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的專制社會中，唯有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活得最像個人

說起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人們常常會用窮酸文人這個詞。這是為什麼呢？還不是因為階級上升的途徑太少了，想要從一個屌絲逆襲成功，走上人生巔峰是基本沒戲的。

但窮歸窮，也要窮的有志氣。曾有這麼一段時期，文人個性高揚，不拘禮法，不啻為幾千年專制社會的一抹光輝，它讓文人擺脫了奴性，有了個體獨立意識，讓後世文人在不得志之時，有了精神的歸宿，人們稱之為“魏晉風骨”。

說起中國的文人，真的是一個矛盾的複合產物，孟老夫子曾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說大人則藐之，忽視其巍巍然”。這說明在孟老夫子那裡極其重視文人的風骨，不，與其說是文人不如說是士，這還是有很大的區別的，可惜自秦漢以後，士這一階層便消失了。老夫子可能一生總不太得志吧，所以有了一絲仇富、仇官心裡。他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讀罷真是令人痛快，不愧是大丈夫之言！難怪孟子在此後的一千年如石沉大海，直到宋代才重回人們的視野，被列為《四書》之一；難怪朱皇帝讀罷《孟子》後大怒，說：“使此老生於世，寧得免乎？”。哈哈，難怪重八會生氣！你這老頭子，竟敢在這裡大放厥詞，把我老朱還放在眼裡嗎？

但是後來呢？一批沒骨氣的讀書人，為了做官就出賣了自己的靈魂、出賣了自己的理想。儒學本來是反對君主專制的，強調君臣之間的對等關係。但是被這批傢伙為了錢、為了權弄成了皇帝的遮羞布！如果真的按聖人的話來行政，那麼古代何以會有那麼多的“獨夫”、“民賊”？顯而易見，知識分子們在“大棒加胡蘿蔔”的政策下噤若寒蟬，“學好文武藝，貨於帝王家”，“食君之祿，擔君之憂”，知識分子們參與政治不過是報答君王之恩罷了！但是可曾想過，你們食的是誰的祿，在為誰辦事？你們食的是百姓之祿，可是非但不為百姓擔憂，反而剝削、壓榨他們，有恩不報，不仁不義，於禽獸有何異？

專制體制決定了文人只能奴顏婢膝，想要有自己獨立的思想意識，可是“臣妾做不到啊！”所以傳統的知識分子大多是一種侍妾心理，以色事他人，察言觀色，這在唐人朱慶餘的“洞房昨夜停花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一詩中刻畫的可謂是入木三分。即便是被民間稱頌的“海青天”因為上書罵皇帝被關入錦衣衛昭獄，當他聽到嘉靖皇帝晏駕的訊息便大哭起來，剛吃進去的飯被吐了出來，甚至嘔血，昏死過去，終其一生，與貪官為敵，但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甚至為昏君之死哭的死去活來，這不得不說是專制體制下培養出的知識分子們的侷限性。皇帝對於他們來說不僅是天、是君，還是父。如果對皇帝不忠，就是不孝。按照這種邏輯，如此不忠不孝之人，還不找塊豆腐上吊算了。

值得慶幸的是兩千年的專制社會並非一直都是如此，魏晉時期好比是汙泥中大放異彩的一朵青蓮，令人賞心悅目！

說起魏晉，就不得不說起位於其前面的漢朝，那是個建功立業的時代，是馬上封侯的時代。張騫、班超出使西域，封侯於域外；霍去病、竇固北擊匈奴，封狼居胥、燕然勒石······總之這是一個大氣恢弘的時代，正如陳湯在擊敗匈奴後給漢元帝上書中所說：“有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這就決定了在這個時代有一個群體性目標：開疆拓土，這是所有人的共同意識，不可能關注個體的意志與理想。所以在這個時代，文人是沒有獨立意識的。

之所以文人沒有個體獨立意識，是因為漢朝是個大一統的時代，政治、軍事、文化大一統，只有一種思想作為社會的價值標準。然而到了魏晉，政權交替頻繁，社會動亂，再無往昔的大一統，文人們的思想言論也就有了自由的天地。於是我們看到了以“竹林七賢”為代表的真名士，“是真名士自風流”！他們不拘禮法，行為怪誕，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大有西方犬儒學派之風，犬儒哲學家們露宿街頭，以乞討為生，衣衫不整，行為怪誕，蔑視禮法、權威。如第歐根尼，當亞力山大問他需要什麼時，他說：“請走開，別擋住我的陽光”；再者如克拉底和其妻辛帕其亞（女哲學家，同樣為犬儒學派）公然在大街上愛愛，絲毫不覺羞恥。透過這些，我們可以對魏晉時期的名士們大致有些瞭解。

譬如嵇康，面對司馬氏政權假“名教”之名行篡位之實，拒不出仕，以打鐵為生。但最終還是被司馬氏迫害了，臨刑當日，彈奏一曲《廣陵散》，三千太學生為之動容，曲罷一句“《廣陵散》於今絕矣！”，便魂歸邙山。再如阮籍、劉伶者，終日杯酌在手，口不離酒，一句“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一句“天地天地乃我房屋，房屋乃我衣服”，儼然一狂士耳！又有陶淵明一句：“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耶！”更是將名士風骨體現的淋漓盡致。

可惜名士之後無名士，魏晉之後只有奴士而已！我們今天回顧這段歷史，還是覺得酣暢淋漓。按今天的標準來說，這些就不是成功人士。但是“肉食者鄙”，他們雖然沒錢，但尊嚴是高貴的，是無價的！

作者：

東園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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