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什麼是“魏晉風度”嗎？

東漢時期，由於政府提倡孝道，並且將此作為選拔官吏（舉孝廉）的一項重要標準，所以社會上逐漸形成崇尚個人德行的風氣，也即重視“名節”。這固然可以推動人心向善，使得民風醇美，但難免也有走極端的情況。到後來，便出現了一些競相標榜，甚至為彰顯個人名節而不惜弄虛作假的現象，道德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個人贏取功名的工具。東漢滅亡後，中國開始進入長期分裂時期，傳統的道德觀念受到一定衝擊，一些新的風氣開始形成；這種風氣孕育了最能反映人內心的文學自覺，其中最具影響力的便是以曹操父子為代表的“建安文學”。曹操出身於宦官養子家庭，與當時具世家大族背景的所謂的正統名士自然有所區別，他講求實際，注重實效，不為“名節”所困；表現在文學創作上，便是不受傳統和陳腐的內容與形式的制約，這為當時文壇帶來了慷慨渾樸、清新剛健的新風。他的兒子曹丕、曹植（前者是著名的文學評論家，後者是才華橫溢的詩人）的文學也各有風骨，與其父並稱為“三曹”。與三曹同時的還有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等七人，他們同為建安時期（196—219）有名的文學家，世稱“建安七子”。

在“建安文學”新風氣的開導和影響下，到了曹魏正始年間（240—248），出現以何晏、王弼、夏侯玄等為代表的一批名士。正始名士的一個特點是服用一種叫做“五石散”的藥物，這種藥物由丹砂、雄黃、白礬、曾青、磁石等礦物煉製而成（也有不同的配方說法），服用後會令人全身發熱，因而需要“行散”，就是透過走路使熱力散發出去。因為人服藥後會發熱，而且面板會變得細嫩到“吹彈可破”，所以便不能穿新的和緊身的衣服，也不能穿鞋而要穿“屐”；另外還要吃冷的食物，用冷水澆身，所以五石散又叫“寒食散”。又因為不常換洗衣服，所以身上會長蝨子，一邊抓蝨子一邊清談（成語“捫蝨而談”即由此而來）便成為一種時尚。何晏、王弼、夏侯玄三人同為服藥的祖師，其中王弼20餘歲便去世，而何與夏侯二人因與曹操關係較近密，受到司馬氏的仇視，與嵇康一樣都為司馬氏所殺害。

在“正始名士”之後而起的是“竹林名士”，他們的特點不是服藥，而是飲酒，其代表便是嵇康和阮籍。嵇康的生平與遭遇見於前文（參見上題）；阮籍則是前一時期“建安七子”中的阮瑀之子，他年輕時放縱不羈，史書記載他看人時會用“青白眼”，也就是當他看得上某人時就兩眼正視（眼球是黑的，故謂“青眼”），而看不上時就給人家白眼。我們今天漢語中所用的一些成語和字詞，如“青睞有加”、“青眼相加”、“白眼相向”等，就是從阮籍而來。阮籍為了躲避現實的人生與政治，經常喝得酩酊大醉，借酒佯狂，而且口中絕不評論他人的好壞。有一次司馬懿想和阮籍結為親家，但阮籍卻一醉兩個月，此事只得作罷，其為人由此可見一斑。阮籍的詩文水平極高，他創作的《詠懷》八十二首組詩，是文學史上的豐碑之作。劉勰曾在《文心雕龍》中評論說“阮旨遙深”。竹林名士中的其他幾位，如山濤、阮咸（阮籍之子）、向秀、劉伶、王戎等，也都是一時才俊，他們相與為友，打破禮教，崇尚自然，天真放達，嘯傲竹林，世稱“竹林七賢”。

晉室南渡以後，以正始名士與竹林名士為代表的“魏晉風度”便走入了最後的階段。這時，沒有那股名士真精神而刻意做表面功夫的人多了起來，如沒有吃藥而假裝吃藥、行散、穿寬大的衣服者，不能寫文章而只能空談者……雖然社會上也還有如王羲之“袒腹東床”的曠達與陶淵明“悠然見南山”的情懷之餘風，但畢竟相較此前“是真名士自風流”的氣息已經消退了許多。當然，此時佛教思想已經滲入較深廣，對於魏晉時期的中國本土思想有著潛消暗解的作用，也是一重原因。總而言之，東晉以後，魏晉風度便逐漸淡出了歷史舞臺，但作為特定歷史時期而產生的一種精神解放的潮流，魏晉風度那種至情至性的人性光輝卻被傳頌千古。