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就開始出現的謠言？中國最早的危機公關誕生

早在漢代使用的是什麼

謠言，人類最古老的媒介之一。 謠言的傳播可能會引發一系列負面影響，造成社會恐慌，甚至還會威脅到皇權統治。所以為了維護其統治權威和社會秩序，漢代統治者非常重視謠言傳播，並且開始著手治理謠言傳播，歷史上最早的政府危機公關開始了！

東漢疆域圖

不過，在朝廷看來，並不是什麼謠言都能讓國家機器出動治理的。古代的謠言大致分為五類，流言與訛言，讖言與讖謠，政治神話與民間傳說，妖言。妖言”在秦漢歷史敘述中，與“妄言”有時互通，以“不祥”與“惑眾”為特色。所謂“不祥”， 妖言也被政府視為謠言治理的重中之重。

“眾人流傳之言”，涵蓋寬泛，至東漢末依然如此，如《後漢書》卷六七《黨錮列傳》

“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

這段後漢書中的描寫證明了朝廷對於流言是有寬容閾值的，即百姓為官吏編造歌謠，廣為傳唱，但官府也並沒有對其流言傳播者加以制裁，反而是讓這些歌謠傳入太學，傳播範圍進而擴大，以致於還能被記載入《後漢書》中。

這種流言正是“各地流傳頌揚名士的‘謠言”，絕非虛妄不經，富有貶義。正因流言是上述特徵，所以官方對此雖然重視，但一般不會進行迫不及待地干預，有時還多借此瞭解民情，調整自我行為。

流言雖“難以追溯起源”，但謠言惑眾而危害較大時，官方是會進行源頭追溯與嚴肅問責的。《墨子迎敵祠》提到守城主官對望氣巫、卜的管理時，說

“巫、卜以請報守，守獨智巫、卜望氣之請而已；其出入為流言，驚駭恐吏民，謹微察之，斷，罪不赦”。

作為“出入為流言”源頭而“驚駭恐吏民”的相關巫、卜，會被：斷，罪不赦。

王莽子王宇“為驚怪”恐嚇王莽，被王莽定為“流言惑眾”，王宇作為流言之製造者，夫妻均被處死。又如王莽時翟義、劉縯起兵，主政者王莽也是將他們視作惑眾流言的始作俑者，嚴厲追究。

“穿越者“ 王莽對謠言處理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比起王莽的個人政治舞臺秀來說，漢代朝廷對於謠言的處理方式更加有條理，主要有以下三種處理方式。

（一） 收集歌謠瞭解民間輿情

古人善歌，“心之憂奕，我歌且謠”，歌謠是民眾以歌詠形式表達心聲，與同屬謠言類言論的其他謠言形式不同，歌謠主要包括民謠，童謠等。由於歌謠在民眾生活中佔有重要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意的訴求，也正是因為如此，收集、傾聽與利用歌謠，是統治者對民意的順應與操控，因而歌謠備受統治者青睞，透過歌謠，統治者既可以觀民情、聽民聲、問疾苦，又可以借之以圖他謀。

兩漢時期，朝廷收集謠言主要是透過特使循行收集和“舉謠言”，並對收集來的歌謠加以利用，以達到主導輿情的目的。

這正巧對應了現代社會中的輿情監測，隨著中國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輿情監測工作已經成為政府、企業工作內容的一部分。

政府和企業實施輿情監測，首要的意義就是提前發現輿情危機，及時處理危機公關。現代社會中可以使用網際網路進行輿情監測，方便快捷，那麼遙遠的古代是怎麼做的呢？朝廷只能依靠於人民百姓和官吏了。

兩漢時期，朝廷會不定期派遣“風俗使”進行下鄉採集各種民謠。這些特使奉命循行采詩。兩漢時期曾有多位皇帝派遣循行天下以採集民風和了解民情。民間歌謠經特使採集之後，上傳至上級機構的官員，由專業的樂府機構為民間歌謠配上合適的音樂，便在皇帝和群臣宴會的場合傳唱。

這樣，皇帝不用親自到民間考察，就可以知曉各地風土人情，瞭解民間疾苦，瞭解政策得失、官員政績。同時，由於下情透過這種方式而上達，也是防止地方叛亂的有效手段。

“第二種方法便是 ”舉謠言”。舉謠言思想在西漢末期和王莽時期就已開始。據《漢書·韓延壽傳》記載韓延壽治理潁川時，為了改善當地民多怨仇的社會習氣，在施行教化時採集鄉里長老所言，向他們諮詢當地的風俗和歌謠，瞭解民生疾苦，這才制定下將要推行的婚喪嫁娶之禮。

當然效果也是很好的，百姓逐漸遵守規則，社會得以教化。發展至東漢時期，朝廷建立了一套採集歌謠返回朝廷用作政事參考的體系，稱之為“舉謠言”。

（二） 引導謠言的輿情傳播

由以上手段發現謠言，流言之後，朝廷便要對其做出及時反應了。但由於漢王朝不願意輕易的，以高壓手段站在輿論的對立面，所以他們非常重視對謠言的引導，透過釋出真相或轉移話題來引導輿論走向。正所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那麼堵不如疏。

東漢安帝時期，因大洪水將至謠言，引發人心惶惶，百姓扶老攜幼，背井離鄉，四處逃離恐慌事件，朝廷採取了讓地方長吏

“其各敕所部長吏，躬親曉喻。若欲歸本郡，在所為封長檄；不欲，勿強”

以釋出真相，解釋真相，作為解釋謠言的一種辦法。

這也正是現代危機公關五項原則之一。

（三） 控制謠言輿情傳播

妖言等這些帶有政治性的謠言，一般都涉及鬼神，常具有怪誕妖異的色彩，眾口相惑，牽連範圍較大，容易造成民間恐慌，為社會、政治的穩定帶來嚴重的潛在危患，被視為“精神癌症”或“輿論傳染病”。

歷代政府對妖言、流言都採取厲禁的措施，以嚴刑峻法、雷霆之勢將其撲滅於萌芽狀態，常常成為兩漢以及新莽政權應付謠言的首選策略，這也是漢代政府對謠言最嚴厲的處罰措施，與現代有些許不同。

從西漢立國到東漢一朝，政府對製造妖言、訛言和流言的刑法一直存在著，官府對這些謠言的大力力度是非常嚴厲的，一旦貼上這些標籤，就會定性為大逆不道，遭至殺頭甚至誅家滅族。

最後一點這才體現出古代的公關危機的“真面目”，動不動就變成了“頭點地”的買賣。

謠言是最古老的大眾媒體工具之一，具有輿論功能，謠言可以反映特定歷史背景下特定群體的內心情感和秘密，統治階級可以用此作為理解人民心態的媒介。

漢代就產生的完整的謠言體系給當時的政權有極大挑戰，但封建統治階級的極大優越性使當時的漢朝官吏迅速找到了相應的解決辦法，並在集權統治下順利推行。可以這樣推測，早在漢代就產生危機公關和後世的危機公關理論其實是緊密相連，息息相關的。

看冷門小知識，尋底蘊文物，樂文之樂，盡在查物

感謝關注！

注：參考文獻：［1］楊麗。漢代謠言的傳播及政府輿情引導［J］。華北電力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06）：97-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