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真名士自風流”到底是什麼鬼?帶你揭秘魏晉名士傳統

什麼叫黨錮之禍

說到中國古代的名士傳統，我們大家最先想到的大概是魏晉風度吧，的確，作為名士傳統的核心部分，魏晉風度對中國古代士人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然而魏晉時期既不是名士傳統的起點，也不是名士傳統的終端。早在東漢時期，名士的稱號即已出現。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五“東漢尚名節”條雲：“馴至東漢，其風益盛。蓋當時薦舉徵辟，必採名譽，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

此時的名士與士大夫還沒有明顯的分別。直到東漢後期，大一統的中央集權逐漸崩潰瓦解，儒家思想的獨尊地位日益動搖，名士開始從士大夫階層中分離出來，成為一個特殊的群體。范曄的《後漢書》將漢末名士大致分成三類：方術名士、黨人名士與獨行名士。這三類名士的出現，大抵可視為後來魏晉時期名士風度中追求的新價值體系的濫觴。

魏晉時期是名士群體獲得極大發展的時期，不僅政治地位提高，而且在文學、藝術諸領域也取得了相當高的成就。東晉袁宏的《名士傳》將魏晉名士分為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以及中朝名士，其中正始名士與竹林名士在我國古代名士傳統中的地位極為重要，他們不僅是魏晉風度的真正開創者，更是後世士大夫們爭相追慕效仿的物件，尤其是竹林七賢，受到後世的高度讚揚，宋顏延年曾作《五君詠》稱頌竹林七賢中的阮籍、嵇康、劉伶、阮咸、向秀；梁沈約曾作《七賢論》，對竹林七賢大加稱讚。發展到南朝時，就連民間墓室的畫像磚中也可見到竹林七賢的風姿。可見名士傳統發展到南朝時仍是綿延不絕。

明代洪應在《菜根譚》中有這樣一句話：“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阮籍與嵇康作為魏晉名士的典型代表，與之前漢末名士相比，在思想精神方面已有極大的不同了。漢末名士重名教，精神是儒家的；阮籍、嵇康反名教，精神是道家的。為何會發生如此大的轉變？按照湯用彤先生在其《魏晉玄學論稿》中的分析，大概有這樣幾個方面，首先是文化方面，儒家思想在逐漸衰微，老莊道家思想興起。

其次是統治階級方面，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並非出身世家大族，對世家大族所講求的名教不甚提倡甚至反對名教，這一點從曹氏對漢末名士的壓迫上即可看出，在曹氏當權時期，名士中遇難者竟達數百，荀彧、魏諷等人皆因此而亡，於是名士群體漸漸消沉。再次是政治局面所致，名士目睹了新朝廷的黑暗與腐敗，大多更傾向於舊主，與新朝廷不合作者有如嵇康所言“不須作小小卑恭也”。

魏晉時期的一個重要歷史特徵是頻繁的朝代更迭，政治環境十分複雜。當時的門閥士族不可避免地捲進政治鬥爭中，無數名士慘遭殺戮。“常畏大網羅，憂禍一旦並”是名士們此時真實的心境，雖身處富貴卻不得安樂，殘酷的政權爭奪將他們推向心懷憂禍的境地，於是“憂生之嗟”在魏晉名士中顯得更為嚴肅。由於這種對人生無常的憂慮與恐懼，使他們無論是迎合當權者以保全生命，還是寄身山水、逍遙世外，在情感上總是難以擺脫那種複雜矛盾的狀態，在他們灑脫放浪、蔑視禮法的外表下，掩藏著一顆因執著人生而異常痛苦的內心。阮籍就是此類名士的典型代表。

阮籍是一位在生活中越禮縱情、輕時傲世的“真名士”，《晉書·阮籍傳》說他“居喪廢禮，飲酒食肉，而有毀容。違禮與嫂通問，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輩設也？’又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又說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發，裸袒箕踞。”可是，“別看傳說中他作為竹林名士是那麼放浪瀟灑，其內心的衝突痛苦是異常深沉的”阮籍內心的痛苦，不僅來源於“憂生之嗟”，更來源於他對名教的反叛。阮籍認為，那些“禮法君子”所謂的“名教”，已經異化成為統治者暴力專制的工具。

漢末時名教的異化十分嚴重，已變成當權者藉以打擊異己、殘酷鎮壓清流的工具，已毫無理性可言。漢末時頻繁的“黨錮之禍”便是佐證。而李元禮“（膺）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也從側面反映出當時名教異化程度之深。既然現實中的君臣名分已“外易其形，內隱其情，懷欲以求多，詐偽以要名。已經到了“竭天地萬物之至，以奉聲色無窮之慾”的地步，於是阮籍憤怒地批判這種名教的虛偽性：“汝君子之禮法，誠天下殘賊、危亂，死亡之術耳！”在竹林名士中，李白很是仰慕阮籍的為人。

阮籍生逢亂世，不肯向權貴折腰，表面縱酒狂放，而內心卻是對統治者採取蔑視的態度，他的灑脫不羈、笑傲世俗的風度令李白十分仰慕。李白有一首《梁園吟》，作於他從朝廷中被排擠出來之時，李白滿懷失意與憤懣的心緒來到梁園，不免令他懷念起阮籍：“卻憶蓬池阮公詠，因吟淥水揚洪波。”因為阮籍也曾來過樑園：“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淥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李白詩中的“阮公詠”，指的就是阮籍的這首《詠懷》詩。

嵇康作為魏晉時期有名的大名士，以其特立獨行的行事風格以及超邁時賢的思想，成為我國人文史上的一個不朽的存在。在行事風格上，嵇康“彈琴詠詩，自足於懷”、“嘗採藥遊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在思想精神層面，嵇康“有奇才，遠邁不群。”他那奇特新穎的思想不僅是自己的情感傾向與審美意識的體現，更代表著他的精神理想，甚至涉及他對傳統文化以及正統名教的執著。嵇康與阮籍一樣痛恨當時“禮法君子”所謂的“名教”，在對名教與自然相統一這一點上，他甚至比阮籍有更強烈的願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