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雞娃”作為時代症候：一個超越文化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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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睿FM（ID：thethinkerFM）

，作者：李昂然（浙江大學社會學系“百人計劃”研究員），整理：樹野 ，審校：周發發，頭圖來自：《小捨得》

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Part 2） Pink Floyd， 1979

“雞娃”一詞，生動地描繪了中國家庭對孩子的升學焦慮和對教育的激進參與，近年來常常引發網路熱議。“雞娃”常常會被人從文化層面上，理解成一種特屬於東亞地區的、受儒家文化影響很深的教育焦慮。但是，過分強調文化因素，也可能讓我們忽視：某些問題可能也存在著改善的辦法和進步的空間。

在本文中，李昂然老師把教育看作一種需要放在較長時段歷史中理解的現代性問題，並將“雞娃”現象與社會變遷、城鄉變化以及教育體制改革等等政治經濟因素結合起來思考——這些角度或許可以為我們開啟更為寬廣的視野。

學科、理論與現實

周發發：

首先我比較好奇的是，社會學對家庭教育問題的思考和分析，與教育學的視角會有什麼不同？

李昂然：

目前國內大部分關於家庭教育的研究，或者我們對家庭教育的一般認知，都與教育學相關，從社會學的角度去思考家庭教育問題並不是一個主流的方向。但隨著教育社會學的普及，越來越多學者、學生對這方面的議題越來越感興趣。

我個人認為，家庭教育是一個研究的物件，教育學和社會學的研究視角可能稍有不同，但在教育社會學的框架下，兩種視角又能非常好地融合。

社會學一般從宏觀的時空變化、社會結構，以及社會機制的角度去探究相關的現實問題，並從中反思日常的家庭教育實踐。教育學則更多關注具體的問題如何得到解決，比如父母應該如何提升孩子各方面的表現等等。但我不想將社會學和教育學視角做特別的區分，對於家庭教育問題的分析也不一定從這兩個學科出發，也可以引入心理學的視角，有許多教育心理學家也在研究相關問題。

所以，家庭教育現象所引發的學術探討是跨學科、跨領域的——我不想過多地強調社會學視角的獨特性。

周發發：

剛剛李老師提到，社會學可能更加強調社會結構和家庭教育之間的關係，說到這裡，我首先想到的是布林迪厄

（Pierre Bourdieu）

的理論，他把文化資本在代際之間的傳遞看作是家庭教育影響社會分層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中間機制。但似乎又不能把這個理論完全照搬到我國的語境中，因為當我們在中國談論家庭教育時，好像直接將其等同於一種教育資源的“軍備競賽”，相對於文化資本來說，似乎應試能力在代際間的傳遞更能影響社會分層。您能否介紹一下家庭教育的社會學理論在中西方的差異？

皮埃爾·布林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年—2002年），是當代法國著名的社會學家、思想家和文化理論批評家

李昂然：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我平時跟學生的接觸比較多，他們對布林迪厄的理論非常感興趣，但很多時候可能是關於布林迪厄的探討很多，但直接去閱讀經典的人比較少，因此可能會產生一些誤解，或者一些“拿來主義”——將西方理論拿過來直接用，而忽視了外來理論在中國語境下可能會有“水土不服”的情況。

布林迪厄的理論為我國目前的教育社會學研究提供了許多解釋工具。我個人認為，他的理論在中西方的最大差異在於其所運用的社會環境不同。布林迪厄主要關注以法國為主的歐洲教育現象，其適用性爭議不僅出現在中國，美國的教育社會學家運用布林迪厄的理論研究美國的教育不平等現象時，也遇到過同樣的問題——他們也在思考，將一個興起於歐洲的社會學理論運用到美國社會，是否適用？

美國的社會學研究偏向於實證主義，他們對文化資本

（cultural capital）

概念進行量化時，將其定義為父母在子女文娛活動上的投入，例如送孩子去學習鋼琴、聲樂、繪畫等，或者參加高雅文化活動

（highbrow culture）

。這種測量標準左右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教育社會學實證研究對於文化資本的概念化與操作化，後來有許多美國學者對其進行了反思，認為量化過程中對文化資本的定義太過侷限，並未真正反映父母對教育的參與、文化資本是如何對孩子產生影響以及是如何影響社會分層和流動的。

文化資本概念在美國已經形成一個爭論，那麼在中國語境下的爭議就更大了。

首先，高雅的文化活動到底能否作為測量文化資本的標準？在中國來講，我個人認為是有失偏頗的，家長送孩子參加各種各樣的文化活動不一定就獲得了文化資本。目前來說，許多學者和學生對這個問題已經開始進行反思——它有幾個方面的難度：其一，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應該如何測量文化資本？這並沒有達成共識。其二，在理論上，文化資本對社會分層和流動有怎樣的影響？其背後的解釋機制是什麼？在不同的社會，其解釋機制是否一致？這也存在爭論。

歸根結底，我們不只需要從中國/西方這樣的二分視角去比較一個理論的適用性，而是需要在各種不同的社會背景下，考察某個理論能否被更好地應用，繼而從普適性和特殊性的角度出發，尋找兩者之間的平衡點。這個平衡點非常重要，我們可以在理論上獲得啟發，將其運用於中國的家庭教育以及教育社會學研究。

電視劇《小捨得》，2021

我是如何開始“雞娃”研究的

周發發：

李老師做了許多家庭教育方面的研究，比如關注父母在教育資源上的競爭，及其對孩子的發展和社會流動的影響，想請您分享一些自己的研究經歷，以及做過的實證研究。

李昂然：

從去年開始，“雞娃”這個說法成為網路熱詞、引發熱議，但我個人的研究開始於2012年左右，當時還沒有“雞娃”這個說法。2011年，耶魯大學法學院的華人教授蔡美兒

（Amy Lynn Chua）

出版了《虎媽戰歌》一書，其中寫到送孩子參加高雅的文化藝術活動，讓孩子學習小提琴、鋼琴，參加各式各樣的學科培訓，她的孩子最終都考上了名牌大學。

這本書出版以後，引發了大眾對於“虎媽”教育的探討，但當時的學術分析還侷限於美國社會中不同族裔的教育差異。研究者認為，是亞裔——尤其是中國移民對於教育的重視引發了這樣的現象。

在美國，人們大多將階級差異歸結為種族差異，而在目前的中國語境下，人們又將“雞娃”現象歸結為階級問題，即富人家庭會將許多資源投入到“雞娃”競爭中去，而窮人家庭則沒有參與競爭的條件。

社會學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交叉性理論，即從不同的視角出發，去分析同一個問題。例如，“虎媽”現象在美國並不獨屬於種族問題，其背後存在階級的分析維度；在中國語境下，它也並不獨屬於階級問題，也存有許多其他的分析視角，比如教育系統的評價體制等。

此外，階級是一個動態的概念，而我們的探討還停留於靜態層面，通常認為富裕家庭出身的孩子就永遠富裕，窮人家庭的孩子就永遠貧窮，這其實是一種錯誤的認識。在研究過程中，實證研究因為資料收集和分析的限制，我們可能會將一些與教育現象相關的概念靜態化。但研究人員在進行理論探討時，一定要意識到許多東西都是動態變化的，不能從單一的、靜態的視角去理解，需要從多維的、宏觀的、結構的、機制的社會學視角去分析。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發現“00後”對於教育競爭的參與是非常普遍的。大部分影視作品和媒體討論都將家庭教育的狂熱競爭集中於北上廣深等大城市的中產階級家庭，這其實也把家庭教育侷限化了，顯然無法代表整個中國社會的現實情況。

我個人的研究是從早期對美國家庭教育的關注，逐漸轉變為對中國家庭教育的探討，包括對不同國家的家庭教育進行比較研究。我發現，“雞娃”現象背後的宏觀社會背景、社會結構和解釋機制是相通的。

《時代週刊》雜誌2011年1月21日刊封面圖片

家庭教育的結構性背景

周發發：

具體而言，“雞娃”現象背後共性的結構性問題是什麼？

李昂然：

首先我們要把時空背景的廣度和深度拉開，不要侷限於微觀層面，儘管家庭教育看似是一個個體化的行為。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家庭教育，比如“孟母三遷”，比如“世家”——就是集中家庭的教育資源培養孩子做官，繼而積累更多資源培養下一代，這是一種比較排他和封閉的家庭教育形式。我們目前對於家庭教育的認知主要集中於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甚至進入二十一世紀的近兩百年間，在中國就是集中於改革開放至今的四十餘年間。

我更傾向於從近兩百年的時空範圍去進行探討。首先是，現代國家的形成對教育產生了重大影響，即所有的現代教育現象，例如學校，例如家庭對於學校教育的配合，以及慢慢變得重要的家庭教育，都是在現代國家誕生、國家主導教育發展之後形成的。

我將兩次世界大戰作為國家對教育影響的劃分點。

戰爭年代，教育以國家的戰略發展目標為導向。國家對於教育的干預就是建立學校，進行基礎教育，父母則以配合學校作為參與。我們經常聽老一輩的人教訓孩子說，去到學校一定要聽老師的話，不聽老師的話就是不對。

隨著國家形態的穩定，教育的目標轉變為在服務國家發展戰略的同時，也服務於個體需求。

在發達國家，教育成為促進自我發展、培養人力資本的方式，教育的個體化、多樣性得到強調。中國教育的發展情況也是如此：新中國建立以後，教育與國家戰略發展目標繫結，國家以集體化的方式培養學生；改革開放之後，教育同時服務於個體發展，其目標愈發多元，家庭教育的作用慢慢突顯。

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Part 2） Pink Floyd， 1979

我們從農業社會進入工業社會，隨後進入資訊化社會，生產力不斷提高，國家的發展目標不斷變化，個體需要適應社會的變化，在這個過程中，家庭教育變得愈發重要。因為學校是一個同質性非常強的教育場所，類似於“工廠”，培養出一樣的學生。在20世紀70年代，批判教育社會學家就對學校教育進行了系統性批判，認為學校是一個培養“機器”的地方，並不能夠滿足個體對教育發展的多樣需求。

既然學校不能滿足，那誰來滿足？有人受到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提出要改革學校教育，讓學校教育變得更加多元和市場化；還有的人認為，要尋找學校之外的場域滿足個體化的發展。

其次是，20世紀70年代之後，隨著經濟發展，人類社會逐漸從工業社會步入資訊化社會，機器大生產和資訊化使得我們的物質生活日益豐富，“蛋糕”不斷被做大，但是經濟不平等現象也在不斷惡化。在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過程中，每個人從自利的角度出發，希望能透過不斷積累人力資本，在社會分層和流動中爭取更多的機會和資源。此時，人們對學校培養個人能力的職能產生了不信任，家庭教育的作用因此被進一步凸顯。

紀錄片《學習的背叛》，2016

再次，從社會結構變遷的視角去思考家庭教育問題，也有三個主要的分析維度：

首先是家庭結構變化帶來的影響。

由於計劃生育等原因，大家族式的家庭慢慢轉變為核心家庭，雖然目前已經實行了“三胎政策”，但效果不佳。在家庭形態不斷縮小的過程中，因為孩子少、長輩多，家庭對孩子發展的干預作用就變得越來越強。

除了家庭結構發生變化，我們的空間結構也在變化——城市和農村的界限不斷被打破。

此前我們思考中國的社會分層和流動時，都是從城鄉視角出發，許多理論都是在講城鄉差異。隨著社會發展，城鄉差異從靜態轉換為動態，城市和農村的邊界在不斷變化。在快速城市化的過程中，資源，尤其是教育資源的分配不斷被重組。原來大部分的教育資源都集中在城市，一線城市更是集中了全國最優質的教育資源，但隨著城市化推進，二三四線城市的教育資源也在不斷重組，農村則進行了撤點並校。教育資源的分配重組也是一個結構性的變化，對家庭教育產生了直接影響。

此外，還有一個制度性的變化——高等教育制度改革。

高等教育的“蛋糕”在不斷做大，但“蛋糕”頂上最甜的“乳酪”其實沒有變大，即最優質的高等教育資源並沒有增多。在此過程中，用現在比較時髦的詞來講，“內卷”嚴重，家庭和父母不會把所有賭注放到學校教育上去，他們非常積極主動地介入其中，讓自己的孩子在非常“內卷”的環境下獲得最優質的教育資源。

紀錄片《了不起的媽媽》，2022

個體的自發選擇與公共政策的介入

李昂然：

如果從社會機制的角度分析，我們就能夠理解為什麼越來越多的家長去參與到“雞娃”教育中，這主要有三個角度：

其一是理性的選擇行為，優質教育資源是一種剛需，大家都想要讓自己的孩子獲得最好的教育資源。

其二是從眾和同輩壓力。為什麼許多父母選擇參與“雞娃”教育？因為周圍的人都在參與，除非他們能夠找到一個更好的獲取優質教育資源的途徑或方式，或者能夠透過個體行為去改變評價體系，如果做不到，就會因為同輩壓力而從眾。

其三是“雞娃”教育的參與模式已經被制度化了，除了寫在紙面上的、已經程式化的制度化過程，還存在一種非正式的制度化，雖然我們意識不到，但它其實已經成為一種制度化的設定。

以美國為例，其家庭教育參與的制度化過程與我國家庭教育目前的發展程序非常相似，一是透過立法——美國2000年通過了No Child Left Behind法案，明確規定父母和家庭應該參與孩子的教育，去年我國通過了《家庭教育促進法》，從法律的角度規定父母應該合理地參與到孩子的教育過程中；二是透過實踐——在學校教育中，學校工作者會強調父母參與的重要性，老師會推著父母去參與，比如讓他們參加各種各樣的活動、加入各樣各樣的群聊等。

在以上三個重要機制的解釋下，就能夠理解為什麼家庭教育在我國變得越來越重要。

我比較反對用一些所謂的網路熱詞，比如“雞娃”“內卷”等，用一個非常簡單的概念去籠統地解釋一個複雜的現象。現在給人感覺就是“凡事皆可內卷”，但如果細看家庭教育現象，其背後的宏觀社會背景、社會結構、社會機制是很不一樣的，這是一個社會學的解釋。

周發發：

剛才您提到我國出臺了《家庭教育促進法》，包括之前的“雙減”政策、近來強調的體育和勞動教育等，這是否說明目前依照社會結構而“自然”出現的家庭教育形式其實需要調整，所以國家才開始從宏觀層面進行一些干預？

李昂然：

我個人認為，從國家的制度層面去建構一個指導性的框架是必須、也是必要的，但其落地過程非常複雜繁瑣，其中異質性也很強。例如，現在已經有許多人開始反思“雙減”政策對教育公平的影響。起初政策出臺時，大家認為它能夠提升教育公平，但政策實施後，課外補習現象並沒有消失，而是以另外一種看不到的形式存在著，依然對教育公平產生著影響。

我認為“雙減”政策的初衷肯定是好的，我們要在框架上提出一個指導性的政策，但在實際實施過程中，其技術難度非常大。

另外，當我們從社會學的角度去思考教育現象時，一般有兩個不可避免的視角：同質性和異質性的視角。我為什麼比較反對用所謂的“雞娃”“內卷”去籠統地探討家庭教育？因為這些概念本身是一種非常普世性、同質性的解釋，好像所有家庭都在“雞娃”，其實現實不是這樣的。許多農村家庭、留守兒童家庭的父母是沒有介入到家庭教育中去的。

這就是以一個普遍性的視角、同質性的結論將異質性或特殊性完全抹殺掉了。那麼反過來也是講得通的，我們也會用一個比較特殊的問題去籠統地涵蓋一個普遍的現象，例如將“雞娃”籠統地解釋為整個中國家庭教育所面臨的問題，所以認為需要透過“雙減”等措施去規避其帶來的負面影響。

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Part 2） Pink Floyd， 1979

社會學的視角對於理解和探討政策執行非常重要。一般情況下，我們要麼過度強調個體的主觀能動性——認為只要我們想做，就一定能夠做好；要麼完全忽視個體的主觀能動性——推出一個政策，不管三七二十一，認為大家都應該這麼做。

例如“雙減”政策對課外輔導的管制，認為將教培機構全都取消、規避掉之後，父母就找不到課外輔導機構了，但現實並非如此，原先的“家教”又復興起來，父母會找名牌大學的學生給孩子做一對一的輔導。政策越強硬，對沖的個體的主觀能動性就越靈活，所以越去管，越難管。

但也不是說因此就放任自流、不去管了，而是說管理的力度要恰到好處。如果我們能夠在理解清楚整個宏觀結構和解釋機制的基礎上，進行政策調整，那政策執行會更加靈活。比如有的家庭確實需要進行課外輔導，尤其是弱勢的、農村的家庭，當父母沒有辦法很好地參與孩子的教育時，是否需要第三方機構介入去幫助他們？這是需要進行探討的，並不是說課外輔導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要跳過現象，去看到其背後的本質。

我們的目標其實是一致的，就是為追求教育公平而做出各種各樣的努力，這種努力本身應該是靈活的、多樣的，而不是“一刀切”或指導性非常強的。當指導性非常強的時候，具體的操作過程會變得困難，那麼一個好的政策最終可能會不了了之。當然，我不是說“雙減”政策現在不了了之了，而是說“雙減”政策推行後，許多不好的現象並沒有被糾正，同時也造成了一些其他的影響。學術研究對“雙減”等教育政策的探討目前也越來越激烈和普遍，我認為這種探討是非常有必要的。

動畫短片《午後課堂》，2017

周發發：

我們經常見到一些對家庭教育進行跨文化比較，以及將文化因素作為解釋家庭教育差異的關鍵因素的研究，您如何看待這些觀點？

李昂然：

我刻意沒有把文化的視角拿出來談，是因為我個人對於從文化的角度去探討家庭教育持一個比較批判的態度。當然這不是說文化不重要，但我認為，將家庭教育的差異簡單地歸結為文化差異是一個不負責任的結論。像剛才談到的，很多時候出於理解問題的需要，我們會尋找一個比較直接的解釋方式，將某個現象歸結為某個原因，比如階級、種族、文化、城鄉差異等。

但在我看來，沒有哪個原因是決定性的，將文化、階級、種族等所有的社會結構因素結合在一起去理解將會是一個比較好的思路。如果我們單從文化的角度去思考，最終得出結論說因為東亞是一個比較注重儒家思想的文化圈，所以韓國、日本、中國的家庭教育參與方式是比較接近的，那我認為這是有失偏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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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昂然（浙江大學社會學系“百人計劃”研究員），整理：樹野 ，審校：周發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