中心命題，從而提供了一種與經濟學產權理論不同的全新思路，在中國社會產權制度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周雪光，2005）。

另外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是集體產權或共有產權。其研究的出發點依然是模糊產權，但他們卻展示出事物的另一面——雖然當事人的權利在法律上是模糊的，卻在事實上有著相對清晰的界定。其研究主旨可以概括為“產權的社會建構邏輯”。所謂“集體產權”，其實是社群內一份隱性的、非正式的“社會性合約”。這類合約主要不是依據法律來達成，而是各方當事人依據廣泛認同的公平原則，在互動中自發建構出來的（申靜、王漢生，2005）。“社會性合約”之達成，所依據的公平原則主要有生存原則、“劃地為界”原則、成員均等原則、誰投資誰受益原則。

中國社會學對產權“社會視角”的研究，揭示了產權安排在國有和私有之間、經濟活動組織方式在企業等級制和市場網路制之間、社會管理方式在“單位”和社群之間，實際上都存在著連續譜的多樣性。在中國社會，產權界定規則嵌入在特定的社會結構之中，要根據特定社會結構的約束條件來理解產權界定規則及其多樣性，這就修正了“集體產權是模糊”的認知，有助於深入揭示中國實際的產權改革邏輯，也促進了產權社會建構理論的發展。

三、單位制與國有企業

中國的單位組織是一種特殊的組織形態，與西方市場經濟下的產業組織有著顯著區別。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單位”研究成為中國社會學中頗具影響力的研究領域。單位組織構成了現代中國社會獨特的兩極結構：一極是權力高度集中的國家和政府，另一極則是大量相對分散和相對封閉的一個個的單位組織。國家透過單位實現資源分配和對社會的整合與控制（路風，1989；李漢林，1993）。

中國“單位”組織界定和研究主要存在兩個視角。一方面是從中國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出發，強調政治體制特徵與社會控制，把單位看作是基於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計劃經濟體制所形成的一種特殊組織，對由一個個“單位”構成的單位體制及其變遷進行研究。另一方面是從微觀組織內部執行機制入手，對“單位”內部的權力結構和行為方式進行研究，強調“單位”是社會主義再分配體制下的一種制度化組織。單位代表組織成員利益，滿足其基本需求，給予他們社會行為的權利、身份和地位，左右和控制他們的行為（李路路等，2009；李漢林，1993）。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進行，單位制的組織形態和功能都在逐步弱化，但以單位組織為主導的基本結構格局在短時期內還不會徹底改變。單位組織和非單位組織並存，兩種社會組織行為規範並存，且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狀態還會維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李漢林，2008）。

中國的國有企業在本質上是一種“單位組織”，除了具有其他西方國家國有經濟的一般特徵以外，還具有中國獨有的制度性特徵。作為單位組織的中國國有企業不但承擔經濟功能，也承擔社會和政治功能。國有企業為實現其非經濟功能所付出的成本，就被稱之為國有企業的社會成本。其主要是指國有企業福利供給的成本，包括潛在福利和顯性福利。國有企業在市場化改革過程中，逐漸走向成本收益獨立核算的經濟組織，其自行配置社會資源的能力加強。但其單位組織的性質非但沒有改變，反而更加強化；其福利供給的功能非但沒有縮小，反而更加擴張，使其社會成本大幅上升。國有企業社會成本理論解釋了國有企業在推行市場化體制改革和生產率有所提高的情況下，主要效益指標卻在惡化，從而出現“有增長而無發展”的困境（李培林、張翼，1999）。

在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和轉型的過程中，“下崗”是中國國有企業在就業體制市場化轉變過程中的一種過渡性制度安排，與西方社會的“失業”有著顯著差異。“下崗職工”再就業過程“人力資本失靈”的現象，則直接挑戰了西方社會經典的人力資本理論。自從人力資本理論被提出以後，國內外無數的研究都證明：在成熟的市場經濟體系中，一個人的人力資本與其工作收入具有正相關關係，教育水平對一個人的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的提高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Schultz，1971）。在中國社會市場轉型時期，人力資本對勞動者的收入回報在逐漸上升。但對中國下崗職工再就業的研究發現，與常規人力資本理論的推論相反，在下崗職工的收入決定、階層認同和社會態度等方面，存在著“人力資本失靈”現象，即下崗職工以往的人力資本積累對提高其收入水平和促進社會態度的理性化不再發揮作用。在市場轉軌和產業結構改造的大轉折時期，市場的知識需求和職業結構發生變化，從而導致下崗職工人力資本的斷裂。在人力資本失靈的情況下，不是窮人更容易採取激烈的行動，而是人力資本失靈嚴重的窮人更容易採取激烈的行動（李培林、張翼，2003）。

中國社會學家對“單位”組織和國有企業的研究，揭示了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國家、企業和社會的獨特互動關係，總結了在社會主義國家轉型時期企業組織的執行邏輯和基本規則，拓展了西方組織研究中的社會成本理論，挑戰了西方社會經典的人力資本理論，豐富了市場轉型時期的組織理論。

四、社會分層與社會態度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各階層分化加劇，社會分層逐漸成為中國社會學研究的核心領域。在社會學研究中，“中產階級”始終是一個具有持久魅力但又存在諸多爭議的概念。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歐美各國社會結構的一個重要變化就是，“白領”階層的擴張，專業技術階層取代企業主而居於社會的主導地位。職業是西方社會識別中產階級的主要標準。在中國，中產階級的界定、標準、規模和政治態度等問題都還具有很大爭議。第一，中國社會學家們更多地強調“中等收入階層”概念。中等收入階層內涵豐富，是一個生活質量的概念，是一個收入分配的概念，是一個反映城鄉結構的概念，是一個反映社會職業結構的概念，同時還是一個具有國別的概念（李培林，2003；李強，1992）。第二，在西方社會，中間階級認同於社會的主流價值觀，被視為社會發展的“穩定器”和社會衝突的“緩衝層”。而在中國，中間階層的社會意識更為複雜。中間階層對當地政府工作滿意程度的評價較低、對當地政府的信任程度較差、社會公平感不高，對未來社會發生衝突的心理感受也最強烈。中產階層的社會批判意識漸趨顯化，其政治態度也並不保守，具有相對較大的社會改造風險（張翼，2008）。

在階層認同方面，中國社會學家研究發現，一方面，城鄉居民的收入、教育、職業和消費等各項主要的客觀分層指標與階層地位認同之間的關聯強度並不大，這與西方國家的研究結論一致。另一方面，與西方國家民眾普遍認同社會“中層”的情況不同，中國民眾客觀階級歸屬與主觀階級認同不一致的現象更為突顯，且存在明顯的“向下偏移”傾向（李培林，2005）。這種階層認同向下“偏移”並不是一種整體結構的偏移，主要有兩個特點：一是自認為處於社會中層的人偏少。在發達國家和一些發展中國家，自認為處於社會“中層”的比例都在55％以上，有些國家甚至高達70％以上，而這一比例在中國的大城市卻僅為46。9％。第二，認為處於社會底層的人數相對較多。中國城市公眾中認為自己處於社會“下層”的比例明顯高於其他國家。發達國家這一比例一般都低於5％，但在中國的大城市比例達到了14。6％，比例之高是很罕見的（李培林、張翼，2008）。

在社會態度的研究中，作為大規模移民的主體，農民工積極的社會態度頗受關注。在西方國家，大量人口的遷徙對缺乏勞動力或人才的國家有利，但同時也帶來諸多問題，諸如恐怖襲擊、犯罪率升高、民族衝突、社會安全和文化衝突等。在英、法、德等歐洲國家，這一問題更為嚴重。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出現的移民潮主要是“民工潮”。西方學者一直對中國大規模的民工流動可能造成的社會後果表示擔憂，把進城的農民工視為對社會穩定的一種威脅。但研究已經表明，農民工是中國經濟建設的主力軍，而不是社會穩定的破壞者。與城市工人相比，農民工的收入和經濟社會地位相對較低，但農民工卻意外地具有比較積極的社會態度。農民工的社會安全感、總體社會公平感、對地方政府的滿意度都高於城市工人，同時其社會群體間利益衝突的感知則低於城市工人。中國的農民工之所以持積極的社會態度，其背後的原因在於農民工向上走的利益曲線，他們更容易把農民作為比較的參照體系。他們不是與社會橫向利益比較，而是與自身的縱向利益比較，因而更顯著地遵循歷史決定邏輯，而不是經濟決定邏輯（李培林、李煒，2007）。

中國數億農民工進城這種大規模的內部移民，因經濟社會地位、人際關係、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異而產生的社會認同和社會整合問題，表面上看與國際移民產生的問題有相似之處，但結果卻是完全不同的，這對我們思考現實的社會融入問題有重要的啟示。

五、社會資本與關係社會學

社會關係是社會學研究的一個傳統議題。與經濟學中的“社會資本”概念不同，社會學中的“社會資本”，通常是指社會關係網路、互惠性規範和由此產生的信任，是人們在社會結構中所處的位置給他們帶來的資源。以往社會關係的研究，總體上是在現代化的框架下展開的，而現在社會關係的研究則被置於社會資本的研究脈絡之下。由於社會資本與中國社會的“關係”研究相契合，社會資本現已發展成為近二十多年中國社會學的重要議題。社會資本的本土化研究已經對西方經典的理論和研究提出了異議和挑戰。

在西方社會資本與求職的研究中，格蘭諾維特“弱關係力量”的研究影響甚廣。社會行動者的機會受制於他們與其他行動者的關係。弱關係分佈範圍很廣，比強關係更可能充當跨越社會界限的橋樑。弱關係的特點是社會網路異質性較強，能為求職者提供非冗餘性（non-redundancy）資訊，從而有利於個體的求職與社會流動（Granovetter，1973）。而中國社會是一個以“人情回報”、信任、義務為特徵的社會，更經常地透過“強關係”而非“弱關係”尋找工作，“強關係”獲取工作機會更為有效。此外，求職者使用間接關係比直接關係更可能得到較好的工作。求職者和最終幫助者透過中介者建立了間接的關係，中介者與他們是密切的而非弱的關係。在中國的工作分配製度時期，強關係的作用更為顯著（Bian，1997）。

“結構洞”是西方社會資本理論中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博特認為，“結構洞”能夠為其佔據者獲取“資訊利益”和“控制利益”提供機會，從而比網路中其他位置上的成員更具有競爭優勢。結構洞對個體職業流動和晉升具有重要影響（Burt，1992）。但基於中國的研究發現，在中國以集體主義為特徵的社會文化和以高度承諾為特徵的組織文化中，結構洞的優勢並不存在。為佔據第三者的地位而努力保持結構洞的存在，甚至阻撓其他兩者聯絡的行為，在強調合作文化的高投入企業中，並不能促進企業和個人績效的發展。相反，優秀的企業應該在管理中鼓勵員工去努力填補“結構洞”，使員工之間儘量保持相互聯絡、相互溝通的狀態，透過增進團隊合作的方式來促進企業和個人績效的良性增長（Xiao &Tusi，2007）。

在個體層面，社會資本測量的核心問題是如何“挖掘”出嵌入在網路中的社會資源。林南等人提出的定位法不僅可以測量社會資本中的結構位置，也能夠測量網路中的資源，是非常有效的社會資本測量工具。定位法測量的核心內容之一是使用網路中職業的聲望來計算個體社會資本（Lin &Dumin，1986）。但這種做法在中國社會應用的合理性是值得推敲的。在社會分層研究中，權力、財富和聲望是三種不同的社會資源，各自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從理論上來看，權力比聲望更具有資源的意涵。尤其在中國社會與文化背景下，由於中國的“官本位”傳統以及社會轉型的綜合影響，權力在社會生活中一直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中國社會，職業權力與職業聲望之間存在顯著差異，基於職業權力計算出來的社會資本無論在信度和效度方面都優於基於職業聲望計算出來的社會資本（尉建文、趙延東，2011）。

目前，“關係”一詞已經進入了西方學術話語體系，關係社會學已受到國際社會學界的重視（Emirbayer，1997）。一方面，從國際經驗來看，中國的關係主義現象並不一定是中國文化特有的，關係社會學的概念體系不應是中國獨屬。另一方面，中國關係主義的一些文化本土性概念，都可以用現有的社會網路概念進行改造，使其具有更高的可測性和文化之間的可比性，從而能夠進入更廣泛的學科話語體系（Wellman，2002）。為此，中國的關係社會學的理論體系，必須最大限度地容納、修訂、改造相關的社會學概念，使其成為世界的關係社會學的藍本（邊燕傑，2010）。

冷戰結束以後，歷史實際上並沒有以某種發展模式的勝利而宣告終結，歷史在重新開啟。各種替代西方現代化的發展模式和策略始終存在。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所謂發展模式實際上都是嵌入到某種特定的社會結構，受到特定的結構約束條件而形成的。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近40年的持續高速增長，使世界再次關注“東方”。基於中國實踐而形成的“中國經驗”，在世界範圍內使人們重新思考和審查歷史發展前景的可能性。

中國的社會鉅變以及形成的“中國經驗”，必定會對世界經濟政治秩序產生影響。中國社會學有責任向世界解讀中國社會的變化，讓世界更好地瞭解中國。中國社會學要以人類關於社會變遷和社會發展的共同的知識財富為基礎，系統而全面地瞭解國外社會學發展的各種趨勢，把握住國際上社會學研究的理論前沿問題。要善於理解和辨析各種不同的理論學派觀察社會現實的視角和方法，積極參與國際社會學界共同的知識積累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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