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琦：康熙時代的江南天主教徒與“禮儀之爭”

康熙時代是中國天主教史上的重要時期，楊光先反教案曾使天主教傳播進入低谷，而1692年容教令的頒佈則令傳教士興奮不已，天主教事業也由此得到發展。然而好景不長，“禮儀之爭”的爆發及其之後教廷特使來華，令清廷和教廷的關係陷入僵局，最後導致雍正初年的禁教活動。中國教徒無疑應當是這段歷史事件中的主角，他們的日常宗教活動如何？“禮儀之爭”開始之初他們對傳統禮儀究竟有何看法？這些問題仍有深入研究的空間。

1700—1702年間，“禮儀之爭”達到了高潮，耶穌會士在各地廣泛徵求“誓狀”，以期透過中國教徒和士人的聲音，來爭取教廷對祭祖、祭孔的支援。江南地區（主要指松江、嘉定、太倉、常熟、蘇州、江寧、杭州等地）是人文薈萃之地，又是中國最早開教的地區之一，作為當時天主教傳播的重鎮，許多教徒應耶穌會士的要求，就禮儀問題表達了自己的看法。本文將根據歐洲所藏第一手史料，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1］進一步探討江南教徒的宗教活動及其在“禮儀之爭”中扮演的角色，對祭孔、祭祖的看法，與耶穌會士的關係，希冀對康熙時代天主教史有更全面清晰的認識。

一、康熙時代江南地區教徒的活動

江南一帶是明清之際最早開教的地區之一，其中著名的天主教“三大柱石”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人，均是江浙文人，他們宣揚西學，不遺餘力。1595—1599年，義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曾在南京傳教。後來由羅如望（João da Rocha， 1565—1623）接替，1603年，徐光啟受勸化而入教。之後，徐光啟把耶穌會士帶到上海，建堂傳教。往來上海、嘉定、杭州的神父，自郭居靜（Lazzaro Cataneo， 1560—1640）以來，有龍華民（Niccolò Longobardi， 1565—1655）、羅如望等十餘人，但居上海最久，且為上海教會奠定堅實基礎的實為潘國光（Francesco Brancati， 1607—1671）。［2］

1663年，江南省有十二座大教堂，約有五萬多教徒，由六名耶穌會士分擔傳教重任，教友主要集中在上海附近以及運河兩岸，如淮安、揚州、南京、蘇州、常熟、嘉定、松江等地。1673年，在江南地區傳教的耶穌會士有成際理（Feliciano Pacheco， 1622—1687）（南京）、金百鍊（Manuel de Pereira， 1637—1681）和劉迪我（Jacques le Faure， 1613—1675）（上海）、張瑪諾（Manuel Jorge， 1621—1677）（淮安）、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松江），以及在常熟的魯日滿（François de Rougemont， 1624—1676），為康熙時代教會的興盛打下了基礎。［3］

此時的江南地區已有不少文人信教，如何世貞，字公介，與清初畫家吳歷同裡，曾擔任魯日滿的傳道員（時稱相公），［4］著有《崇正必辯》，反駁楊光先《不得已》。［5］陸希言（1631—1704），字思默，松江府華亭縣人，康熙十九年十一月和吳歷隨柏應理到澳門，1688年加入耶穌會，長久在上海，［6］著有《聖年主保單》《澳門記》等書。此外，有陸道淮，嘉定人，是吳歷、王翬（1632—1617）的學生，可能也奉教。

康熙初年，江南地區奉教的文人不少。如常熟儒童許嘉祿信教的經歷，即為其中典型的例子，何世貞對此作了記載：

儒童許嘉祿，原名永齡，大司成石門公之曾孫，司李嘉生公之孫，庠士鳴先公之長子也。許為海虞著姓，族大繁溢，屢發祥於松常二郡間，……。及探天學大旨，……欽崇一造物大主，而以省愆改過為歸根覆命。嘉祿遂喟然曰：大道在是，夫復何疑？更得教中葉西滿為師，朝夕提誨，聞所未聞，而願奉天教焉。……聞鐸德魯謙受先生奉旨歸本堂，不克往見。……年十六，傷哉病入膏肓，自以洗心奉教已及四載，從未解罪，於乙卯（1675）歲之閏五月，敦請鐸德告解，行終傳禮，神思爽然。

當時楊光先掀起的反教案曾使中國天主教徒的生活受到很大影響，但許嘉祿信教的決心並沒有動搖，何世貞還寫道：

方今楊光先流言煽禍，秉教諸鐸德奉旨居廣東，貴同宗之奉教者按察鶴沙公（許纘曾）以建堂被逮，御史青嶼公（許之漸）以作序見黜，汝得無慮於心乎？嘉祿曰：“志已決，無他慮。”［7］

受耶穌會士多年薰陶，江南教徒信仰之堅定可見一斑。

清初著名畫家吳歷是中國天主教史上的重要人物，崇禎五年（1632）出生於常熟，卒於康熙五十七年（1718），自幼受洗，［8］1682年入耶穌會，五十七歲（1688年）時由華人第一位主教羅文炤（Gregorio Lopez， 1617—1691）祝聖為司鐸，和他同時晉鐸的有劉蘊德、萬其淵二人。［9］三位司鐸中，吳歷最為出名。在中國天主教史上，能兼擅詩、琴、書、畫的，吳歷一人而已。［10］吳歷在宗教活動中同樣十分活躍，1680年，曾跟隨耶穌會士柏應理到澳門，在澳門期間寫下了《三巴集》，對宗教生活有生動描述。1683年返回江南。晉鐸後在上海、嘉定傳教，達三十年之久。［11］吳歷在嘉定曾成立聖方濟各會，會員六人，即趙侖、朱畹九、朱園榮、張青臣、張仲、楊聖生。［12］這些人都是吳歷的朋友。

吳歷墓碑拓片

1679年，吳歷作為常熟會長，曾與教徒一起專程到杭州瞻仰義大利耶穌會士衛匡國（Martino Martini， 1614—1661）墓，並留下了記載：

康熙十七年秋，虞山昭事堂主日瞻禮後，姚保祿傳說衛濟泰神父葬於武林大方井已越廿有一年，夏間見棺木朽腐，欲收遺骨，及啟攢時膚髮依然，遠近皆嘆異。今十八年正月初九日，會長暨諸教友吳歷、王之綱、沈紹芳、蘇祖德、錢穜、陳各伯、鮑重義、錢耔、錢耘、包山、張鴻祚、倪珮、蘇汝明等潔誠趨至，親謁墓門之下，目覩其鬚髮未脫，肌膚尚存，巾幘殮布，光彩猶新。歷等以負罪微躬，得親靈異，中華數千百年以來所絕無者也。紀此證明天主臺前，並以奉聞大聖神父。

吳歷、王之綱、沈紹芳、蘇祖德、錢穜、陳各伯、鮑重義、錢耔、錢耘、包山、張鴻祚、倪珮、蘇汝明。［13］

除此之外，吳歷還以虞山昭事堂的名義記錄此事，與上述記載大致相同：

康熙十七年秋，虞山昭事堂瞻禮後，有自古杭來者，傳說衛濟泰神父葬於武林大方井已越廿有一年，夏間因葬其同裡洪先生，見衛棺朽腐，欲收遺骨，及啟攢時，膚髮依然，遠近皆嘆異。今十八年正月初九日，會長暨諸教友吳歷、王之綱、沈紹芳、蘇祖德、錢穜、陳各伯、鮑重義、錢耔、錢耘、包山、張鴻祚、倪珮、蘇汝明等潔誠鼓棹，親謁墓門之下，目睹其鬚髮未脫，肌肉尚存，其巾幘殮布，光彩猶新。歷等以負罪微躬，得親靈異，中華數千百年以來所絕無者也。紀此以證天主臺前，並以奉大聖神父。

昭事堂識。［14］

後來有關衛匡國的神蹟及其流傳，大概和吳歷的記述有關。對於同一件事，杭州教徒洪濟、朱軾等人也有記載：

康熙十七年夏六月，杭之大方井諸神父藏魂處年久地溼，棺木朽壞，鳩工復收遺骨，至衛濟泰神父柩，及啟蓋，見其鬚髮依然，衣被不變，遠近嘆異，急欲趨墓親叩者不一其人。殷老師期於追思教中先亡，瞻禮日許看，至日教友幾百人於墓中彌撒禮畢，啟柩親看，驗過即掩，是以濟、軾輩不及細觀，眾皆怏悵而返。今十八年正月初九日，常熟縣會長吳歷暨諸教友等一十三人來杭，恭迎魯師，力請至方井墓中叩拜，濟等因獲偕往，親睹奇蹟，不止鬚髮巾幘無損，益且衣被殮布如新，濟等以負罪微躬，得親靈異，中華數千百年以來所絕無之事。謹紀以證明天主臺前，並以奉聞大聖神父。

洪濟、朱軾。［15］

可以看出，1679年前後，吳歷等人不僅和傳教士的來往非常頻繁，並且和杭州教徒也多有接觸。［16］上面提及的“魯師”，即是西班牙耶穌會士魯日孟（Juan Miguel de Irigoyen， 1646—1699），曾在江南一帶傳教。［17］“殷老師”則指義大利耶穌會士殷鐸澤（Prospero Intorcetta， 1625—1696），他於順治十六年（1659）抵達杭州，習中國語言文字，不數月即奉會長命，往江西建昌府傳教。繼往南豐、新城二縣，建堂教化信徒。［18］楊光先反教案起，於1665年被帶至北京，後放逐到廣州兩年，1669年1月21日受命離開澳門，返回歐洲，1671年到達羅馬。1674年8月從歐洲回到中國，即在杭州傳教。殷鐸澤有感於“浙省地廣人稠，會城一堂不足以便遠以及來慕者。於是嘉興府海寧、平湖二縣，峽石、王店、新坊、濮院諸鎮，皆闢堂設像，令歸教者得按期瞻禮。”［19］對開闢浙江傳教頗有貢獻。1689年，康熙帝第二次南巡到浙江，殷鐸澤“朝迎於關外。皇上命侍御挽先生舟近龍艦，奏對良久。御賜珍果嘉餅四簋，先生即頒教眾，俾鹹飫上澤焉。後聖駕回鑾，覆命侍御馳賜白鏹二十金。”［20］

殷鐸澤（Prospero Intorcetta）

值得指出的是，1686—1691年間，福建人羅文炤也多在南京、杭州之間活動，1688年為萬其淵、吳歷、劉蘊德祝聖。1690年，教宗設立北京、南京教區，羅文炤被任命為第一任南京主教，但他次年即去世，後葬於南京雨花臺西。當時在場的有義大利副主教余天民（Giovanni Francesco Nicolai da Leonessa， 1656—1737）和法國傳教士劉應（Claude de Visdelou， 1656—1737），［21］余天民代表教會，為羅文炤樹碑立傳，墓誌全文如下：

清故天學主教羅公宗華先生墓誌：

主教羅公，諱文炤，字宗華，福建福寧州福安縣人，世居羅家巷，生於明萬曆丁巳年九月十九日，少孤，撫於伯氏，苦志讀書，不屑攻時藝，嗜天人性命之理，一日得讀天學書，深想契合。年十六，遂受洗於泰西利安當先生，聖名額勒臥略。未幾偕利先生至呂宋，見諸西儒欽崇昭事之誠，即卓然向道，通習西文經史。年三十三，入聖多明我會。三十七，授撒責爾鐸德品級，時回閩粵，播亂所遭險阻艱難，不能備紀。皇清康熙三年甲辰，泰西諸修士蒙今上弘仁恩養廣東，莫慰教眾，凂公代為撫視，公甘心勞勩，跋涉於燕齊秦晉吳楚者寒暑凡四易。至辛亥，詔賜諸西儒生還本堂，死歸本墓。公功有成，鹹述上教皇，教皇嘉公恭恪，賜主中洲教務。命下，公曰：誤矣，恐非我也，我何堪此鉅任耶？辭不允，命之再，乙丑始拜命。又勤勞七載，今辛未歲正月三十日終於江寧昭事堂，享年七十五歲。臨終顧教眾曰：餘忝為信德之首，媿不稱厥職，聖教信德為萬德之根，凡在教者毋稍涉疑貳也。遠西職鐸德者捨命航海而來，惟以教人信望愛於天主。天民叨職公副，敬遵遺命，發諸貞石，營公窀穸於江寧聚寶門外雨花臺西，墓後皆耶穌會諸西儒之塋也。謹志。

康熙辛未初夏朔日遡天主降生一千六百九十一年。［22］

墓碑後署名的有羅文炤同會（多明我會）會士費理伯（Pedro de Alcalá， 1641—1705）、馬希諾（Magino Ventallol， 1647—1732）、白誠明（Salvador de Santo Tomás， 1624—1694）、郭瑪諾（Manuel Trigueros， 1644—1693）、利安定（Agustín de San Pascual， c。1637—1697）（均為以西巴尼亞國人），方濟各會會士伊大任（Bernardino della Chiesa， 1644—1721）、余天民、葉崇孝（Basilio Brollo da Gemona， 1648—1704）（三位均意大理亞國人）、林漢默（Jaime Tarín， 1644—1719）（以西巴尼亞國人），以及耶穌會士劉蘊德（湖廣巴陵人）、洪若（Jean de Fontaney， 1643—1710）、劉應（兩位均法郎濟亞國人）、安多（拂蘭第亞國人）、張安當（Antonio Posateri， 1640—1705）、畢嘉（Giandomenico Gabiani， 1623—1694）、殷鐸澤（三位均意大理亞國人）、張開聖（Francisco da Silva， 1665—？）、徐日昇（Tomás Pereira， 1645—1708）、郭天爵（Francisco Simoes， 1666—1694）（三位均路西大尼亞國人）、吳歷（江南常熟人），以及會中人陸希言（江南華亭人），還有“功服從孫羅日藻”，墓碑由“後學浙姚徐硂敬書”。［23］其中余天民1684年8月27日到廣州，被立刻送到徽州府學習漢語九個月，後來跟隨羅文炤，於1685年5月14日從廣州到南京，1696年11月13日離開南京，次年元月4日到達廣州，3、4月間坐船到菲律賓，6月坐船赴墨西哥，後回歐洲，1737年在羅馬去世。［24］羅日藻是羅文炤的侄孫，他當時在南京，曾跟隨余天民學習十二年，關係頗為密切，羅馬儲存的信件記載了他們的往來：

天主耶穌降生後一千七百一十七年聖母昇天瞻禮前六日，門下沐恩學生羅日藻百拜叩首跪手書字，謹稟恩師臺餘大神父老大人：

門下若瑟在呂宋叩別之後回至中國江寧府娶親，以至於今。曾具稟啟請安，不止十餘封矣。並不能得恩大人一諭音，惟自訪遇有從羅瑪府來之諸位神父詢問，而若瑟已知恩大人在聖教皇之左右佐理教務，若瑟不勝欣喜雀躍之至。但每朝夕想念教育，時惟自愧，恨不才有負十二年之教育，今惟立心終身，哀籲祈求聖母瑪利亞之庇佑，使若瑟或在生時，或於死後得侍慈顏，永常相聚者則為喜幸矣。然若瑟歷年以來，累蒙天主賜我世苦窮困之厄，得以忍受而不敢怨抱者，實皆得恩大人十二年教育之恩之深之驗者也。切懇恩大人勿以不才而棄之，倘或聖意之中有相親愛朋友來中國者，或已在中國之彭、郭、德、馬諸位者，千乞修書，將若瑟託其照顧，耑望恩大人之慈心，如若瑟在昔侍從臺下時之慈愛而再施顧愛者。庶若瑟神形有所依賴，實得恩顧，記我不忘我，恩施之德，使若瑟深受，則一家感戴於無既也。肅字。代面恭請恩大人臺安，並叩賀主寵，餘求心照不宣。

罪學生羅若瑟日藻百叩跪稟。

時康熙五十六年七月初三。寓廣州府封寄。［25］

另據余天民致多明我會會士萬多默（Thomas Croquer， 1657—1729）信，羅日藻是天主堂的傳道相公，［26］在南京的十二年間，與余天民在一起，輔助傳道工作。從上述信件可知，他的行跡範圍非常之廣，不僅在南京，還在廣州，極可能與余天民同船至呂宋（菲律賓馬尼拉），1697年6月在那裡與余天民告別。值得注意的是後來羅日藻的家眷和親屬都在南京。

康熙三十年（1691），浙江巡撫張鵬翮嚴禁傳教，“欲夷主堂，毀經像”，為此殷鐸澤上書在京的耶穌會士徐日昇、安多，請他們從中斡旋。第二年，康熙授意顧八代等人釋出了著名的容教令（edict of toleration），［27］容許天主教在中國傳播。這無疑對當時正在蓬勃發展的教會是一劑強心針，教士、教徒無不額手相慶。［28］［28］四月三十日，殷鐸澤進京陳謝。五月初一日陛見，“天顏怡悅”；又於初九日，在乾清宮朝見。“隨賜茶，命理藩院李、治理曆法安二位大人同殷先生回南傳教。十七日，殷先生又於暢春苑叩辭，隨蒙聖恩賜宴。上命侍衛以手攙扶，復蒙綸音雲：‘你老人家行路艱辛，可乘龍舟由河而出。’又賜瓊玉膏一瓶，滋補氣力。”［29］殷鐸澤受到康熙帝的接見厚待成為教會的一段佳話。

然而，次年的3月26日，巴黎外方傳教會（Missions Etrangères de Paris）傳教士顏璫（Charles Maigrot， 1652—1730）就在福建長樂釋出了七條禁令，嚴禁祭孔祭祖的禮儀。［30］這是“禮儀之爭”進入高潮的標誌，也成為天主教在華髮展的重要轉折點。這場曠日持久的爭論牽涉到了當時在華傳教的各派傳教士，中國各界也均有反響，與吳歷同時晉鐸的欽天監左監副劉蘊德等人都有積極的表現。尤其是江南一帶計程車人、教徒，明確表達了他們的意見。

二、禮儀問題：江南文人、教徒和耶穌會士的互動

顏璫禁令的主要內容包括：（1）God一詞應稱作天主，而不應稱作天或上帝。（2）嚴禁在教堂懸掛“敬天”之匾。（3）傳教士不得容許教徒參加敬孔祭祖之活動；這些活動視為迷信。（4）在祭悼死者的活動中，應移去一些匾額，若不能移去，也至少去掉“神祖”“神位”“靈位”等字樣，只能書寫死者的名字。［31］1694年，他派兩名巴黎外方傳教會的傳教士赴羅馬，將禁令上呈教宗。1697年，當他升為福建宗座代牧，此意見始得教廷之重視，［32］教皇英諾森十二世（Innocent XII， 1615—1700）把這一敕令交給聖職部去審慎討論，［33］四位紅衣主教受委派討論了有關問題，1699年末，初步工作完成。1700年教皇英諾森十二世去世，調查工作受阻，後來由教皇克萊門十一世（Clement XI， 1649—1721）繼續，1704年11月20日得到批准。［34］

起初，在中國的耶穌會士不知道顏璫已派人在羅馬上書，1698年訊息傳回中國。耶穌會士李明（Louis le Comte， 1655—1728）感到問題的嚴重性，於是敦促北京的耶穌會士尋求清廷對有關禮儀問題的支援。為迴應顏璫禁令，康熙三十九年十月二十日（1700年11月30日），以欽天監監正閔明我（Claudio Filippo Grimaldi， 1638—1712）為首的北京耶穌會士就祭孔、祭祖等禮儀問題發表了看法，上呈康熙皇帝：［35］

治理曆法遠臣閔明我、徐日昇、安多、張誠等奏為恭請睿鑑，以求訓誨事。臣等看得西洋學者聞中國有拜孔子及祭天祀祖之禮，必有其故，願聞其詳。等語。臣等管見，以為拜孔子，敬其為人師範，並非求福祈聰明爵祿而拜也。祭祀祖先，出於愛親之義，依儒禮亦無求佑之說，惟盡孝思之念而已。雖設立祖先之牌位，非謂祖先之魂在木牌位之上，不過抒子孫報本追遠如在之意耳。至於郊天之禮典，非祭蒼蒼有形之天，乃祭天地萬物根原主宰，即孔子所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有時不稱上帝，而稱天者，猶如主上不曰主上，而曰陛下、曰朝廷之類，雖名稱不同，其實一也。前蒙皇上所賜匾額，親書“敬天”之字，正是此意。遠臣等鄙見，以此答之，但緣關係中國風俗，不敢私寄，恭請睿鑑，訓誨遠臣等，不勝惶悚待命之至。［36］

他們把自己的觀點送給康熙，請求皇帝宣告敬孔敬祖的意義，其目的顯然是為了尋求朝廷的支援，從政治和社會方面使祭孔祭祖合法化。在這之前的11月19日，他們先向滿族官員、武英殿總監造赫世亨提交了一份請求書。［37］在見到耶穌會士有關中國禮儀的意見之後，康熙作了批示：“這所寫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君親敬師長者，系天下通義，這就是無可改處。”［38］明確表示同意耶穌會士的看法。1701年，這份文字被譯成拉丁文，題為Breuis relatio，在北京印刷後寄回歐洲。［39］

Breuis relatio

耶穌會士認為，康熙皇帝的批示有助於拋棄無神論觀點，將是上帝存在的有效說教，可能對異教徒、許多官員、大部分文人和廣大人民的思想帶來影響。［40］於是耶穌會士把這一批示，由四條不同的路線寄往羅馬，其用意顯而易見，是為了在羅馬開會時，能夠提供更多中國人有關禮儀的看法，以說服教廷，反駁巴黎外方傳教會、多明我會的攻擊，而康熙作為清朝國君，一言九鼎，更具說服力。

為了在“禮儀之爭”中取得更有利的地位，耶穌會士不僅請出了康熙皇帝，閔明我等人還把自己的闡述送給清廷高官與文人，請他們發表意見，並在各地多方取證，以便送達羅馬。這些人就有宛平王熙（1628—1703）、桐城張英（1638—1708）、長洲韓菼（1637—1704）、闕里孔毓圻、閩中林文英、嘉定孫致彌（1642—1709）、淮陰吳晟、山陽李鎧、枚裡劉愈等人，［41］他們都發表了簡短的意見，並被分別單獨成冊，寄回歐洲。［42］他們對閔明我的看法全表贊同，內容大同小異，如孫致彌、韓菼、吳晟、李鎧分別寫道：

泰西諸先生為修身事天之學，不遠九萬里來覲聖天子之光，其國固多好學深思之士，以中國祭禮為問，而諸先生答之，如此非博綜儒籍，深識古聖人制作之原者安能發明親切至此？且恭奉溫綸，使敬天之典，在三之誼，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中國聖人之大道始得遍被於五大洲諸邦，豈非開闢以來未見未聞之盛事哉？嘉定孫致彌拜識。

欽惟我皇上御極以來，文教誕敷，聲訖海外，西洋諸先生挾歷數之學來遊中國，習見夫日用常行之道，如郊社祭祀奉先尊師數大典，罔弗默識心融。今閱其所答國人書，獨能體會前聖製作之遺意，允協典籍之奧蘊，以昭示後學，吾道之修明實有賴焉。爰綴數言，用志盛事，且舉手加額，為聖天子化成之慶。長洲韓菼題。

聖道之大，如日月昭天，江河行地，不以疆域而限，質之東西朔南，此心此理同也。一自好學者闡明奧義，遂使經緯燦然，源流畢貫。今觀西洋閔先生答國人典禮一書，於崇聖祀天之理，獨能推見本原，絕去郛廓，可不謂醇儒乎？我國家文教之盛，誕敷海外，不獨西洋為然，重譯嚮慕，胥率俾於光天之化，是書其風聲之一也。淮陰吳晟。

觀西洋諸先生答國人問典禮一書，於敬聖人祀天祖之理，何其洞見精微，一軌於正也，上請於朝，俞旨是之，從此流傳海外，學者皆知所遵守，益慕義向風，以沐浴於同文之化，是書實為之權輿也已。山陽李鎧。［43］

這些文人無疑對天主教懷有一定好感，他們或是高官，或是教徒，大多來自江南地區。如王熙與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有來往，撰有“祭治理曆法南敦伯文”；［44］韓菼是禮部尚書，1703年曾為白晉（Joachim Bouvet， 1656—1730）的《天學本義》（《古今敬天鑑》）寫序；［45］孫致彌是孫元化之孫，也是徐光啟之孫徐爾斗的女婿。［46］並且這些同情西學的人之間關係密切，如王熙和韓菼、孫致彌有師生之誼，關係非同一般。耶穌會士選擇這些文人作為取證物件，用意昭然若揭。

三、“誓狀”：江南教徒對祭祖、祭孔的看法

除了上述高官文人之外，耶穌會士取證的物件還包括哪些人？他們的身份如何？透過對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所藏檔案的統計，發現取證主要集中在江蘇（蘇州、江寧、松江、常熟）、江西（贛州、南昌）、湖南（湘潭、衡陽）、福建、北京等天主教傳教中心，物件大多是教徒，多任教職（如縣學教諭），或任知府、知縣，其中有一人是進士、舉人，有一些則是監生和生員。

江南教徒就祭祖、祭孔問題發表自己的看法的這些證詞，亦稱“誓狀”。合寫“誓狀”的有：江寧府教徒劉巴臘斯、姚斯德望等，蘇州府教末呂方濟各等，蘇州府太倉州教末徐若翰等，蘇州府常熟縣教末任本篤等，松江府並嘉定縣奉教縉紳士宦孫致彌等，松江府上海縣奉教士民艾類思等。此外，蘇州府太倉州處士朱國楨、盛守謙、王長世、徐人龍各寫了《敬天說》，蘇州府常熟縣吳登、任晟和江南徽州府休寧縣王憲吉也就禮儀發表了看法。其中任晟出生於信教之家，其父任叔良在崇禎十一年（1638）即由義大利傳教士畢方濟（Francisco Sambiasi， 1582—1649）受洗，與魯日滿也多有來往。［47］

這些誓狀中，最為重要的一份是“松江府並嘉定縣奉教縉紳士宦”所寫，原文如下：［48］

大清國江南松江府並嘉定縣奉教縉紳士宦孫、許、姚、馮等泣血公同花押，具奏羅瑪大教宗教皇暨各會司教尊官，俯垂公鑑中土敬天、孔子、祖先此三端。孫彌額爾等在教守教規，匪敢有不合於聖教，自誤以誤人，所關身後審判重大，於天主臺前及聖爾公會行教於中國百三十五年，人靈之要，仰望大教宗明察主持，非可因九萬里之遙不得航海面瀆，以致誤聽訛傳，以受疑陷。今舉國凡教下者人心皇皇，竊恐有負天主耶穌遣宗徒普地傳教之慈愛，不得不瀝血寫書上奏，恭惟大教宗澄霧賜允。

一、中國古書稱天稱上帝，宋儒曾解上帝天之主宰也。天之一字加敬畏事三字者，古書明明指著其中之主宰，非塊然蒼蒼天也，特以誓證。

二、孔子生中國之魯邦，春秋時人也。謂其明先王之道，而作師表。後之者先師稱之，自王侯士庶無不誦其書，知敬天愛人齊家治國之訓。春秋釋奠惟官師諸生從事於此，庶眾男女概不入其廟，並無求福求聰明之說，特以誓證。

三、祖先凡人莫不受形於父母，木本水源之思，萬國王侯士庶誰則無之？故春風秋露子孫不忘，如在祀之，並無仰冀神格來享，所設牌位亦無神棲之說，特以誓證。

大清康熙四十一年九月十五日（1702。11。4）公書花押具奏。

翰林院大主考孫彌額爾

候補主事許巴相

候選中行評博許方濟各

掛選州同汪方濟各

候選訓道姚斯德望

候選學正許奧我斯定

候選訓道馮依納爵

監生許多明我、許依納爵、張伯多祿、李保祿、孫若望、許依納爵、莊瑪諾、李多默、姚西滿、莊伯多祿

生員許伯爾納多、許類思、馮安當、馮方濟各、何儒略、李安當、吳伯多祿、莊依納爵、邱依納爵、張盎博羅削、桂依納爵、張安德肋、陳雅各伯、張尼各老、方伯多祿、吳彌額爾。

這裡的“翰林院大主考孫彌額爾”也就是孫致彌。此外，劉巴臘斯和其他江寧教徒在康熙四十一年八月十六日寫下《江寧府教中公同誓狀》，請求教皇允許中國人使用“天”“上帝”來指God，不應該禁止祭孔、祭祖，全文如下：［49］

大清國江南府教末劉巴臘斯、姚斯德望等呈為似非實是，懇祈轉達教皇，以安聖教，以救中國萬姓靈魂事。竊前年有福建主教曾以中國拜孔子、供祖宗牌位並載籍中稱天、稱上帝、稱造物、稱真宰等與本地方教友辨論，因教友不甚明白正理，誤對以有妨聖教，以致福建主教呈與教皇及管聖教衙門，疑惑中邦進教行邪。殊不知中國所以拜孔子者，以孔子當日嚴邪正之辨，謹義利之防，本誠意正心之學，為中華萬世之師，故敬之重之，非拜之以邀福，與佛、菩薩等也。至供祖宗牌位，亦止為父母已亡，音容不見，供此牌位，如或見之，乃孝敬父母，事死如生之意，若目為邪，則是父母可不必思念，不孝敬甚矣，天下有是理乎？若夫載籍之稱天、稱上帝、稱造物、稱真宰，其意義總是指一天主，因上古之世，天教未入中國，故有此異名，然實無妨聖教，今若以此三件為異端，則中國之人反疑聖教為無禮無義，扞格不行矣。不幾負神父梯航行教之至意，棄中國萬姓靈魂於魔鬼乎？今巴臘斯、斯德望等懇祈教皇頒行中國，請勿禁止此三件。且願立誓，於吾主耶穌審判時明證此事，想天主知巴臘斯、斯德望等實無他意，無非為中國萬姓靈魂起見。倘屬妄證，願甘譴責，有此連名上呈。

康熙四十一年八月十六日（1702。10。7）。

耶穌會士原任欽天監左監副加二級劉巴臘斯、候補訓導姚斯德望

候補訓導馮依納爵、候補學正許奧吾斯定、候補中行評博許方濟各

監生許多明我、監生許依納爵、監生張伯多祿

監生許安多尼、生員許伯爾納鐸、生員馮安當

生員馮方濟各、生員徐若望、生員徐雅俊多

生員許類思、生員徐依仁諾、生員徐安當

生員徐若瑟、生員徐巴相、生員艾伯多祿

這裡提到的劉巴臘斯即指劉蘊德，湖廣巴陵（岳陽）人，是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的學生，曾參加多部天文著作的編纂，後來跟南懷仁學習，幫助編纂星圖。他並非出自信教家族，透過和南懷仁經常接觸而奉教受洗，取教名巴臘斯（Blaise Verbiest， 1628—1707）。從清代官方曆書看，他先後被任命為主簿、右監副，1677年升為左監副，掌握欽天監的實權。1684年入耶穌會，1688年8月1日，與吳歷、萬其淵一起，由羅文炤主教祝聖為神父。在欽天監工作時，他熱心教會事務，1680年在福州期間曾給著名天主教徒李九功的《文行粹抄》寫序。1690年，他不僅在南京和湖廣，也在廣州停留了一段時間。1692—1701年，他時在上海，時在南京傳教。［50］

耶穌會士之所以請文人、官員和教徒作證，無疑是要利用他們的道德文章、社會地位和威望，向羅馬教廷說明祭孔、祭祖等禮儀並非迷信。那麼，有哪些耶穌會士參與了取證工作？這些證詞又是如何達到羅馬的呢？

從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所藏證詞來看，1702年是“禮儀之爭”關鍵的一年。在此前後，閔明我、白晉、張誠（Jean-François Gerbillon， 1654—1707）、蘇霖（José Soares， 1656—1736）、雷孝思（Jean-Baptiste Régis， 1663—1738）、傅聖澤（Jean-François Foucquet， 1665—1741）、湯尚賢（Pierre Vincent de Tartre， 1669—1724）、戈維理（Pierre de Goville， 1668—1758）、聶崇正（若翰， Jean Noelas， 1669—1740）、顧鐸澤（Etienne-Guillaume Le Couteulx， 1667—1731）等耶穌會士分別在北京、福建、江西參與了取證。

安多在1701—1704年間擔任耶穌會中國副省會長之職，負責教會事務，在禮儀之爭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相當多的檔案上面都有他的簽名。為使教廷瞭解中國文人對禮儀之爭的看法，1702年底，安多在“誓狀”上簽名之後，寄往澳門，再由澳門主教嘉素（João de Casal， 1641—1735）簽名後寄至羅馬。1704年，許多“誓狀”到達羅馬，其中一些上有衛方濟（François Noël， 1651—1729）和龐嘉賓（Kaspar Castner， 1665—1709）在羅馬的簽名，［51］有些誓狀可能是經由他們之手譯成拉丁文，［52］他們作為耶穌會的代表，力圖把中國教徒的觀點轉呈教廷。除安多之外，耶穌會士（如傅聖澤）也寫信給耶穌會總會長，談到這些“誓狀”。此外，南京主教羅歷山（Alessandro Cicero， 1639—1703）負責江南的天主教事務，［53］也參與了取證工作，有些“誓狀”上有他的簽名。在1704年11月教皇釋出敕諭之前，這批“誓狀”應該已經到達羅馬，並在羅馬引起了轟動。隨法國巴黎外方傳教會主教梁弘任（Artus de Lionne， 1655—1713）到羅馬的福建人黃嘉略，在1705年的日記中即提及耶穌會士在中國的取證問題：“有聞耶穌會神父雲：中國五千進士、十二千庠生，俱證彼會所云者皆真。此信傳於羅馬京城通知，真可嘆哉！”［54］這些訊息應該來自剛從中國返回羅馬的耶穌會士衛方濟等人。黃嘉略在羅馬期間，除和梁弘任密切接觸，還與方濟各會余天民主教頻繁交往，也見到了衛方濟神父。［55］從黃嘉略與他們的交往密切程度和日記的行文口氣看，在對待禮儀之爭問題上，他應該是站在巴黎外方傳教會一邊，維護禁止祭祖、祭孔的立場。

餘論

康熙時代中國天主教發展經歷了幾個重要的階段，17世紀60年代，楊光先挑起了反教案，雖然影響了天主教的一時傳播，但是江南一帶的教會仍然有所發展。1692年寬容詔釋出，到了1702年前後，“禮儀之爭”達到高潮，教皇派遣特使多羅（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 1668—1710）來華，導致了清廷和羅馬教廷的嚴重衝突，使得傳教士在中國的處境日益艱難，沒有領票的甚至被逐至澳門。

從1697年教廷開始調查顏璫的敕令，到1704年11月20日教皇克萊門十一世釋出敕諭，在此期間，為了與巴黎外方傳教會等相對抗，耶穌會士也多方努力。耶穌會士和皇帝、文人和教徒的互動，現存檔案即有生動反映。康熙皇帝對禮儀所發表的評論，顯然是對耶穌會士的最大支援；一些文人和部閣大臣仿效皇帝之例，對耶穌會士的看法發表評論，無疑有助於提高天主教在中國的地位。但是皇帝、文人及教徒的參與，其結果適得其反，［56］並未能改變教廷對禮儀的態度。1715年，教皇釋出《自登基之日》（Ex illa die）敕諭，禁止祭祖、祭孔禮儀。

中國教徒經歷這場鉅變，宗教及日常生活都不免波及。我們看到的是他們其中的一部分人應耶穌會士之請參與了“誓狀”的寫作。目前所見證詞多為江南一帶教徒所寫，反映出他們對“禮儀之爭”的關切，及其對禁止祭祖、祭孔的擔憂。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證詞涉及的不乏吳歷的同鄉同裡，同僚同儕，以及教友弟子，但目前並未見到有關吳曆本人的材料。吳歷經歷明清鼎革鉅變，身處江南地區並且一直熱心教務，見證了康熙時代天主教的發展，“禮儀之爭”高潮時仍然健在。而我們所知的吳歷和傳教士的來往，大致始於1676年之後，［57］而集中於17世紀80年代。1702年前後，吳歷確實年事已高，已逾古稀，但離他去世尚有十餘年，以他對教會的熱心程度為什麼沒有參與當時教徒的活動？也許是由於他身體狀況不佳，對於“禮儀之爭”未發表意見，但是這沉默依然出人意料。結合其他史料，也許我們可以提出懷疑，這些誓狀證詞是否能夠代表全體江南教徒的意見？本文在此只是想從一個側面展示1702年之前江南士人和教徒的社會和宗教活動，［58］希冀此項研究能推進對江南傳教史，乃至教廷特使來華之後中國天主教史的認識。

另外一點需要指出的是，我們在研究中發現，江南和福建的一些教徒（相公）跟隨天主教神父，為傳道服務，其流動範圍非常之大。如為巴黎外方傳教會服務的“江左汪良斌”，曾隨教廷特使多羅到廣州、澳門。有意思的是，朝鮮燕行使的記載中也有與相公交往的記載，如在康熙五十九年，朝鮮人李器之（1690—1722）在北京期間，到教堂拜見了耶穌會士，在與戴進賢（Ignaz Kögler， 1680—1746）的談話中，杭州人奉教天文學家、春官正孫爾蕙居間溝通，詳細討論了天文學問題。李器之還提到“天主堂三處皆有浙江貢生，以通筆舌，”其中在北堂擔任相公的是來自杭州的教徒楊達，曾與張星曜等人合寫了一部頌揚天主教的著作，名叫《欽命傳教約述》。［59］這批相公，不僅宣揚教義，與教徒溝通，還為傳教士代筆捉刀，翻譯天主教著作，對於這批人在中西文化交流和傳教活動中產生的影響以及作出的貢獻，仍有待更深入研究。

註釋

［1］1997年春，筆者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發現了一批1702年中國教徒的誓狀，隨即對教徒在“禮儀之爭”的角色進行了研究。1998年夏，在比利時魯汶南懷仁基金會（Verbiest Foundation）主辦的中西關係史國際會議，以及2001年北京舉辦的“相遇與對話：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均發表了奉教天文學家與“禮儀之爭”的成果，引起了與會者的興趣與關注。2003年11月，在澳門利氏學社舉辦的“文化、藝術、宗教：吳歷（1632—1718）及其心路”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提交了“江南地區的天主教徒及其活動（1669—1702）：基於檔案資料的新研究”一文，英文譯稿以“Catholics in Regions South of the Yangzi River （1669-1702）”為題，發表在Culture， Art， Religion： Wu Li （1632-1718） and His Inner Journey（文化、藝術、宗教：吳歷（1632-1718）及其心路）（Macau Ricci Institute， 2006， pp。129-143）一書。2004年、2006年、2007年，應邀分別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華中師範大學作了題為“1702年：中國禮儀之爭關鍵的一年”的報告。發表的成果有“The Role of the Directorate of Astronomy in the Catholic Mission during the Qing Period，” in N。 Golvers， The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in the Verbiest Era： Some Aspects of the Missionary Approach。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85-95；“Science and Belief： Christian Astronomers in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Ex-Change， No。8 （2003）， pp。18-22；《奉教天文學家與“禮儀之爭”（1700—1702）》，載《相遇與對話：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381—399頁；繁體字本見Wu Xiaoxin ed。， Encounters and Dialogues： Changing Perspectives on Chinese-Western Exchanges from the Six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2005， pp。197-209。此後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依據相同的資料進行了進一步研究，見其Chinese Voices in the Rites Controversy。 Rome：Institut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2012。

［2］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56頁。

［3］A。 M。 Colombel，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Shanghai： T‘ou-sè-wè， ca。1900， Deuxime partie， p。269。

［4］關於魯日滿和江南的傳教，參見Noël Golvers， François de Rougemont； S。 J。， Missionary in Ch’ang-Shu （Chiang-Nan）： A Study of the Account Book （1674–1676） and the Elogium。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1999。

［5］《崇正必辯》，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BnF）東方手稿部，藏書號Courant 5002。

［6］A。 M。 Colombel，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u Kiang-nan。 Shanghai：T’ou-sè-wè， ca。1900， Deuxime partie， pp。378-79。

［7］何世貞：《許嘉祿傳》，BnF，Courant 1022。

［8］方豪根據羅文炤主教的信，認為吳歷自幼受洗。

［9］萬其淵，江西建昌人，1676年在杭州加入耶穌會，在殷鐸澤指導下學習，讀完神學後，1680在上海、1684年在南京和淮安擔任傳教員工作。

［10］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203頁。

［11］關於吳歷的研究，參見陳垣：《吳漁山先生年譜》，北平：輔仁大學，1937年；周康燮主編：《吳漁山研究論集》，存萃學社編集，1971年；章文欽：《從儒學到天學》，載林宗澤主編《華夏文明與西方世界》，香港：博士苑出版社，2003年，第123—144頁；Lin Xiaoping， Wu Li （1632-1718）： His Life， His Paintings。 Lanham：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1；章文欽：《吳漁山及其華化天學》，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12］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236頁。

［13］羅馬耶穌會檔案館（ARSI）藏，Jap。 Sin。166，fol。432-433，同頁有安多（Antoine Thomas，1644—1709）1701年11月3日北京證詞及耶穌會紅章。fol。428，有1701年12月10日耶穌會視察員潘國良（Emanuele Laurifice，1646-1703）杭州證詞，以上中文檔案該是他寄的。

［14］ARSI， Jap。 Sin。166，fol。435，有安多1701年11月3日手跡。

［15］ARSI， Jap。 Sin。166，fol。437，有安多1701年11月3日手跡。關於吳歷等人發現衛匡國屍體的新史料，筆者曾在澳門利氏學社主辦的“文化、藝術、宗教：吳歷（1632-1718）及其心路”國際會議（2003年11月27-29日）上提交“江南地區的天主教徒及其活動（1669—1702）：基於檔案資料的新研究”一文，予以披露，參見上引“Catholics in Regions South of the Yangzi River （1669-1702）”一文。章文欽先生據筆者提供的材料，在《吳漁山及其華化天學》一書中也有討論（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111—113頁）。

［16］杭州教徒張星曜是耶穌會士的相公，著有《天儒同異考》等書，與吳歷也應該有來往。

［17］Joseph Dehergne， Répertoire des Jésuites de Chine de 1552 à 1800。 Rome： Institut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1973， p。130。魯日孟1667年到菲律賓，1678年底到廈門，1679—1680年間在常熟、常州，1679年亦在杭州。

［18］《泰西殷覺斯先生行略》，BnF，Courant 1096。收入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杜鼎克（Ad Dudink）、蒙曦（Nathalie Monnet）編：《法國國家圖書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12冊，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9年。

［19］《泰西殷覺斯先生行略》，BnF，Courant 1096。

［20］《泰西殷覺斯先生行略》，BnF，Courant 1096。

［21］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144—162頁。

［22］ARSI， Jap。 Sin。157 （Testimonia Imperatoris et Doctorum circa Ritus 1700-1705），fol。3-4。羅文炤（Gregorio Lopez），以前多誤作羅文藻，生卒年也多有爭議。據此墓碑，可知他生於1617年10月18日，卒於1691年2月27日。1997年春，筆者訪問羅馬時發現此一碑文文字。

［23］馬希諾即馬喜諾，葉崇孝即葉尊孝，林漢默即林養默，利安定實為方濟各會會士，感謝杜鼎克博士的提示。

［24］Georges Mensaert， Fortunato and Antonio Sisto Rosso eds。， Sinica Franciscana。 vol。6， Quaracchi： Collegium S。 Bonaventurae， 1961， pp。3-18。感謝杜鼎克博士告知此一資訊。

［25］BAV，Borg。 cinese 516（5）。羅日藻洗名Joseph Lopez，餘大神父指方濟各會主教余天民。

［26］Anastasius van den Wyngaert ed。， Sinica Franciscana。 vol。4， Quaracchi： Collegium S。 Bonaventurae， 1942， p。529。感謝杜鼎克博士告知此一資訊。

［27］以《新旨通行》之名正式刊出，全文參見韓琦、吳旻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種）》，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185頁。

［28］Charles Le Gobien， Histoire de l’Edit de l’Empereur de la Chine en faveur de la Religion Chrétienne： avec une éclaircissement sur les honneurs que les Chinois rendent à Confucius & aux morts。 Paris， 1698。

［29］何文豪、張星曜、楊達：《昭代欽崇天教至華敘略》，Jap。 Sin。150，Ritus Sinici Liturgica 1622-1708，fol。 454-465。

［30］顏璫1687年起任福建宗座代牧。參見Caludia von Collani， “Charles Maigrot‘s Role in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in D。 E。 Mungello ed。，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Its History and Meaning。 Nettetal： Steyler Verlag， 1994。 pp。149-183。

［31］100 Roman Documents concerning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1645-1941）。 Translations by Donald F。 St。 Sure， Edited with introductions and summaries by Ray R。 Noll， San Francisco： The Ricci Institute for Chinese-Western Cultural History， 1992， pp。9-10。

［32］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臺中：光啟出版社，1961年，第96頁。

［33］100 Roman Documents， p。11。

［34］George Minamiki，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from Its Beginning to Modern Times。 Chicago： Loyola University Press， 1985， p。43。

［35］Jospeh Dehergne， “L’exposé des jésuites de Pékin sur les cultes des ancêtres présentés à l‘empereur K’ang-Hi en novembre 1700，” Actes du IIe Colloque international de Sinologie。 Chantilly 1977 （Paris， 1980）， p。204。

［36］Breuis relatio eorum， quae spectant ad declarationem Sinarum Imperatoris Kam Hi circa Coeli， Cumfucij， et Auoru cultu， datam anno 1700。 Reprinted in Tokyo， 1977。 此書原刊本歐洲不少檔案館仍有收藏，此書有英文版，1703年倫敦出版，題為A short account of the declaration given by the Chinese Emperor Kam Hi in the year 1700。參見Paul Pelliot， “La Brevis Relatio，” T’oung Pao。 Vol。23， No。5， 1924， pp。355-372。羅麗達：《一篇有關康熙朝耶穌會士禮儀之爭的滿文文獻》，《歷史檔案》1994年第1期，第94—97頁。

［37］同上引Joseph Dehergne文，p。201。

［38］Breuis relatio一書。

［39］韓琦：《奉教天文學家與“禮儀之爭”（1700—1702）》，《相遇與對話：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第381—399頁。

［40］Dehergne。 op。cit。， p。 205。

［41］孔毓圻是衍聖公，孔子後裔，來自山東曲阜，在康熙時代名聲顯赫。林文英，福建侯官人，康熙戊辰（1688）進士。淮陰吳晟，康熙壬戌（1682）進士，翰林院編修。李鎧，江南山陽人，順治辛丑（1661）科進士，知縣，好理學，曾入博學宏詞科，官翰林院編修，有《讀書雜述》存世。劉愈，康熙壬戌（1682）進士。參見上引韓琦《奉教天文學家與“禮儀之爭”（1700—1702）》一文，第381—399頁；Han Qi， “Catholics in Regions South of the Yangzi River （1669-1702），” in Culture， Art， Religion： Wu Li （1632-1718） and His Inner Journey。 Macao： Macau Ricci Institute， 2006， pp。129-143。

［42］此冊上有1702年10月3日比利時耶穌會士安多的手跡，並蓋有耶穌會中國副省的紅印，因安多1702年任副省會長之職。小冊子上尚有1703年1月22日澳門主教收到此件後的手跡。因此這一小冊子是由安多寄往澳門，再由澳門寄回羅馬耶穌會總部。

［43］ARSI， Jap。 Sin。157，fol。26-30；Jap。 Sin。160，fol。104-109。

［44］參見韓琦、吳旻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種）》，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413-414頁。王熙是王崇簡（1602-1678）之子，王崇簡與湯若望有唱和。

［45］韓琦：《張星曜與〈欽命傳教約述〉》（Zhang Xingyao and the Collected Discussions on the Imperial Decrees concerning the Missionaries），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 XXII （2000）， pp。1-10。

［46］孫致彌，字愷似，號松坪，嘉定人，曾任翰林院侍讀學士，著有《杕左堂集》，與吳歷應該有往來。

［47］任晟《先考叔良任公行述》（康熙二年三月十六，1663。4。23），Jap。 Sin。112，fol。160-161，背面有拉丁文。陳綸緒（Albert Chan）神父將常熟的任晟誤作福建將樂的丘晟，參見《羅馬耶穌會檔案處藏漢和圖書文獻目錄提要》（Chinese Books and Documents in the Jesuit Archives in Rome：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Japonica-Sinica I-IV。 M。 E。 Sharpe， 2002， pp。47-48）。國內研究禮儀之爭的學者也沿襲此誤。

［48］ARSI， Jap。 Sin。 160，fol。112-114。人名後有花押。

［49］ARSI，Jap。 Sin。160，Originalia Testimoniorum Sinicorum 1704，fol。116-117，1702年10月7日。誓狀上有南京主教羅歷山的簽名。有拉丁文譯本，上有羅歷山手跡。衛方濟、龐嘉賓收於羅馬。

［50］參見上引《奉教天文學家與“禮儀之爭”（1700—1702）》一文。

［51］羅馬耶穌會檔案館有些誓狀上有他們倆個人的手跡，可以為證。據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臺中：光啟出版社，1961年，第99頁），教皇克萊門十一世曾建議耶穌會士派代表到羅馬，因此衛方濟、龐嘉賓於1702年12月30日抵羅馬。1704年，耶穌會士從北京接到許多文據，閔明我等人請欽天監官員所寫的誓狀，即是這一年到達羅馬。

［52］為了更好地向教廷解釋，在京的耶穌會士和衛方濟等人參與了誓狀的翻譯工作。

［53］羅歷山，字登庸，“泰西意大里亞國之谷穆府人也。胄演帝室，領袖西泰，岐㠜天成，日月為姿，未弱冠，而志超群倫。年十六而進會耶穌，宅心窮理盡性之學，傍通格致象緯之奧。二十四歲，始登進士，授司鐸尊品，天工人代，躬膺大祭。康熙庚申傳教中國，先抵粵東，繼巡小西，服勤數載，返棹澳門。三十年辛未，欽奉聖旨，召取入都，供事御前，德才既展於經綸，聲名揚溢乎中國，勞謙藎萃，殊恩寵錫。三十五年，採薪抱，復奉俞命，養痾秣陵，旋晉秩司教，行堅振聖事，詎非天主篤生而帝心簡在者乎？……躬巡各堂，耳提面命，歷艱諸試，寒暑備嘗，致沾河魚之患，罔奏勿藥之喜，癸酉仲冬之望，沒於金陵之昭事堂寢。十有二月朔，謹擇聚寶門外雨花臺麓之原，奉之以葬。”郭廷裳《南京羅主教神道碑記》，BnF，Courant 4935。

［54］參見黃嘉略羅馬日記，BnF，Fr。 n。 a。 8976。

［55］參見許明龍：《黃嘉略與早期法國漢學》，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56］同上引Minamiki書，p。 42。

［57］1676年，吳歷和魯日滿曾有往來，參見N。 Golvers， François de Rougemont； S。 J。， Missionary in Ch‘ang-Shu （Chiang-Nan）。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279， 208， 284。

［58］教廷特使來華後，江浙一帶的教徒也多有反映，參見韓琦：《張星曜與〈欽命傳教約述〉》（Zhang Xingyao and the Collected Discussions on the Imperial Decrees concerning the Missionaries），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 XXII（2000）， pp。1-10。

［59］韓琦：《通天之學：耶穌會士和天文學在中國的傳播》，北京：三聯書店，2018年，第21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